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碳排放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约定条件时，碳信用额度的价值日益凸显，碳交易成为世界{zd0}宗商品势不可挡，而碳交易标的的标价货币绑定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货币职能将对打破美元垄断促使国际货币形式多元化。同时，碳交易市场供给方多元化，包括发达国家、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像石油供给高度依赖欧佩克，客观上让存在碳交易计价货币多元化成为可能。”

07年听宋鸿兵讲货币战争的时候，他提到过这个概念，说西方国家未来是靠碳减排来作为货币战争的新手段
当时也没具体讲原理是什么，最近一段时间，谈论这方面的文章多了起来，大概了解了点原委：

《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在2008年~2012年的承诺期内，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其中欧盟8％，美国7％，日本6％。     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因此，这些发达国家进一步减排的成本极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就导致了同一减排单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成本，形成了高价差。发达国家需求很大，发展中国家供应能力也很大，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


发达国家尤其像日本，拥有了先进的减排技术后，会率先在发展中国家布局，进行减排项目的合作来收集减排的配额，然后再到碳期货交易所里交易，拥有资源和技术优势的后，也有机会要求以日元定价来进行减排配额的交易。这个就类似美国通过控制海湾地区来强迫用美元计价石油，同时通过油田的布局来获得低成本原油资源的能源战略。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货币总是容易扩张的，但大宗商品如黄金、石油总是有限的，当大通胀来临的时候，资产就更多应该放在这些商品上，“碳减排”在未来或许也是这样的一种大宗商品，所不同的是它的价值并不是如黄金那样xx存在的，而是被政治赋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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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1}转贴一篇文章，比较长，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39&articleId=14272

碳交易――未来的游戏规则？

　虽然全球是否在变暖都还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对于一个商业社会来说，这都不是重点。真正重要的是：在人们对气候的担心和争论中，可持续发展和环保主义运动形成了气候。而人们对未来发展和环保的普遍关心，很可能演变成新的消费模式和政府新政，这将改变商业世界的版图，甚至重写商业游戏规则――正如气候能够让沧海变成桑田一样。
　　全球变暖的真相？
　　联合国“跨政府气候变迁小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在2007年2月2日发表了一份报告，该报告由全世界130个国家，2500名科学家共同签署，指出全球变暖的结果是确切无疑的。同时指出，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就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以二氧化碳为首的烧料废气。但是，就在碳排放造成全球变暖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结论的时候，2007年3月，英国BBC制作播出了一个节目，题目叫做《全球变暖大骗局》（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Swindle），与世界主流舆论大唱反调。
　　反对IPCC报告的这些科学家的主要理由是，全球暖化是太阳黑子、宇宙射线等众多因素造成的，二氧化碳增加是全球暖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说，那是科学家对一个现象的不同解释。但是，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尖锐的对立，会让大众产生对于科学真理的迷惑：到底谁说的是对的？参与IPCC报告的科学家人数很多，但是，人数多是否就代表了真理？
　　同样，与IPCC共同分享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也在人们的支持和质疑声推行自己的“环保理念”。2006年戈尔投资并参与拍摄一个纪录片《不愿面对的真相》引起全世界的xx，内容是揭示全球暖化的趋势，呼吁人类赶紧用实际行动来减缓全球暖化。《难以忽视的真相》荣获第79届奥斯卡“{zj0}纪录片奖”。他本人还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公布的2007年“地球卫士奖”。
　　紧接着的2007年9月，一名英国校董状告英国政府，起诉政府组织学生观看戈尔的环保纪录片不妥，因为该片有多处“有违”科学事实。英国高级法院裁巴顿大法官在终审判决中说，这部纪录片中“强势的、喜剧性的呈现方式”，是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作品，是戈尔先生“个人风格的呈现”，当它被放映给孩子们观看时，必须要给予一份陈述失实地方的说明，以平衡戈尔先生的“一家之言”。
