到大西北的戈壁滩，在404核工业基地参观展览会时，看到了一位上海老师傅的大照片，他的名字叫原公浦。我问404的党委书记，原师傅现在在哪里？书记说他已经退休回老家了。今年，当杨利伟搭载飞船到太空作环游时，我产生了拜访原师傅的念头。终于，在梅陇镇老街边上的一条弄堂里，我找到了已经69岁的原公浦。 　　

   革命青年是块砖 　　你知道杨利伟的宇宙飞船顺利返回地面的日子是几号？10月16日，正好是我国{dy}颗原子弹爆炸的日子，那是1964年的10月16日，这{yt}，我兴奋得怎么都睡不着啊！ 　　是呀，我姓原，就是原子弹的那个原，也许这就是我的命，也许我和原子弹有缘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姓这个姓，反正跟原子弹挂上了钩。我是山东掖县人，12岁就当了儿童团团长，半夜里偷了国民党的子弹，悄悄送给八路军；14岁就背粮食背弹药往前线送。因为当时我的个头太矮，所以没有参军，就跟着大哥到上海来学生意了。 　　我到一家私营工厂做车工，那时候正号召知识分子工业救国，我们厂里有好多大学生和留学生，他们为我们上课，教我们技术，还送我们到交通大学去听课培训，所以，我的车工技术进步很快，简单的图纸都会画，满师后就是四级车工了。1956年公私合营，我就到了上海汽车底盘厂，这是一个大厂，我当团总支书记，领导400多个小青年。那时候，当书记都是业余的，我的岗位仍然是一名车工。我有个师兄叫毛金福，就是xx歌星毛阿敏的父亲，前不久他还来看过我。 　　1959年，国家二机部到上海选调优秀的技术工人，去西北从事一项很重要很保密的工作。我们厂的两位无锡籍师傅被选中了，先让他们到家乡休息一个月，然后上大西北。他们公休回来后都说不去了，党内警告也不去。我想那么我去吧，革命青年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我是团总支书记、上海市团代会的代表，党龄都已经3年了。我立刻报了名，也没有告诉郭福妹。哦，郭福妹是我妻子，她原来跟我是一个厂的，比我小5岁，后来我们谈恋爱结婚。我丈母娘气得不得了，说你一个人到戈壁滩去工作，我女儿靠什么啊？ 　　那时候，我要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其实自己都不太清楚，{jd1}保密。到了北京参加集训时，宋任穷部长给我们作报告。他说：xxx要派你们去搞核武器啊，这是国家大事、天下大事啊。陈毅元帅说了，你们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xxx说过，没有原子弹和氢弹，我们说话就没人理。 　　我们这一伙人心里激动得一塌糊涂。赫鲁晓夫说中国5个人合穿一条裤子，20年都搞不出原子弹，我们偏要争这口气！ 　

