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近日，广州的一项课题调查显示，广州存在五大强势利益集团。他们扩张的原因和社会背景是什么？

夏学銮：应当说，这些所谓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出现，是赶上了转型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交换为价值取向的发展契机。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有利于财富的集中。

现在不是计划经济时代，谁穷谁光荣，现在是谁发财谁光荣。这个社会舆论是有利于财富增长的，谁能赚钱是受到赞扬的，社会价值导向是鼓励的，整个舆论环境是有利于强势利益集团发展的。

强势利益集团在这个宽松的社会条件下，如何遵纪守法，如何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而不是靠欺诈、不是靠钻国家政策的空子、不是靠暴力、不是靠偷税漏税这些不公平手段来发家致富，确实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南都周刊：就全国来看，您认为存在的强势利益集团主要是哪些社会阶层？

夏学銮：强势利益集团这个情况，确实不是只有广州存在，是全国都存在的。

所谓“强势利益集团”——可能现在大家都蛮有意见的首先是房地产业，他们在占据财富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而房价居高不下，引起了社会公愤，可以说房地产业不考虑社会民意，有的甚至还在大放厥词，鼓吹高房价。这样的企业家就是不以社会良心、公德、社会价值取向为导向了，而是xx从谋取暴利的角度，xx以个人为中心来考虑问题了。

另一个就是垄断行业，像石油、电信，铁路铁道，电力行业等，这些也是先富起来的一群。再一个就是民营企业家，改革开放初，利用政策的优惠首先捞到{dy}桶金，后来发展得就很快了。再有搞股票的，金融产业的，也很容易成为所谓的强势集团。再如IT产业，不要说董事长、企业主了，他们的员工很多都是上万元的月薪，这个是其他工薪阶层不能相比的。

南都周刊：您觉得是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使这些行业占据了强势地位呢？这里面有没有权力与利益的结合？

夏学銮：由于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还不够彻底，有的行业利用了传统的资源优势，垄断地位带来的天生竞争优势。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种经济并非xx地等价转换，中间可能出现一些结构性的空隙与漏洞，使得一部分人违规操作，出现暴发户、贪污腐败等等，还有权力寻租、权力出租、权钱交易等等。

比如说，一个掌握着批土地权力的单位，一个只要拿到土地证就能赚很多钱的地产商，互相之间就出现了这种权力与利益的合谋。一开始甚至出现光靠倒卖土地批文就赚大钱的情况——开发商都不需要进行实际操作，这个地块在他们手里头就不知涨了多少倍了。这就是中国地产价格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是国际性的，赶上国际水准了，而我们的工资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残留物，还是结构工资制。以市场经济时代消费的需要，我们的工资是没有跟上去的。因此，仅仅靠工资想发家致富是不可能的。而这些垄断、特权部门却比较容易“发家致富”。

南都周刊：因此人们对强势利益集团、富豪阶层{zd0}的质疑就是怀疑其财富来源的公正性，所以人们会觉得强势利益集团正在侵害社会公正。

夏学銮：对，人们对他们有意见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不处在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有特殊关系的，就有这个机会；没关系的，就没这个机会。他可能并不比别人高明多少，智慧多少。在那个机会条件下，有机会的人都可能发财，但关键就是很多人没有这个机会。

因此，强势利益集团在公共权力缺乏有效限制、社会利益均衡机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往往成为侵害社会公正的代表。

分化在加剧，分享机制没实现

南都周刊：我们一直在说，社会中产阶层所占比例应该逐步提高，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稳定，然而，今年以来，由于以房价为代表的物价迅速攀升，强势利益群体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继续扩张，而中产受到了压制，甚至有萎缩的迹象。

夏学銮：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的。在它上面的富豪集团太庞大了，它能垄断一些价格，左右一些政策。比如，虽然国家一直在调控房价，但实际的结果大家有目共睹。房价没有调控下来，还在继续疯狂飙升，其他消费品的价格也跟着蹿升，结果是中下层人群的生活质量降低了。他们在生活质量、消费水平上，受到了威胁。最重要的是，中产阶层的心理期待也受到了打压，心理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感增大，产生了新的焦虑和困惑。

南都周刊：导致利益不均衡的原因和背景十分复杂，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小，在当下的背景和条件下，构建利益均衡机制存在的难点问题是什么？

夏学銮：本质还是利益问题。部门利益、个体利益在起主导作用，缺乏一个公平的价值理念在心中。这还有待“强势集团”内在社会良心、社会责任的发现与觉醒，但肯定不能仅仅依靠这个，更重要的是制度与机制的保障。

南都周刊：所以目前有评论说要让强势集团学会公正行事。可是，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一部分人会以市场经济的理由认为，政府、社会不应过多地去调控、干预经济的发展。但是作为社会公正和公共利益维护者的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推进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因此xx听任市场调控不可行。这恐怕是个博弈的过程？

夏学銮：政府和市场，一个是有形的手，一个是无形的手。新自由主义者要取消政府干预，即取消有形之手的宏观调控，只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发挥作用。结果导致社会结构断裂、社会正义蒙羞、社会忠诚降低和社会情操低下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工资、工人的福利和职工发展，这些不仅是企业的事，而且主要是政府和整个社会的事，属于社会立法的范畴，需要社会福利制度、企业补充福利制度建设，这些事情都是在政府职能范围之内的，并不是政府干预了市场经济，而是政府在保证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合法利益。

肯尼迪曾经说过：“强者是正义的，弱者是安全的，而和平将得到维护。”对我们来说，应当让“强者公正，弱者有所保障”，这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底线，但问题是，强者不是生来就公正的，与其期待他们学会公正行事，不如尽快建立健全的、反对社会排斥的机制，形成“惜贫、怜贫、爱贫”的慈善社会风尚，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畅通无阻，建立保护和支持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在这种体制机制束缚下，强势利益集团才能在道德自律、制度他律和舆论监督的互动过程中逐步走向公正，承担起他们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