　　也有人把戈尔家的用电量与美国普通家庭进行对比。从2006年2月3日至2007年1月5日不足一年时间内，戈尔的豪宅共计用掉19.1万度电。而该地区一般家庭每年平均用电约为1.56万度，一般美国家庭全年平均用电约1.07万度。2007年12月9日《泰晤士报》报道，戈尔在过去7年中通过出书、演讲、拍纪录片和商业投资等活动收入近１亿美元。戈尔在商业领域的造诣也是有目共睹的，拥有Google价值约3000万美元的股票期权，还是苹果公司董事会成员。他投资有线电视台Current TV。戈尔还于2007年11月加盟了美国知名风险投资公公司KPCB。
　　外界一直认为戈尔是一位坚定的环保主义者，在白宫任职期间，他积极推动克林顿签署《京都议定书》，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他也一再推行“绿色政纲”，但“环保牌”这柄双刃剑使他触怒了受益于大工业的选民，有人说是环保理想断送了他的总统梦。但事实上，戈尔只是一个政治家，所谓“理想”也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布什因为代表石油企业和军工企业的利益毅然退出《京都议定书》，奥巴马在竞选期间声称，美国未来10年斥资1500亿美元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将帮助创造500万个就业岗位，这同样是为达到政治目的。
　　众说纷纭的争论还在继续，但主流观点已经形成。对大众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健康的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工业化带来的污染已经让人类吃到很多恶果。全球变暖以及频繁发生的极端气候现象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然界的平衡正在被人类活动所破坏。人们很想知道问题所在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造成全球变暖在逻辑上是可以解释通的，再辅以在“众多假定条件”的模拟实验结果，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就被确定为二氧化碳了。
　　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形成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是世界上{dy}个关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遏制全球变暖的国际公约。在1997年的《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公约》实施取得重大突破，缔约方在日本京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对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主要发达国家的减排时间表和额度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2007年12月15日出台的“巴厘岛路线图”，将为进一步落实《公约》指明方向。2008年12月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波兹南闭幕。会议决定启动适应基金并通过的2009年工作旨在争取在明年年底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新的全球协议计划，标志着2009年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正式启动。
　　依据《京都议定书》，各签约国到2012年必须完成{dy}阶段减排目标。表面看这是各国就世界气候问题达成了协议，但其实质是金融问题，是建立国际货币新体系的核心部分。目前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范围内，已建立了“碳货币”的雏形。2012年后，如果各国就气候问题达成一致，就是对国际货币新体系达成一致，届时各国只有购买“碳货币”才能在这个新框架下维持自身发展。
　　“碳金融”从狭义上说是提供给购买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的资源，广义就泛指气候变化的市场化解决方案。在全球碳市场，有一种是以配额为基础的交易，即欧盟、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英国等排放交易市场创造的碳排放许可权；另一种是以项目为基础的减排量交易，通过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以及其他减排义务获得的减排信用交易额，这方面日本综合商社的力度最深。
　　《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成交额的增长从220亿欧元上升到400亿欧元，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甚至就与2007年全年持平。据点碳公司（Point Carbon）预测，2008年全年的二氧化碳交易量将达到42亿吨。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dy}大市场。
　　在低碳排放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约定条件时，碳信用额度的价值日益凸显，碳交易成为世界{zd0}宗商品势不可挡，而碳交易标的的标价货币绑定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货币职能将对打破美元垄断促使国际货币形式多元化。同时，碳交易市场供给方多元化，包括发达国家、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像石油供给高度依赖欧佩克，客观上让存在碳交易计价货币多元化成为可能。