　怎么会叫我“原三刀”？ 　　我和大批专业人才一起，为了东方的那一声巨响，告别了父母到了戈壁滩。那是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在甘肃的大漠深处。不到西北不知道中国大，不到戈壁不知道生存难。那里的条件比我想象的还要差，三天两头刮风，一刮风人面对面都看不见。沙漠地带没有水，每个人每天发一茶缸水，喝水是它，洗脸是它，洗衣服和裤子袜子还是它，{zh1}还舍不得倒掉，泼在床底下，让空气湿润一点。 　　那时正好是我们国家自然灾害，发的粮食吃不饱，人都浮肿了，只能背了个筐到二三十里地以外去挖骆驼草籽，那是黄羊吃的东西，带回来和面粉青稞粉一起拌着吃，实在是很难咽下去的。没有新鲜蔬菜我们只能吃烂的咸菜，那是从四川拉过来的。我们硬是饿着肚子试验原子弹，为了中国的强大，什么苦都吃了。 　　1964年，中国原子弹的研究生产取得了成果，到了{zh1}一关，要加工原子弹的核心：铀球，不仅要求光洁度高，能照出人的面孔，尺寸不能相差一丝一毫。来自全国的许多车工进行技术比武，谁的技术精谁来接这个重任。结果，已经是六级车工的我被选中了，我是404核基地的机械加工班班长。 　　从那时开始，我进行了半年的封闭式操练，反复用代用模拟部件进行加工。妻子发烧发到39.8摄氏度，我不知道；妻子流产了，我也不知道，埋头操练。按理说进入污染区每天只能工作6小时，可是我一大早进去，到晚上才出来，有时候干了20小时。躺到床上还睁着眼，眼前都是铀球、铀球、铀球。一直操练到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到车床上的每一个操作手柄，一听声音就可以判断出哪个齿轮有毛病。整整半年闭门操练，人瘦掉15公斤，只剩45公斤了，精神压力非常大。 　　你知道吗？铀235每一克要比黄金贵几百倍，要做成核爆炸的铀球，达到超临界的质量，要多少钱啊！现在我一看到非典时期医生穿的防护服，就想起那时我穿的防护服，差不多，庞大，里里外外好几层。非典防的是病毒，我防的是放射性极大的铀235，极毒极毒。铀的来源只能从铀矿石中提取，铀矿石中的铀含量只有千分之二，从铀矿石中提取的铀叫作铀238，这其中只有0.735%才能使用，这部分称为铀235。那个铀球正是原子弹的核心，爆炸实际上就是铀235超临界xx反应！ 　　xxx总书记那时来我们404核基地视察过，他说：你们要大胆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不好是我们书记处的。小平同志还亲自看我加工模拟部件。他参观完了，我就关了车床，脱了防护服，换上便装，然后跑向办公楼和小平同志合影。警卫员一把把我拦住了：你想干什么？幸亏我们厂长帮我解了围，我才拍上照。 　　张爱萍将军的比方更是生动：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1964年4月30日是我光荣的日子，领导决定由我来加工中国{dy}颗原子弹的核部件！我穿上笨重的防护服，戴上特制的口罩，套上双层乳胶手套，像外星人那样一步一步走上操作台，接着发生的一切，这本美国人约翰·刘易斯写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里叙述得很详细，我不知道美国人怎么会了解得那么多，你看这一段： 　　“当铀球在夹具上夹好后，出了问题。原面对从未遇到过的现实，失去了沉着，显得很慌乱。他突然意识到他所承担的风险，因为他此刻要加工的是极其致命的铀球，而不是钢球。他的工作决定着数万人为此奋斗10年劳动成果的成败。他担心严重事故带来的后果，他一想到可能发生的事故，就禁不住双手发抖。由于双手不断颤抖，结果使铀球掉到了切屑盘中……” 　　其实，当时我的感觉和杨利伟上太空去是一样的，心里是很有把握的，只是责任太重大太重大。 　　当时我加工的时候一想到这不是普通的钢球，而是我国{dy}颗原子弹的“心脏”，手就有些发抖。 　　在一旁的祝工程师说：“小原，这项工作对你来说不成问题。失误不是由于缺乏经验，而是机床真空吸盘出了点问题，你一定能干好！”听了这话我很受鼓舞，休息一下，喝了几口牛奶，我再一次走向车床，开始一刀一刀精细加工，三四层衣服全都湿透了。 　　终于，只剩下{zh1}三刀了，这是关键的三刀，车多了，整个铀球就要报废，20万科研人员忙了10年的成果就要在我手里泡汤；车少了达不到标准，产生了硬化层，就加工不了了，铀球不能拿去组装，原子弹根本不能爆炸。我定了定神，向徐总工程师报告：我要加工{zh1}三刀了。徐总工程师批准了我的请求。我全神贯注，车一刀，停下来量一下尺寸，然后进第二刀，再停下来，就像为一位总统做心脏移植手术，车完{zh1}一刀，我几乎是瘫倒在地上。当检验员报告核部件各项数据全部达到设计标准，大家拥了上来纷纷向我祝贺，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滚了出来。 　　可是我还是不放心，一直到我国{dy}颗原子弹在10月16日爆炸，我才松了一口气。我虽然是个普通的车工，但我参与了一件大事，xx科学家钱三强说我：“你是一颗螺丝钉，一颗非常重要的螺丝钉。” 　　

   我的身体有研究价值 　　不仅仅{dy}颗原子弹的铀球，我们国家许多次核试验的核部件加工，都是我{dy}个上岗的，它们都是从我的手上送出去的。这一些，除了厂里部分同志和上级领导，其他人都不知道，包括我的妻子。 　　那时候核试验非常保密，到我们404核基地，要经过5道警卫xx的检查，进到现场，还要过三道门，我这个主加工者和外界联系极少，失去了不少朋友。我为了{dy}颗原子弹核部件的加工，闭门操练了半年，连母亲的去世都来不及赶回去。 　　你知道的，我工作的地方是高危区，接触核武器就要接触核放射，接触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些加工者。我们的事业就是两个字：牺牲。有一段日子，我的左手虎口老是有些痛，到分厂医务所去看看，沈医生说：原师傅，你的虎口里面有东西呢。他就帮我开刀，挖掉了一块肉，然后送到中央分析室化验，看到化验结果，大吃一惊，原来是非常毒的放射性金属钚239。化验员对我妻子说，这钚239在原师傅身上竟然埋了七八年，数据高得不得了，你买一点好吃的给原师傅吃吧，他肯定…… 　　

  现在我早已退休了，国家规定，干我们这一行的，干一年，工龄算一年半。我回到了上海，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子是404核基地借给我住的。 　　我退休后我的老师兄毛金福来看我，就是毛阿敏的爸爸，他问我现在一个月拿多少退休金。我说900元。他说怎么可能，老原啊，你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我心里想我非但没有犯错误，还是有功之臣呢！我老婆的退休金就更少了，只有500元。她在核基地干了几十年，她要是还在上海汽车底盘厂，收入就好了，我拖累了她。现在我们老两口子，中午就半斤切面，老太婆总是拣便宜的面买，大米也是买价格{zd1}的，家里点的灯都是3瓦的节能灯，能省的尽量省。最近，我身体很不好，嘴唇发紫，胃不舒服，眼睛白内障，还有莫名其妙的皮下出血，心跳只有50多跳，我知道我肯定得了什么病。在核基地工作了几十年，直接接触铀235和钚239，放射性的东西使我的xxx很差。我偷偷到医院去打听，要是检查一次要多少费用。医生说3000多元。我不去检查了。要是检查出来是癌的话，我妻子更受不了，随它去吧。我想我是热爱祖国的，我的身体从人类生理角度来说还有一点研究价值，我死后躯体就捐献给医学研究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