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的都荡漾着浓烈的讽刺意味!
汉族，这个又被称华夏民族或中华民族的古老民族，它名字“华”便是来自她美丽的肌肤——服饰。“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2003年10月，中国姑娘王珊身着中国唐式服装参加国际小姐选美，并获得“{zj0}民族服饰奖”的殊荣(见右图)。然而，时至今日，就是创造这个服饰的民族，却成了世界上{wy}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
“世界上有很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却不多。中国56 个民族中，藏族、蒙族、维族等均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唯独汉族却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19**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10元券，俗称“大团结”，票面上的各民族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汉族却穿着中山装。1987年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描绘了中国人口总数在百万人以上的各民族的图案，其它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唯独10 元券上面的汉族和1角券上面的满族，却穿着同样的服装……”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是汉族，可是他们毕生都没见过自己的民族服装。甚至，在许多国人的心目中，汉族从来就没有民族服装，穿民族服装是少数民族的特色。”
没有民族服装，使汉族人在很多场合陷入尴尬的境地。2004年的56民族金花联欢活动中，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身着各自的民族服装，而汉族金花却身着西式黑色晚礼服。
其实，汉族并非原本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服饰。从上古时xx始，自成一系的汉族服饰，就伴随着华夏人民的生活点滴，构成华夏民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成为古典中国文明的重要象征。在创世传说中，她赞颂着先祖炎黄的丰功伟绩，在历史长河中，她记录着华夏民族的演化轨迹。礼仪之邦的教化使她深邃，文明古国的工艺使她华美，的雄威使他庄严，盛唐的光环使她绚丽，她丰富，她悠远，她高洁，她远播四海。然而，就在她绽放比耀眼的光芒的时候，却突然从神州大地上消失了，仅留下一片废墟瓦砾，长伴残阳如血。
《文明的失落与复兴》将带您穿过时空遂道，俯瞰神州大地，欣赏汉族服饰的华美，再探华夏文明的源泉，领略中华文化的渊博，重温古国往昔的辉煌和骄傲，同时也将带您感受那曾经的耻辱与悲伤，体验那痛苦的令人心悸的脉动，感悟汉族服饰所代表的气节和尊严、体会她的坚强和信念，以及她所属的华夏民族的历史、今天、未来的命运、抗争和希望。
我们的汉服是怎么消失的？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的一年，这年3月，李自成北上攻取燕京，崇祯帝自缢殉国。李自成进北京，派人招抚驻扎在山海关的原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吴三桂经过考虑，决定归顺新朝，并回京朝见“新君”李自成，在回京途中，听闻家产被抄，爱妾被虏，顿改初衷，回师山海关，占领关城。李自成闻讯，决定征剿吴三桂，21日，双方激战山海关，22日晨，吴三桂情势危急，带随从冲出重围，至关外向驻扎在关外觊觎已久的多尔衮部剃发称臣，归降满洲军，双方合兵。26日，李自成败退回北京，旋即西撤，清军入关，“定鼎燕京”。
{dy}节 伴随着满洲入关而来就是剃发易服令
早在满清入关之前，辽东汉民早已深受剃头之荼。满洲在明代称为“建洲女真”，剃发是女真族的风俗习惯之一，这也是从其先世，女真金人那里沿袭下来的（历史上，剃发垂辫这一习俗，存在于多数北方游牧民族之中，中原汉人因之泛称其为“索虏”。），同时，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多属马背民族，为征战、抢掠方便其间，其服饰多以紧身窄袖为特点，亦不戴冠，与中原华夏民族（汉族）的宽衣大袖，束发戴冠大不相同。17世纪初，随着满洲的兴起和扩张，这一特定的风俗习惯转而变成民族斗争之间征服与反征服、奴役与反奴役的政治问题。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称后金汗，并攻掠明地，开始以剃发作为降服满洲的标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袭取抚顺，“被掳军丁八百余人，又尽髡为夷。”（《剿奴议措》）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攻取辽沈，“驱辽民聚城北，奴家聚城南，谴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剃不杀。”（《明熹宗实录》卷三）后金的剃发政策，引起汉人的强烈不满，以金洲、复洲、海洲、盖洲南四卫，镇江（丹东）等地最为激烈，“坚不受命，有剃头者，群击杀之。”（《三朝辽事实录》卷四）镇江（丹东）人民拒不剃头，还杀了后金派去的官吏，努尔哈赤闻讯，派兵进行残酷镇压，不剃发者悉被杀害，又抢掠妇女千余人，据朝鲜史料载“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