　　经过几年的发展，碳交易市场已渐趋成熟，参与国不断增加，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日本碳交易所、英国排放交易体系、欧盟排放贸易体系、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体系、加拿大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MCeX）相继成立。中国2008年以来已经成立了三家环境交易所，分别是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从《京都议定书》再到碳交易排放权交易，甚至连全球{zd0}的石油公司之一BP都推出了家庭用的“碳排放计算器”。这些政治行为和商业行为实际上是在制定未来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21世纪中国、印度、中南美洲、非洲都面临如何发展和享受现代化成果的严峻挑战。以二氧化碳造成全球暖化为代表的环保主义，是否会成为继知识产权、贸易顺差、货币汇率之后，又一个冠冕堂皇的大棒？
　　综合商社领跑碳交易
　　交易所成交的碳排放量虽说是无形的，但是事实上是存在生产者和拥有者的。日本综合商社以他们在全球控制常规资源方法逐步成为碳排放权的生产者或拥有者。三菱财团的三菱商事在排放权领域涉足最深，是这个市场的xxx。早在2000年，三菱商事对世界银行主导成立的“世界银行原型碳基金（PCF）”出资，并派遣了负责人。2001年，与排放权交易之先驱美国中介巨头Natsource公司合资成立了“NatsourceJapan”公司，之后又先后参与了ESCO基金和日本碳基金等重大项目，积累了丰富的排放权交易经验，甚至可以影响到交易规则的制定。
　　2006年，三菱商事{sg}CDM项目在联合国注册。截至2007年11月末，已有6个CDM项目完成了联合国注册，其减排量已达到每年1270万吨，这在目前联合国所登记的削减量中占7.5％的比重。2007年9月28日，又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国营化学公司――Uzkimyosanoat公司，以及该公司旗下的3家化学肥料公司之间，就温室效应为CO2的310倍的气体―氧化二氮（N2O）的减排项目正式签署了协议，并正式取得了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对该CDM项目的承认。2007年末已有16个项目正在办理联合国注册相关手续，与此前注册的6个项目累计起来，预计今后CO2的排减量能达到每年1800万吨。此外，三菱商事在全球还有40～50个项目正在推进中。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三菱商事在该领域可谓遥遥{lx1}。
　　在中国，三菱商事、新日铁合作推动的山东东岳化工项目成为世界规模{zd0}的排放权项目，项目设备于2007年上半年开始运转，通过处理所获得的排放权，换算为二氧化碳每年约为1000万吨，至京都议定书{dy}个承诺期结束的2012年，本项目所获得的排放权将达5500万吨。根据中国清洁机制发展网提供的数据，截止2008年11月26日，国家发改委共批准的1749个CMD项目中三菱商事就占了66个项目，在所有企业中稳居{dy}。
　　除了三菱财团的综合商社参与碳排放权交易外，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富士财团的丸红和住友财团的住友商事丰田集团的丰田通商等综合商社及日本各大财团的主力企业也广泛参与其中。根据慧聪网提供的《2008-2009年中国清洁发展机制 (CDM)市场分析报告》，24个中国CMD项目项目申请重点企业和机构中，日本企业占了9个，其中拥有项目数最多分别是三菱商事、丸红、住友商事、三井物产等综合商社。
　　一石多鸟的生意经
　　事实上，日本综合商社利用减排项目“援华”的更大目的是要为财团企业在中国能源和环保市场上获得更多商机。排放权倒卖只是日本财团赚钱的手法之一，先进的技术和创造市场的能力让日本财团获得了大量设备订单。日本财团的新型环保产品，充斥着逐渐发展壮大的环保市场。
　　在能源行业，中国神华集团向{dy}劝银财团的荏原制作所、富士财团的日立引进了一大批代表世界{zxj}水平的排烟脱硫设备。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迅速打出了以核电减排的方针，如果发100万千瓦小时的电，核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20万吨，而煤炭是670万吨、天然气为410万吨，核电站在减排上的优点不容忽视，2006年底东芝控股的西屋电气获得了中国的4座核反应堆的建设合同。
　　在钢铁行业，三井财团的新日铁与中国首钢集团合作参与环保事业，向中国厂商提供减少钢铁生产中粉尘量的焦碳冷却装置。2006年12月，新日铁与首钢集团下属的北京首钢设计院合资设立北京中日节能环保工程公司，新日铁出资60％，北京首钢设计院出资40％。日本的东北大学和日本 Carbon Finance公司也同山西的焦炭厂家，山西安泰集团已就由干法熄焦(CDQ)加上排放权贸易组成的废热回收项目达成了合作协议。
　　在汽车行业，三井财团的丰田公司从1997年生产混合动力车，在其领域具有{jd1}优势，在世界上最早实现混合动力车的批量生产。丰田进入商业化生产的混合动力汽车，因革命性的降低了车辆燃耗和尾气排放，其先进性得到了全球的高度评价。除了混合动力汽车外，日本财团企业的环保型发动机也是节能减排的重要技术，特别是中国要求所有机动车进行尾气排放审核后，更是形成了一个巨大市场。丰田旗下的日本电装将在中国生产环保型柴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日本电装在1995年实现了这一装置的商品化，目前在发达国家，环保型柴油汽车普遍使用这种装置来控制尾气污染。
　　为了促使日本政府与京都机制相关机构和民营单位（经济团体和财团企业）在今后能够形成一个整体更加积极地有效地推动京都机制的实施，日本成立了JKAP（日本京都机制加速方案）。参与这个方案包括环境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等政府机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国际协力银行(JBIC)、日本贸易保险(NEXI)、日本碳基金 (JCF)、国际协力机构（JICA）等经济机构，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NEDO)、地球环境中心(GEC)、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IGES)、海外环境协力中心(OECC)等环保科研机构。
