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
====
农历九月十六日,从解放新村平房搬到心世纪花园楼上。说是搬家,其实主要就是几套被褥,电器、 电脑及家具都是新置办的,平房里的这一套都不用动.。
搬家当天早晨,润锋兄打电话:“守春,今天搬家不?”想起来，是前几日在一起吃饭,他听我说的。“哦 ，搬 。你过来吧”我说,这样郭杠子村的外甥闻忠和他干哥开车来，再加上润锋兄的这辆车,一趟就搬过来了。
想我有史以来,竟然搬过八次家了--这还不算六三年闹大水那三次搬迁。先是从出生地清凉江(当年叫黑龙港)南岸的马庄村搬到父亲的出生地大运河北岸的尹圈村,临时暂住在一位本姓的余振合叔的空闲房子里,后来搬进由我父亲主持盖好的，我们自己家的新房。
这处新房坐落在尹圈村的村南头,紧靠大运河。这是三间泥土房,。当时的村里大多都是这种房子,很少与砖瓦房的。村里{zgj}的房子是大队部,两排砖瓦房, 一个很宽广的大院,漂亮高大的门楼,很有气派。全村六百余户人家,仅有几家是比较好的房子,叫做"砖包皮"，村里人俗称"里生外熟"---只有外墙皮是红砖沏的,墙里面却是土坯。
我家这三间土房，叫做“三镶过木五封檐”。就是在门窗的横担木上，镶三层红砖，门檐和窗檐则是五层红砖的探檐。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封檐两头的砖刻。村里的砖刻艺人不多，而我的一位老叔叫余振所（后来更名余振峰）在这一行当则xxxx。窗户上刻的是兰草小花，大门上两端则是半块砖大的牡丹。现在想来这砖镶过木砖封檐，其实就是当时房子奢华的装饰品了，相当于如今女人们的项链、戒指和耳环。
从这三间土房里我走向尹圈中学，走向泊一中；在尹圈中学通过王润琦老师我知道了“诗”，在泊一中，通过张丹楹老师我爱上画。高中毕业后干了两个月农活，就被“分配”到村里的电磨房当出纳；经历“电磨房事件”后，当了村里的团支书……
在这三间土房里，我接到了县文化馆邀我参加国画培训班的通知，在文化馆认识了赵文发、齐兆番、张增伦等几位画家；在这三间土房里，我结了婚，有了大女儿娜娜，二女儿霏霏；在这三间土房里，我稀里糊涂地被“上调”到文庙公社（1975年）当了团委副书记、党报通讯员、广播站编播员“工人小分队”书记、“五七”农业大学“政治教授”；在这三间土房里（1979年），我开始在《沧州文艺》、《诗刊》、《长城》、《河北文学》、《河北日报》、《萌芽》等几十家报刊发表作品；在这三间土房里（1982年7月4日），我创办了《朝花》诗社和《朝花》诗刊……
1985年，我亲爱的母亲宫金凤在这三间土房里逝世……
在这三间土房里（1983年），我被聘去了《无名文学》当诗歌编辑，第二年被吸收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同年被录用为交河文化馆创作干部；
在这三间土房里我接待了山南海北，慕名而来，素不相识的文朋诗友三千余人次；接待从北京、石家庄、沧州等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诗人、作家、学者三百余人；接待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河北电视台、河北电台及《人民画报》、《河北画报》等报刊记者四百余人次；接待中央、省、地各级党、政、军官员五百余人次，当时的尹圈中学操场上几乎天天被小轿车拥满……
从这三间土房里出发，我{dy}次走进国务院招待所，走进人民大会堂（1985年4月29日），与当时的国家{lx}们（胡 耀 邦、邓 小 平、赵 紫 阳、王 兆 国、胡 锦 涛、刘 延 东……等）同游中南海，共度五一节，录像、合影、上电视；
在这三间土房里，收到除台湾以外，国内外读者来信五万余封；我亲笔回信计两万余封……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样繁忙、疲累的境况下，自己竟然还读了那么多书，发表了那么多作品——的确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也是在这三间土房里，我对《易经》和中医产生了兴趣，并且获取了《三命通会》、《渊海子平》、《入地眼》、《阳宅三要》等易学书籍。
1986年，我在当时村子的最西北角盖起了三间红砖房（后增至六间），同年搬了进去；在这里，我的儿子聪聪（余柏言）出生（1989年）；从这里，我走向省作协省文联；走向《诗刊》社、《人民文学》；走向各种“诗会”、“诗歌座谈会”、“作品研讨会”；走向创作的愉悦走向难产的痛苦，走向社会生活的喧哗走向内心灵魂的孤独——走向1989年的 天 安 门 广 场……
我那1939年加入地下共产党老革命父亲、在他儿子心目中的抗日英雄余振荣在这里逝世（1991年）；父亲临终时对我的遗言是：“生儿（我的乳名长生）记住，千万不要当共产党的官儿！”……
1999年，为了二女儿和儿子上学（霏霏已在已在市里三中念书），全家搬进了市区：新兴街8号楼5单201（南面是市委，北面紧挨聪聪的母校实验小学）；入住后，由贾秀成兄的装潢公司帮忙装修，未收我的一分钱，让我感念至今……
2003年夏天，入住裕华路解放新村平房；
这次搬到“新世纪花园”，是我有生以来第八次搬家，也是首次迁住余古运河东岸。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