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继续推行剃发易服政策，明令公布“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女人不许梳头缠足。”（《清太宗实录稿本》卷十四）三年，（1638年）又下令：“有效他国（指明朝）衣冠，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俱加重罪。”（《东华录》崇德三）。皇太极的目的，是防止女真人受到汉人风化的熏染，“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语言”，（《清太宗实录》卷三四崇德二年四月丁酉）危及满洲民族政权的长远存在，为此，皇太极反复告戒满洲贵族，应恪受满洲衣冠和善于骑射的风俗习惯云云，-还多次下“上谕”强调这一点：
“当熙宗及完颜亮时，尽废（金）太祖、太宗旧制，盘乐无度。世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谕以无忘祖法，练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讫于亡。我国娴骑射，以战则克，以攻则取。往者巴克什．达海等屡劝朕易满洲衣服以从汉制。朕惟宽衣博鮹，必废骑射，当朕之身，岂有变更。恐后世子孙忘之，废骑射而效汉人，滋足虑焉。尔等谨识之。”（《清史稿太宗本纪二》十一月戊申）
“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金）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浸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 （《清史稿 太宗本纪二》 夏四月己卯）
皇太极认为，女真女真的灭亡是因为改穿了汉人的宽袍大袖，继尔废弃骑射，从马上下来，“数世之后，皆成汉俗”。因此，为避免再度崛起的满洲民族被 “汉化” ，其装束绝不能改变，这是保证弓马骑射的必需！否则，就会有“祖业衰歇，以迄于亡” 的危险。为此，皇太极还召集诸王、贝子，固山额真，“现身说法” “朕试为此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鲁图（满语：鹫一般的勇士）劳萨（人名）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于尚左手之人何异耶？” （《清太宗实录》 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葵丑） 这是说，一旦满洲人放弃本民族的装束，换上汉人的宽衣大袖，必定会废弃骑射，继尔沦落到“待他人割肉而后食”的悲惨处境。这种看法未免浅薄，穿宽衣大袖未必就会废弃骑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赵国一样不免于亡，秦始皇穿戴着宽袍大袖的冕旒兖服，却最终统{yt}下。（“冠冕堂皇”这一成语也是从汉族皇帝的传统礼服，冕旒兖服来的。）但皇太极对他的想法坚信不疑，还以之“垂戒”后世，成为清王朝的基本“国策”。进一步的，满洲贵族不但恪尊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还将其强加给被征服各地的汉族人民。在他们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易服，除去自己民族的传统服饰，就会断绝其复明之路，效忠满清统治者，作满清的顺民；而汉人和明廷官吏则把坚守自己的服饰发式，作为民族大义的表现。双方以之为冲突的焦点，进行殊死的搏斗。
清军入关，继续推行这个政策。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dy}天就下令剃头。五月初一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过通州，知州迎降，多尔衮“谕令剃发”。初二进北京，次日多尔衮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庚寅）这是满清进入北京后正式下达剃发和易衣冠的法令。但是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者为数寥寥，不过孙之獬、李若琳等最无耻的几个人。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畿辅地区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连吴三桂也极言之。“（吴）至齐化门，居民出迎，见百姓皆剃发，垂泣曰：“清人轻中国矣，前得高丽，亦欲剃发，丽人以死争之曰，我国衣冠相传数千年，若欲去发宁去头耳！清人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属国耶？我来迟，误尔等矣。”（《建洲私记》）多尔衮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顺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谕旨中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清世祖实录》卷五 顺治元年五月辛亥）所以清军入关后，剃发、易衣冠的政策只实行了一个月。