　　与此同时，为了在海外顺利开展CDM/JI项目，日本还启动了CDM/JI人才培养赞助项目。此项目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等东道国的政策决策官员、政策负责官员、项目开发者与投资者、当地居民，研究机构。其实这个项目的实质是进行各CMD项目的公关活动，宣传CMD项目双赢效果和占据舆论、道德高地。具体工作包括推动CDM信息的普及与启发，构筑CDM项目相关机构组织网络、CDM项目的人才培养建设为发掘、研发与实施CDM项目作贡献。
　　在建立完善的节能减排机制后，日本综合商社就作为节能减排方案的具体执行者和重要推动力量走到了前台。综合商社并不是单纯的贸易公司，而是在经济领域代位政府发挥微观经济管理的职能，是日本新产业的创造者和新产业政策的推动者。就环保领域而言，综合商社拥有控股的技术公司和研发部门，业务深入环保产业的各个技术领域。不仅如此，综合商社作为产业组织者还不断的为财团相关的制造类、技术类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牵线搭桥。
　　日本综合商社主导的排放权交易仅仅是日本财团在整个环保产业的一个重要布局，但还远不是其事业的全部。随着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环保产业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二大产业，而21世纪也将成为以环保为主题的世纪。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京都议定书》与二氧化碳排放权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这是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制定未来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
　　小心环保陷阱
　　由日本和欧洲主导的《京都议定书》是人类为减轻温室效应的{dy}个行动纲领。在改变气候上主动承担领导责任，此举不仅令日本人占据道德高地，更有可能对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设立一种制约，从而有利于日本、欧盟等节能技术先进国家(比如节能汽车、风力发电等)，而不利于中国、美国这种高耗能经济的长远发展。
　　《京都议定书》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环境上的压力，更有未来国际市场竞争上的压力。目前《京都议定书》的签约国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国际市场，并在这个市场上建立了保护环境的游戏规则。只有节能、低污染的产品，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站住脚。所以说，《京都议定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贸易协定书，只有更多熟悉其中的规则，才有可能真正保护自己的利益。
　　经济发展虽可促进环保技术的应用，但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却可能使污染落入“区域转移陷阱”：一些发达国家的环境改善，除了技术因素之外,，可能还得益于其原有高污染产业的转移，或者更为拙劣的国际废弃物贸易。如果现实中既可采纳环保技术治理污染，又可进行污染的转移，如何选择就取决于成本。
　　如今中国环境管制宽松，《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有可能加快一些工业国家的能源密集型企业向中国的转移，以此来减少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压力。过去几年，日本等发达国家把重化学工业不断转向中国，而自身则在不断的进行产业升级。中国各地这几年上马的规模很大的项目，很长时间内不可能搬走。这些产业大规模转移进来，我们在{dy}个、第二个承诺期可以不履行《京都议定书》，但第三个承诺期到来时，我们却可能被投资“锁住”。
　　如果把这些产业再转移出去，对就业、再就业和经济发展将有很大的冲击。另外，这可能对我国常规能源的大量使用产生压力。这些按照现有排放标准生产的企业在未来会极大地挤压其他企业的空间，制约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不必履行《京都协议书》的减排规定。而从发展趋势看，我国最终会成为CDM净买方。
　　在面对《京都议定书》与二氧化碳排放权贸易上，中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天上不会掉馅饼。我们应该看到在美好的道义责任背后的经济利益。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尽可能多的通过二氧化碳排放权贸易获得环境改善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努力降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在工业生产中的比例。
　　中国崛起让无数中国人沉浸在过去粗放式发展的恢弘之中，这几年美国无可匹敌的榜样力量又将中国带入了更为“xx”的靠金融推动社会发展和财富积累的阶段。当人们xx碳交易中的“金融创新”时，我们更应该看到日本领跑碳交易的实质是建立在世界{dy}的环保节能技术的基础上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
　　21世纪大国崛起的核心竞争力，肯定会是依托在将节能环保的科技应用于生产技术中，这才是世界新经济的杠杆和支点。这不但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谁率先断腕，走到同行业的前头，向环境索取更少的能源、向环境输出更少的副产品，谁生存的空间和时间就会更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