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集体食物中毒，已不可避免地接二连三发生：

2001年元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一建筑工地62名民工误食未煮熟食物，发生食物中毒，被送往医院急救。

2003年8月，苏州工业园区近400名民工因食物中毒，被连夜送医院急救，病人们控诉说:他们全是吃了工地食堂的菜中毒的！他们建筑工地的食堂是老板的妹妹承包的，经常从菜场买一些不新鲜的菜让民工吃，“今天卖不完的菜，明天再拿出来卖，不管卖到第几天，一定要把这些饭菜卖光为止。”

2004年6月，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一家建筑工地发生了一起41名民工集体中毒事件，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疾病控制中心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民工出现呕吐、腹泻、xx等症状，系食用了存放达20小时的剩馒头所致。

……

去年上半年，中国十多个省市的粮油批发市场上，陆续出现了一种被称作“民工粮”的大米。它比一般大米便宜三分之一还多，而且非常抢手。

“民工粮”因大量销往工地而得名。从外表看，“民工粮”和其他的大米相比，颜色发黄，拿在手里闻闻，还有发霉的味道。

“民工粮”其实就是陈化粮，而陈化粮是指已经陈化或变质、不宜直接作为口粮的粮食。相当一部分陈化粮中，都含有大量的致癌物醛，以及黄曲霉毒素——目前发现的最强的化学致癌物。

不少粮油摊位都出售“民工粮”，但“民工粮”并不是摆在明面上，大多是藏在后库房的，不过也有明目张胆摆在外面的，销售呈公开化趋势，在天津，甚至还打出了广告，上面直接写“民工米”！

在缺乏行政部门监管，也缺乏舆论支持的情形下，民工餐桌上的食物质量越来越差。他们曾在乡村种过粮、养过猪，也许他们的妻子和父母现在还在乡下种粮、养猪，而如今他们却在城里吃着陈化粮、垃圾肉……

漫漫回家路

一年一度的春运，一年一度的票荒，一年一度的拥挤与忙乱，身心俱疲，苦涩无奈。

民工买票到底有多难？去年1月10日晚，《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寒冬的雨夜亲历了民工通宵排队买票的全过程。

晚上10点，记者来到上海市曹杨路400号——普陀体育馆。这是上海火车站为方便民工买票而临时设立的售票点。记者和民工一道排在等待购票的人海中。那几天上海连降细雨，站在雨中不知不觉鞋子、裤子就已湿透，冷得直打哆嗦。

晚上11点左右，一位身披雨衣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在记者右手背上用红色水笔写了一个号码“481”。记者这才诧异地发现，队伍中每位民工手背上都依次画上红色编号。编号人员说，11日买票顺序就按编号大小排列。

记者不禁有些疑问，既然编了号，大家为什么还要连夜守在门外呢？经打听才明白，等待买票的民工们既不知道工作人员什么时候来编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放行到大厅排队等候买票，即使加上编码的，一旦错过“放行时效”也得等在队伍{zh1}。

凌晨3点左右，天继续下着冷雨，湿漉漉的馆外马路边，已排起了近500米的“人龙”。连续几天排队排出经验的民工们全副武装，披着雨衣、戴着口罩等在队伍里，衣服和鞋子用塑料布裹得严严实实以防湿冷，他们随身携带着热水瓶、熟食，饿了来点“夜宵”，冷了喝点开水。初来乍到的民工们衣衫单薄地站在风中瑟瑟发抖，鞋袜湿透实在冻得不行，干脆在马路边蹦来蹦去增加身体热度，马路上蹦蹦跳跳的队伍远看就像一条蠕动的长蛇。

凌晨4点左右，记者明显感受到一股寒气从脚底直逼胃里，饥寒交迫。队伍里传来了阵阵骚动，七八个穿制服的人驱车赶来，其中一个号称是“头”的胖子高声吆喝：“排好队，站好、站好！我们来查号了！”七倒八歪的人群顿时齐刷刷地站起。

5点钟左右，记者终于随民工一起，踉踉跄跄地走进了卖票大厅，腿脚冰得近乎麻木。大厅里除了偶尔的喷嚏声外，安静得很。民工们个个饥寒交迫、疲惫不堪。

大厅内，大家都在忙着清理湿透的鞋子和裤子，大厅外“高高兴兴出门打工，欢欢喜喜回家过年”、“民工兄弟，欢迎下次再来上海”的标语显得格外醒目，民工手背上一个个编号也红得格外刺眼。

就在这时，突听一名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拿着大喇叭高喊:“向大家通报一下，上海西站的票我们这儿一律不售。”声声抱怨随之响起。记者很纳闷:难道这些信息只能在通宵达旦排队后才能告诉民工吗？

江西来沪打工的罗先生终于买到了当日{dy}张返乡火车票，他一边抹着被雨水打湿的头发，一边有点语无伦次地跟记者说:“票可终于拿到了！”在这之前，年过五旬的罗先生在指定售票点上海普陀体育馆外，排队等候了整整两天两夜。

票总算买到了，但漫漫回家路，仍然上演着无数悲剧。

这几年，不时可见这种让人心酸的报道：春运期间列车超载、乘客拥挤，民工突然精神失常。一名突发列车精神病的民工持刀刺死另一名不相识的乘客，前来制止的乘警也被刺成重伤;一名民工突然拿出一大叠百元大钞，竟在车厢内大把抛撒人民币；一名民工站立过久，突然打碎玻璃，纵身跳出车外……