然而，这一政策并未就此完结。当满洲统治者认为天下大定之时，立刻以民族征服者的姿态，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
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十五日，清军攻占南京，多尔衮即遣使谕令多铎“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谕礼部道：“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清世祖实录》卷十七）这是对民众的。同时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更不许疏请维持束发旧制，否则“杀无赦。”这是一道严令，只能执行，不许违抗。满洲统治者其实把辫子作为的“良民证”使用！多尔衮在顺治元年五月讲到剃发令时，就明它的功能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
满清入关前后除了对汉族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剃发易服和血腥屠戮外，还进行了圈地、投充、文字狱、保甲连坐制等等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史籍记载，1644年5月满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后，便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满、蒙、汉三个八旗的将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则全部被迫迁移至京师外城——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崇文、宣武两区。另外，多尔衮以安置满洲“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汉民“投充”旗下，强制实行落后的农奴制，原来的小农变成了奴隶。奴隶逃亡，即实行重治“窝主”的“逃人法”。容留逃人做工的，甚至住宿的均算“窝主”，加之连坐，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丧家亡身。满清将被圈土地分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旗丁，又称旗地。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地或明朝贵族的官庄，其实在圈占过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为官庄，把熟地硬说是荒地，把私田硬说成无主的荒地。同时，“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室，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倾家荡产，无以生计。结果大量汉人沦为满人的庄客，成为供他们奴役、剥削的农奴。圈地运动持续了25年，到康熙八年才下令停止。（《世界史》近代卷，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多尔衮不顾人民的死活，还一意孤行的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八）
在这近两代人的时间内，满洲统治者不仅对反抗者进行血腥屠杀，而且，对已经顺降者也实施严格的管控，只要对剃发令稍有懈怠，便立刻人头落地，甚至累及他人。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dy}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镇江知府从别处运来拒不剃发者的首级示众，威胁人民，贴出告示“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顺治二年十一月，多尔衮往京东地区打猎，有人报告丰润县生员张苏之子张东海“不行剃发”。多尔衮当即派人将张东海斩首，其父杖责五十，革去生员名色，庄头和邻里四人分别受杖。
顺治五年，黄州府广济县民胡俊甫因居住乡村，一度患病卧床，没有剃发。知府牛铨下乡踏勘荒田，胡俊甫不知满清法度的厉害，竟然莽撞地跑到知府大人面前诉说灾荒困苦。深得“时中之道”的牛铨一眼瞥见这个蓄发违制之人，不禁心花怒放，立即解往湖广总督罗绣锦处请功。结果“胡俊甫立正典刑，乡保张赞宇、邻佑张生祖、夏正德各鞭一百”，该县知县郝光辅也以失察罚俸示惩。
顺治十年，刑部擒获了两个没有剃发的人，“供系唱旦戏子，故此留发；在外戏子似此尚多”。清廷因之颁诏云：“剃头之令，不遵者斩，颁行已久，并无戏子准与留发之例。今二犯敢于违禁，好生可恶。着刑部作速刊刻告示，内外通行传饬，如有借前项戏子名色留发者限文到十日内即行剃发；若过限仍敢违禁，许诸人即为拿获，在内送刑部审明处斩，在外送该管地方官奏请正法。如见者不行举首，勿论官民从重治罪。”（顾诚《南明史》第六章第二节）
