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

（1876年11月7日－1934年7月4日，终年67岁）

居里夫人之死：镭的母亲的{zh1}岁月（1）

春天，是法国巴黎一年四季中最美——鲜花开得最艳的时节。姹紫嫣红、五彩缤纷的鲜花装点着这座古老而繁华的都市——广场上、大街旁繁花似锦，公园里、宫殿前花香扑鼻，就连座座建筑墙壁上的花篮、花盆里，也都百花怒放。

此时，坐落在清澈、柔美的塞纳河南岸的巴黎镭学研究所，一片宁静——四周的高墙阻隔了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喧嚣与糟杂。然而，这座神秘、幽深的科学殿堂里却与尘世一样，百花争艳，芳香飘逸。

在这片别致的建筑群落深处，一座由白色大理石镶嵌的四层楼房，在春日阳光的照耀下，放射着耀眼的光泽；在它的门前，一块高大的石碑上刻着几个醒目的大字：居里楼。

这天是1934年5月的{yt}。上午9点，满头白发的居里夫人准时走进居里楼的大门，开始了她繁忙、紧张的{yt}。

自从半年前——1933年12月她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之后，长期伴随她可却从不被她在意的低烧，似乎更加频繁了，疲倦也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她的身上。她时常虚弱、无力，有时爬上四层的办公室，竟累得浑身大汗淋漓。凡是给她看过病的医生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工作劳累过度。从那时起，她不得不接受医生的建议暂时休假了——她脱下实验服，放弃复杂的锕族实验，离开居里楼里的办公室、实验室和阶梯教室，在长女——研究院的伊雷娜博士的陪伴下，到凡尔塞溜冰，到巴黎东南部的萨拉阿山区滑雪，并同从波兰华沙专程赶来看望她的姐姐布罗妮施拉娃到南方旅行。短短的假期结束后，虽然她还不能恢复实验，但在每周二和周五，她还是执意重新回到研究院为她的学生们上课，没有耽误学生们的一堂课。

春天来临的时候，她苍白的脸色渐渐有了些血色，体力也开始恢复，但低烧和疲倦感仍未xxxx。

近几天来，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坚持上班了。作为研究院理事会的理事和放射学实验室主任，她感到几个月来为治病和休息花费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她想每天多工作一会儿，把那些被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像往常一样，随着不知何人“夫人来了”的一声呼喊，许多穿着白色工作服的青年人——她的学生和同事，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房间蜂拥而出，跑向一楼前厅，把夫人团团围住。

居里夫人身穿一条黑色棉布长裙——这是她一生中最喜爱的装束，雪白的银发梳向脑后。虽然她的周身没有一件珍贵的饰物——项链、胸针或戒指，但她的气质却格外高雅和富贵。她的面容苍老而美丽，庄严而慈祥，刻在宽阔前额上的皱纹映衬着她一生的艰辛和追求，灰色的眸子里传达着她的睿智和执著。她的脊背弯驼了，步履迟缓了，可她的脸上却洋溢着对事业的热爱和对年轻人的希望。

青年人围拢在她的身边，一边快乐地向她问候，一边争着向她报告实验的结果、请教问题或征求意见。

“在威尔逊的实验室里，镨已经溶解。如果能到那个充满饱和水气的云雾箱去看看，您就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结果……”一个兴奋而羞怯的声音。

“好的，继续你的实验，你会得出xx的数据……”居里夫人微笑着说，“我会抽时间去你那里。”

对待她的学生和同事，她从来都很客气，无论是谁，她都不会直呼其名，而是加上先生、夫人或小姐，让人丝毫感觉不到一位誉满全球、曾经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大科学家的盛气凌人。

“夫人，我提出的那个方法可以采用吗？”又一个学生的话语。

“福尼埃先生，你的意见很好。但是我又想出了另外一种办法，应该可以成功，等会儿，我会同你谈一下……”

“夫人，我还是认为我的计算是正确的……”

“科泰罗夫人，昨天晚上，我重新计算过，我得出的结果同你略有不同，你再计算一次，好吗？”

她轻车熟路地指导着她的学生和同事，就像一位{dj0}的象棋大师，不必看棋盘，就能同时与多人对弈，而且信手拈来的每一步，都是令人叫绝的好棋。

她是放射学的奠基人，在这一领域里工作了40年；她是镭学研究院放射线实验室从始至今的主任。20年来，所有用她精通的英、法、德、俄波兰文写成的书籍，只要与研究院进行的实验有关，她全部阅读过、研究过。她是镭的母亲，也是镭的活字典，每个师从于她或与她共事的人，都会在她的一言一语中获得无尽的知识。