2004年1月9日,上海开往重庆的Ｋ74次列车上，从上海打工返乡的安岳农民杨某，由于车内拥挤、空气憋闷，在列车即将抵达重庆站时，夫妻俩精神突然失控，持刀冲进3号车厢乘务员室，将乘务员逼到角落，并将门反锁。

列车进站后，夫妻二人见到窗户外有人（便衣xx），情绪激动:“不准看,快走开,我们是铁道游击队……”丈夫不停地持刀挥舞，同时语无伦次地咆哮:“火车到了……我带了茶水……你们回家了……”

xx试图轻言细语说服他们，气氛有所缓和，突然一声高亢的火车啸叫传来，那男子触电般乱叫开了:“鬼子的装甲车进村了……”语音未落，突然疯狂地持刀直奔列车员。眼见形势危急，车外埋伏的几名刑警一跃而出，用铁棒砸破了车窗玻璃，一番混战后，制伏了这名男子，四名刑警亦告受伤。

这类惊险场面越来越多，新华社在2004年1月18日还专门播发了一则春节卫生知识：

春运期间，相当多的旅客是外出的民工……为了避免发生类似“旅途精神病”这样的悲剧，希望外出民工乘火车时，尽量避开春运高峰期。在乘车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如长途旅行要备足食物和水，安排好行程，准备一些应急的药品等。临行的前{yt}，一定要吃好、休息好，切忌因情绪激动而影响休息，因睡眠不足造成疲劳。在列车上，尽可能保持正常饮食……

被妖魔化的民工

每年春节前夕，在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的一些现代化居住小区里，会出现这样的文字：“春节将至，民工回乡，希望广大居民提高警惕，加强防盗意识。”这显示出，一些城市出现了“妖魔化民工”的趋势。

例如，杭州某商场工作人员拒绝四个看起来像“民工模样”的男人进入该商场;某房产广告称“小区安静，没有民工骚扰”；某公厕上告示“民工禁用”；苏州一xx小区xx民工入住，即使这些民工是以合法的租用手续入住的;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东溪村公园的门口曾悬挂这样一个告示长达一年之久:禁止外来工入园，违者罚款100元……

2002年，一位陈姓青岛市民给当地报纸写信，提议在公共汽车上设立“民工专区”：

“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伙伴城市，青岛的市民素质步步提高，其着装越来越干净。而与此同时，在青岛打工的民工却素质低，不讲卫生，衣服上沾满油污，乘公交车时经常碰到市民身上，引起市民的厌恶，时间久了，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在公交车上隔出小块区域专门供民工使用，这样可以减少市民对民工的厌恶感，xx双方的隔阂和矛盾。”

对民工们来说，再苦再累，也比不上城里人歧视带来的伤害。

数字100市场调查公司2004年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做过一项调查，实际完成样本量327个，调查结果是：民工受歧视的问题比较普遍，55%的民工认为自己在城市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对待，认为受到较大或很多歧视的比例达到20%。

调查显示，民工感觉最难接受的是:被嘲笑、作弄或遭人白眼（22%）;被执法人员随意扣留罚款（13%）;服务人员对民工态度明显较差（12%）。

调查同时显示，民工最反感的歧视内容在三个城市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北京主要是拖欠工资、被人嘲笑作弄、被人扣留和罚款；上海主要是被人嘲笑作弄;广州则主要是被人扣留罚款以及服务人员对民工态度差。

歧视民工造成这样一种怪象:城市人离不开民工，又希望民工不要进入城市人的生活圈。

零点研究集团新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进城务工者普遍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他们当中有72％的人表示愿意与当地城市居民交往，有82%的人“喜欢城市的生活”，69%的人“希望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90%的人“希望能被这里的城市居民尊重”。但结果往往令他们失望。

一位名叫冯俊岩的民工，在跟《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长谈时，感叹说：“我来天津十年了，还未交着一个城里朋友……”

冯俊岩生于1965年，安徽太和县人，他说：“1994年我和妻子翟秀花一起来天津谋生。从拾荒到卖菜、卖水果，现在有了一些积蓄，还有两辆卡车，一辆做水果生意，一辆跑运输拉砖，每年还给家里的老人寄许多钱回去，10岁的儿子也接到天津上学，现在读四年级。按说我过得还可以，用你们城里话，算是成功人士。可是我有一大苦恼，10年了，没有交着一个天津市的朋友。”

“俗话说出门靠朋友。10年来，我努力维系着朋友圈子，经常交往的铁哥们也有二三十个，有安徽老乡，也有其他外地来天津打工的，但都是‘同类人’。我没交着城里朋友，不是不想交，也努力过，但那是一面热，人家城里人根本看不起你。”

“也有一种城里人主动找我们交朋友，但几乎都是城里地痞。起初我们不知道，听信了‘有事找我们’的话，以为在城里有了朋友，不受人欺负。可是，我们养不起他们，帮一点小忙，他们没完没了地找你要钱，xx、xx、xxx，赚的钱还不够他们花的，还打人，跟掉进了陷阱一样。{zh1}花了好长时间，费好大劲才摆脱他们。”

《瞭望东方周刊》就这个问题在天津街头也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他们的回答是:“没想过要和他们交朋友”;“他们那么脏，怎么可能互相交往”；“他们没有户口，没有个单位，没有个固定住处，上了当哪里找去”；“没有共同语言，在一起说什么呢”；“和民工交朋友，没有搞错吧，农民企业家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