值得一提的是，满洲统治者在颁布剃发令所要求的剃发标准，并非现在人们常常看到的剃半个头，而是将头颅四周的头发都剃掉，只留一顶如钱大，结辫下垂。在头顶留发一钱大，大于一钱要处死！那种清末才有的、现在不合事实地垄断了所有清装戏的阴阳头发式，放在当时也得死，因为满清规定：“剃发不如式者亦斩。”顺治四年，浒墅关民丁泉“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被地方官拿获，以“本犯即无奸宄之心，甘违同风之化，法无可贷”为由上奏，奉朱批：“着就彼处斩”，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地邻即应拟罪”。
秦世祯《抚浙檄草》：“小顶辫发”每个汉族男子，都被迫把以前“不敢毁伤”的头发屈辱地剃去，只留下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小辫，叫“金钱鼠尾”式。将四周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一如金钱，而中心部分的头发，则被结辫下垂，形如鼠尾，实在不堪入目。而 1647年，（永历元年）清寇攻陷广州时的剃发易服令竟还无耻的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福州遗民陈燕翼撰《思文大纪》愤怒写道：“时剃头令下，闾左无一免者。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顾炎武《断发》诗）。
金 钱 鼠 尾
注：事实上，满清发式从明代到清末是一直变化的。
明代女真男性的发式，与清末那样的前剃后辫有很大距离，剃发数量与结辫粗细差别很大。在1595年，即明朝万历二十三年，朝鲜派往赫图阿拉的使者申忠一，在《建州纪程图记》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赴使在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营垒里所见到的各方面情况。其中关于发式这样写道：“女真习俗都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结辫以垂。除上唇胡须只留左右十余根外，其余都镊去。女真男性的发式，即其剃发的习俗，是将大部分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很少的一点头发，结成辫子下垂。如此得到了女真发式的全貌：脑后留下小手指细的头发，拧成绳索一样下垂，余发全部剃掉。配合这样的发式，胡须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
1644年，日本商人竹内藤因海难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XX漂流记》一书。书中这样描写清人的发式：“他们的人都剃头，把头顶上的头发留下来，分成三绺编成辫子。他们男子把唇上的胡须留下来，把下面的剃掉。无论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样。”对于满洲“留头不留发”的标准发式“金钱鼠尾”，当时人也都有描述。1648年七峰道人《七峰遗编》叙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后事，记载满人发式，是所谓“金钱小顶”。
1799年，日本宽政十一年，满清嘉庆四年，中川忠英于长崎访谈清国商人，出版了一本专门辑录清国人习俗的书《清俗纪闻》一书，其中《冠礼》卷的绘画中，一侧背站立的教书先生头顶蓄发，编一长辫垂于后背，其长度已达腰部，辫尾有发带系结。从这张实图上看，头顶蓄发，部位没有变，但面积已远不止于一个金钱大，而是足有4个金钱大，相当于一掌心的面积。按照图上的式样同清初金钱鼠尾的情况相比，蓄发从一个金钱变成四或五个金钱，数量比清初增多是明显的，但是如果将剃发与蓄发相比较，剃发还是主要的，也就是说剃发占大部分，蓄发仍然属于少部分。而再过100年，即在扬州十日200年后，清人的辫子变粗了，剃头面积变小了，由初期的金钱鼠尾式变成了今人所熟知的“阴阳头—半瓢”式。陈登原《国史旧闻》中描述得：剃发，就是把额角两端，引一直线，依此直线剃去直线以外之发。现将清末发式与剃发令发式比较一下，结果令人吃惊地发现，两者虽是继承演变关系，但差别较大。前者几乎将全部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小手指细的结辫下垂。而清末则将大部分头发保留下来，结辫下垂，仅剃掉极少一部分头发。都是又剃又辫的发式，却给人以判若两人的印象。辫子和剃头是成反比的，这时的辫子已经简直比一条小蛇还粗！为什么会长粗？遗老张钫《清末社会鳞爪》记载：清军“在打交手白刃战时，将辫子缠于脖项，借以避刀砍。所以军人的辫子较大，如发少则搭以假发，或加黑丝线，以壮其形态。”就这样，满清的辫子，经历了：鼠尾——猪尾——蛇尾的发展过程，才发展到我们今天认识的阴阳头的形态。
