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参加达人文化公司的《听电影》节目的录制，主持人邀请我来谈谈过去一年最喜欢的电影，我谈的是纪录片《海豚湾》。我谈到《海豚湾》除了在内容上给了我很大震撼外，创作者对于纪录片的态度也给我很大启发，创作者拍这部纪录片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完成艺术创作，而是完成一次社会行动，只不过是用影像的方式、用纪录片的方式来完成行动。行动的意义也并不单单在于动物保护的意义上，更在于纪录片人对全球公共事件的xx和参与上。

    《海豚湾》让我看到了纪录片进行社会参与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在《海豚湾》创作和传播后，日本停止了海豚肉的学校午餐计划，孩子们可以不再吃有毒的海豚肉了。《海豚湾》的片尾还给出了一个号召全世界网民参与社会行动的网站，号召大家一起xx屠杀海豚的行为。

    而就在不久前，在英国学纪录片的天琦跟我说她希望纪录片不仅要记录社会，也要改造社会，我在内心还曾深深怀疑，我跟她说不应该让纪录片承担改造社会的使命，因为它改造不了，这个社会的固有结构和积习都太强大了，纪录片改变不了什么。

    在这之后的{yt}，我参加了中国一些{dj0}法学家、政治及社会学者的一个论坛，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宪政前景的展望，会上大家多次提及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多次提及公民这个概念，也提及中国人在身份上的分裂——我们的身份证上一面写着“居民身份证”，另一面写着“公民身份证号码”，我们到底是这个国家的居民还是公民？依照《宪法》，我们是公民，但我们的基本身份证件为何叫居民身份证而不是公民身份证？

    强调公民的概念即强调权利的概念，因为公民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尤其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强调公民的概念也是强调义务的概念，公民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公共事件，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参加这样的会议和议题让我不由得想到我的身份，抛开纪录片导演这样的社会身份，我的基本的社会身份是公民，公民是要对社会有参与、有表达的，而我的参与、表达的方式其实就是纪录片创作。

    这样的思路让我豁然开朗，因为之前我一直有这样的困惑：纪录片仅仅是完成自我表达甚至自我意淫吗？纪录片仅仅是一种艺术创作方式吗？纪录片的社会意义是什么？我不敢说我找到了答案，但我认为纪录片xx可以是我作为公民的一种社会参与行为，这种参与不单单是展示，也不满足于解释，更不是猎奇，而是要对公共事件、对社会问题表达意见、寻找策略，以期推动社会的进步。

    这看上去是个太大的宏愿，似乎不应是纪录片所应承担的，但其实已经有很多中国独立纪录片xx重大公共事件和社会热点议题了，比如《上访》，比如《归途列车》，比如《请投我一票》，只不过大家还只是自发地去“记录”而不是自觉地去“参与”。

    回到《海豚湾》，这部影片让我看到纪录片参与社会行动的{zj0}示范，但这种示范也有巨大风险，《海豚湾》的创作团队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完成此片拍摄的。前段时间坊间留传的艾老的《蹄花》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行动纪录片，片子很精彩，但是付出了一些代价。代价和风险肯定会有的，不耽溺于艺术创作的单一追求，而把纪录片创作指向更宽广、宏大、复杂、危险的社会领域，肯定是有风险的！

    我又想起英国纪录片大师格里尔逊在1920年代对纪录片发展的贡献，他对纪录片的兴趣首先不是将它看作一种艺术形式，而是将它当作一种影响公众舆论的媒介手段。我们听听他在九十年前说的话：“在一个充满活力和迅速变化的世界上，一面举向自然的镜子不如打造自然的锤子那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