人们渐渐散去了。她喘息着攀上楼梯，走过长长的走廊——四楼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是她的办公室。

这间极其狭窄和拥挤的房间，以及内部极其简陋的摆设，看上去与她在法国乃至世界科学界享有的崇高名望极不相称。房间里摆放着一张破旧的橡木办公桌，一个文件柜，几个书架，一架打字机和一把磨损了皮面的扶手圈椅。

房间的窗台上摆放着一个精致的花盆，一簇雏菊正开着几朵洁白的花朵。

夫人爱花，并且格外偏爱白色雏菊。她常说，白色雏菊像一个漂亮、单纯的小女孩儿，看到它，仿佛自己也年轻了。

操起一个小浇花桶，她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把水珠洒向叶片、花瓣，并久久地看着清水渗进花土。浇花是夫人走进办公室的{dy}件事，无论多忙，她也不会忘记让盆花美美地饱饮一顿清水。

“夫人，”秘书拉塞夫人捧着一大摞信件、公函和行政文件走了进来。

夫人向秘书微笑了一下，转身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开始一封一封地看着信封上的收信人的写法和寄信地址。

几十年来，每天她都会收到数不清寄自于世界各地的信件，其中的绝大部分是请求签名的陌生人寄来的。渐渐地，她已学会了鉴别它们——只要看到信封上不熟悉的寄信地址或“巴黎，居里夫人”“法国，学者居里夫人”的字样，她就会轻而易举地把它们区分出来。今天的这厚厚一摞信件，差不多又都属于这种性质。

“这些由您处理，谢谢！”夫人答复这些来信人的方法，是让她的秘书为他们每人寄一张印有“居里夫人不愿意赠与亲笔签名或在照片上签名，敬祈原谅”字样的卡片。

“这几封信得回复。”

拉塞夫人立即拿起钢笔准备记录——每当遇到以为夫人能治好一切病症、能减轻任何痛苦的绝望者的信件，她都会口授内容，由秘书代为回复。

拉塞夫人静静地等着夫人说话，可是过了许久，夫人也没有张口。

“对不起，拉塞夫人，我的头很晕，而且耳鸣……”夫人用右手的拇指和中指使劲儿地按着太阳穴，眉头紧紧地皱着：“让我休息一会儿，请原谅。”

“需要我帮助吗？夫人”拉塞夫人关切地问。

“谢谢您，也许是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过一会就会好的……”

拉塞夫人望了一眼脸色苍白的夫人，不情愿地悄悄地退出了办公室。

几个手里拿着几页草稿、等候在门口的学生正要鱼贯而入，被拉塞女士挡住了，“夫人有些不舒服……请不要打搅她。”

静静地坐了一会，夫人感觉头脑清醒了一些，也有了一些力气，正要招呼秘书，突然看到摆在桌角的《放射线》一书的校稿，便埋头校对起来。

整个上午，夫人没有离开她的办公室，厚厚的校稿就要校对完了。

中午的时候，xxx居里楼的大餐厅。如果没有长女和次女艾芜在家里等候她共进午餐的话，她都会与同事和学生聚在餐厅的圆桌前，边吃饭边聊天，并在饭后在居里楼后侧的大花园里散步。

这天是星期四。整个下午是她一周中最轻松的时光。她不必像周一和周三那样把自己关在教室里备课，而后在5电钟时去小阶梯教室为二三十名学生讲课；也不必像周二和周五那样去会客室接待求见者和记者，同他们没完没了地长谈。因此，她利用这个下午去实验室。

一点半的时候，她从办公室那个圈椅上起身，习惯性地望了一眼窗台上的雏菊，然后穿上黑色实验服，走进了那间窗户宽大、格外明亮的实验室，默默开始了金属锕的制备。

她随心所欲地摆弄着试管、烧瓶和烤钵。在进行放射性物质实验时，她严厉地要求学生必须用夹子移动试管，不碰没有遮护的容器，精心保护自己的身体；然而每次，她自己却漫不经心，很少注意这些。

时钟指向三点半。已经在实验台前忙碌了整整两个小时的居里夫人，突然觉得四肢无力、心慌气短，先前的头晕也加重了。她勉强站起身，认认真真地冲洗搅动棒、蒸发器，然后把实验台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时，她的双手在颤抖，额头已经渗出了冰凉的汗珠。

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和口唇显得愈发苍白。

“您不舒服吧？”拉塞夫人不知何时走了进来，并轻轻地扶住了双腿发颤的居里夫人。

“是的……这里太闷了……”她有气无力地说：“您陪我到花园里走走好吗？”

  居里夫人在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