满清的剃发易服令激起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顺治二年十月，孔子后人，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奏言：“近奉剃头之例，四氏子孙又告庙遵旨剃发，以明归顺之诚，岂敢再有妄议。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莫要于冠服。……惟臣祖当年自为物身者无非斟酌古制所载章甫之冠，所衣缝掖之服，遂为万世不易之程，子孙世世守之。自汉、唐、宋、金、元以迄明时，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诚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遗规，不忍令其湮没也。即剃头之例，当时原未议及四氏子孙，自四家剃发后，章甫缝掖不变于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变，使天下虽知臣家之能尽忠，又惜臣家未能尽孝，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 （《清世祖实录》一[过滤词]五年十月初三日孔闻謤揭帖）孔闻謤搬出孔子这块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为例，满以为可以抵挡一阵子，保住先世蓄发衣冠。不料却碰了个大钉子，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xx叙用”。连孔子的面子也不给。这就揭穿了满洲统治者所谓“尊孔崇儒”的真面目：“奉行儒术，崇饰观听。”不过是“南面之术，愚民之计”（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罢了。对孔闻謤，算是比较客气，“姑念圣裔免死”，把他杀了，恐失天下士人之心，也不好摆“崇儒”的高姿态。对另外的人，就没这么客气了，而是“杀无赦”。
这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极端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外国人也xx震惊：“至今为止，用如此残忍的手段迫使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风俗习惯，世界上还没有类似的例子。”（祖甫江孝男《文化人类学入门》）。
剃发易衣冠成了顺治年间社会矛盾的焦点。不仅激起了强烈新统区人民士绅的反抗，就连己然剃发的满洲忠顺之臣、甚至满洲贵族中也对此政策提出了疑议。然而满洲{zg}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决心之大，态度之坚决，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 1654），自顺治元年冬降清后，一直受到清廷{zg}统治者多尔衮、福临的信任，官居吏部尚书、内院大学士的复社文人陈名夏，因私下议论“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而被处以绞刑。弹劾陈名夏的是早在满洲还没入关就已降清此刻已官居清廷内院大学士的汉臣宁完我，宁完我在奏疏中说：“臣思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统{yt}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清史列传》陈名夏）其实，苟且乞怜的陈名夏只是出于对主子的一片忠心，但他的私下议论却触犯了清廷的忌讳讳，拍马屁拍到蹄子上，所以被斩杀也在预料之中。
满洲统治者的全国统治确立之后，在满洲贵族内部，也有人就冠服问题提出疑义，要求考虑恢复华夏衣冠，但满清统治集团对内部的异议也坚决予肃整。满清入关之前，文才极高曾甚受皇太极信任的满族文臣库尔缠因主张汉化终见恶于皇太极，被借故处死。同时，“衣服骑射，不可轻变”这也是皇太极早就告戒过满洲贵族们的“祖训”。皇太极总结以前辽、金、元的教训认为：游牧贵族一旦从马背上下来，就很快淹没在汉化的潮流之中。所以，为避免自己的民族被“汉化”他们的装束绝不能改变，更重要的：胡服是骑射的必要，骑射又是武力精强的必需，武力精强才是一切殖民政权进行征服、奴役的根本保证！
满洲统治者的心愿：誓死也要剃掉{zh1}一个汉人的头发，誓死也要换下{zh1}一件汉族的服装！
清廷在招降郑成功、郑经父子时，总提出以剃发、登陆为前提条件，郑方则坚持相反的意见，双方议论不决。1662年，郑成功病故，郑经嗣立，向清廷提出仿朝鲜旧例的臣服方式，“不登岸，不辫发易衣冠”，清廷不许。到1680年，清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xx确立下来，“反清复明” 也成了一句空话，清、郑双方还在为臣服的方式、辫子衣冠的问题争执不下。{zh1}，郑经提出，台湾全岛皆可剃发、换装，只有他一人不剃不换，清廷也仍不许。台湾军民最终没能保住汉式衣冠，1683年，清军入台湾，消灭郑氏余部，满洲贵族剃掉{zh1}一个汉人头发的鸿愿终于“大功告成”！
在屠杀与抗争了三十七年之后，汉服最终从华夏的土地上消失。满服的长袍、马褂、瓜皮帽，再加一条金钱鼠尾的装束，就这么在刺刀、血泊中被固定下来。
第二节 满清{zg}统治者为何如此坚决的要判处华夏衣冠死刑
从1644年清军入关算起至此已四十个年头，几乎两代人的时间。现代有些学者强烈批评当年满清统治集团“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并指出这是激起汉族人民激烈反抗，使满清统一中国的步伐本可在两、三年之内完成，但结果却延宕了三十多年的主要原因。这些学者讲的当然很有道理，但却忽略了满清统治集团所采取的这一血腥措施虽然增加了它统一中国的难度，但却带来了它的“长治久安”。说来，这也是它在吸取了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后所做出的深谋远虑的决策。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情况。人数远比华夏民族少的游牧民族往往能凭借其悍战和机动，通过残酷的杀戮来征服农耕定居的汉民族。然而在占领中国全部或部份后，他们都永远面临这样一个难题：怎么统治汉民族？
元初年曾有蒙古将领向元主窝阔台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即杀 光汉人，从而把耕地都变成牧场。不过持这样疯子般观点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因为稍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明白，曾使用的残酷杀戮手段不是为杀戮而杀戮，而是用于征服汉人。征服汉人则是为了榨取汉族人民的血汗。如果把汉人都杀光了，谁来供他们役使？谁来劳作给他们的豪华xx生活提供各类消费品？不杀无反抗举动的汉人而只是压榨役使他们，这就是说要统治他们。征服可以只用屠刀，统治则非但不能只用屠刀。而且更经常、更主要的是用各种制度。而制度又往往要以文字来体现和用语言来传达。由于汉人的数目往往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征服者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向汉族民众下达征调的命令。又由于入塞少数民族文化上极为落后，没有文字或只有刚创制不久相当粗糙幼稚的文字，征服者难以使用它来陈述较复杂的条文。更不可能教化汉人去认识这种文字。有鉴于此，征服者不得不学着使用汉语汉文。如果事情xx而已，那局面还不算严重。问题在于征服者中的某些人会因“工作需要”学习使用汉语汉文而发展至对汉文化的向往和倾慕。在文化层面向华夏趋同。另一些人虽厌于读书，但定居的舒适生活使之疏懒怠倦贪图安逸，以至弓马废弛刀枪崩锈，有如过往毫无尚武精神的汉族士大夫那般。
满清四百多年前的先民完颜女真就曾走过这样一条由盛及衰的路。它之前的契丹之后的蒙古也都走上这条不归路。再往更遥远的历史回溯，一千三百年前的五胡何等强悍，最终也融化在汉文化之中。鲜卑拓跋部为五胡之中最凶悍者，它以血腥的屠杀统一了北中国。一百年后，有位叫陈庆之的南朝人有机会到洛阳。他一看真是大开眼界。回到建康到处对人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如登泰山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这说明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拓跋鲜卑已xx接受汉文化。
满清帝国的开创者努尔哈赤、奠基者皇太极、实际{dzz}多尔衮都通晓汉语汉文。努尔哈赤熟读《三国》、《水浒》。皇太极、多尔衮对华夏史籍有更多的了解。这一方面使之施政能力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又使之深怀忧虑。祖先的前车之鉴时时在他们脑际敲着警钟。
仅以保持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为目的是不够的。如果统治地位的保持要以本民族文化习俗上的彻底消亡为代价，那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一旦本民族在文化上融合于华夏，那统治地位也就只是镜中之花了。再下一步就是统治权轻易地转到纯粹汉人的手中。就象杨坚代周那样。其结果是本民族彻底消失。
满洲统治者怀有更高的野心。那就是既要保持满族对汉族的统治，又要务使不被汉族同化。换言之，决不重蹈先辈们的覆辙。从实际上考虑，确实不可能要数量数百倍于满族的汉族民众习满文满语，但却可以要汉人丢弃自己民族的衣冠发式而依从满族的衣冠发式。
民族文化的构成除了文字语言外还有衣冠发式风俗习惯等。如果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内涵，那么衣冠发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观。满清征服者不得已从汉语汉文，但若能令使汉人皆从满族衣冠发式那也差强人意。而且很多时候外观重于内涵。外观一眼便及，内涵须进入才知。更何况大量的汉族民众都是文盲、半文盲。对于他们来说外观几乎就是一切。
再往深追索一层，还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奥秘。那就是外观的相同可以营造一重“同类项”的感觉。全国所有的人都剃发垂辫、窄衣紧袖，原有的“华夷之辨”一说就似乎失去了依据。说华皆华，说夷皆夷。汉族在形貌上已被满族同化。至于使用什么语言文字已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人数极多的汉人已不再把人数极少的满人视为异类。因为起码在服式发式上已无可把汉人满人加以区分。恍然间汉人可以体认这个政权并非外来之物。它就是本民族的政权，所以也就不容易萌发将其驱离的念头，那么满清也就可以安然渡过了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未能逾越的深壑。再者，满洲贵族为改换衣冠不惜痛下血手，因为他们十分明白：自己以明帝国“属夷”的身份来统治不论从经济、文化还是人数、地域上都远远高于他们的汉族，最重要的就是摧毁汉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优越感，改换衣冠可以造成一种“同类化”的假象，避免汉人因“华夷之辩”“夷夏大防”引发“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从而保证自己的长久统治。因此，满清在对待汉式冠服的政策问题上，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种深谋远虑决不会为一时的困难所动，更不会因血流成河屠刀卷刃而手软。（佚名《清初汉族人民反剃发斗争的悲壮昭示》） 满清政府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屠殺殆盡，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zh1}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上大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衣冠！
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立场上来评判古人，更不能以庸俗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历史。１７世纪的中国人还不可能“进步、超前”的“觉悟”到“超越民族正统论” “维护民族团结”之类的空洞之物；明代中国人对后金（清）的认识，不过是一个和xxxx过半个世纪的“XX”，对努尔哈赤，明人始终以“奴酋”称呼之。加之清军入关之后的凶残、暴虐，传统上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使得汉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外来政权。尽管满洲贵族在武力上的成功可以暂时维持统治，但要汉人从心理上认同这样的异族政权，恐怕非常困难，而这样的心理上的隔膜、排斥，直接关系着满清王朝的政治前景。一想到３０００万人敌视、仇恨的目光，满洲贵族和清廷统治者都不敢睡的太塌实。因此，必须致力于“同化”，获得汉人的认同，避免汉人因发式、衣冠的差异引发“华夷之辩”，产生“亡国之痛”，进而起来“驱除胡虏”。使自己重蹈蒙古人的覆辙。
剃发易服、xx屠城之后，还必须销赃灭迹，这就有了满清政府的另一项重要“德政”—文字狱。鲁迅先生对之亦有深刻论述：“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xx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史学巨擘章太炎先生论述说，“隆庆（明穆宗年号）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由是观之，夷德之戾，虽五胡、金、元，抑犹有可以末减者邪！” 其目的是清楚的：“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章太炎《哀焚书》）
xx历史学家吴晗也论述说：“在二百多年前，满清政府为了贯彻奴化政策，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戮，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xx”（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满清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广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戮。”(原载上海《民主周刊》1946年第四十四期)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汉人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汉人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汉人弄成俯首帖耳的奴隶！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杀；所“汉化”深者：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汉人，尤其汉族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异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对此，鲁迅先生深刻指出：
“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 ……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以上转载谨供参考，不xx代表别鹤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