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铁一般的茧子

王清铭

我发现我很早就习惯了空泛的抒情，念书时写作文，一写农民，就非用上古铜色的肌肤，满脸皱纹和满是茧子的手等现成的词句。有多年乡村生活经验的我知道，农人不是雕塑的铜像，他们经过烈日的暴晒，汗水的浸渍，肤色黧黑，更接近比如锄头、柴刀等铁的颜色。

农人脸上的皱纹是汗水冲刷出来的，犹如田里的沟垄。凝视一张典型的农人的脸，你说不出一道皱纹的来历，但你能一下子看出其中深藏的两个字：愁苦。一种比汗水更苦涩的味道，就从中间散发出来。

臧克家写过一首短诗《三代》：“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我觉得此诗并不能贴切地写出农人的一生。农人一生都在与泥土作旷日持久的斗争，最终未能战胜泥土，倒下了，才与泥土讲和，成为另一片泥土。他们的血与汗使泥土有了更好的墒情。农民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泥土坚硬浇薄，农人借助铁的硬度深入泥土。他们不能比铁硬，但必须比泥土坚实，这样泥土才能乖顺地听农人的话。农人一辈子把自己种植在家园之中，成为一种铁杆庄稼。

我一直寻找农人与泥土的联系，现在才发现，它不是铁和木柄，而是紧握这些农具的手，手上的茧子。手是肉做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无可奈何地选择与泥土对抗之后，手背逐渐凸起毕露的青筋，而手心开始接受铁的锤炼。

就说拿锄头吧，锄柄是沉实的木棍，华而不实的木头太轻飘，容易折断，做不了锄柄。那些成为锄柄的木头纹理清晰，你能从中看见阳光和风雨的痕迹。但这时的锄柄还不是合格的，它还得喝足手心上淌下的汗水，还得喝一点软弱的手心沁出的血珠。人的手心也有纹路，但不够沉实，需要经历木头的不断磨砺，才能与锄头接合。

手心软，锄柄硬，软的手心却要挥动坚硬的锄头。这样，手心与锄柄的矛盾就产生了。两者龃龉的结果，就是手心先起水泡，这些水泡又被锄柄磕破了，里面流出的水和汗水一起浸渍了锄柄。手心上的那一层薄薄的皮，被锄柄碾碎了，手心里的肉就露出来了，红红的，带着血丝。但你不能停下来，还有那么多的泥土挑衅般地铺在你面前，疼不是你放弃的理由。于是你呲牙咧嘴，挥动锄头，一直往泥土深处挖掘，直到手心的血喂饱了锄柄，水泡里血肉模糊一片。下一次开始，来不及结痂的伤口又绽开了，积攒了一夜的血珠淋漓地流出，贪婪的锄柄又一次喝足。这样反复多次，开始结痂又在锄柄的压迫下不情愿绽开，绽开之后又坚韧地愈合。几天过去了，等你发现，在田地里你只听到泥土喊疼的声音，你的手心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布满了茧子。

那些茧子，孤独地从手心凸起，颜色黧黑，按一下，很坚硬，锄柄的硬度很难再伤害到它们了。它们曾经也是肉，但在与锄柄和泥土的抗争中，基因突变，变得比木头更硬，更接近铁的本质。光是看它们的颜色，你会认为它们是小块的黑色的铁，最少是熔入了铁质。那些茧子，是农人长期与土地作战所披上的铠甲。

我一直很怀疑那句话：麻木的人心上长满了茧子。茧子是在与坚硬的对抗中百般磨砺而成，一个真正的农人经过艰苦的劳作之后，他们的心上才长满了茧子。长了茧子的心开始变硬，硬得足够与坚硬浇薄的生活在坚韧的抗争，硬得让那些冷漠的农具变成农人延伸出的四肢。

我是一个乡村的逃兵，手心里的铁早已逃遁无踪。如果不是前不久练哑铃，铁重新在手心，我大概早已淡忘了茧子。我不会去美化农人所历经的苦难，但我明白，要成为一个纯粹的农人，先得把自己锤炼地铁一般的坚韧。胼手胝足，那铁一般的茧子，还有铁一般的肤色。

远离茧子的日子，我的血液呼唤着铁。

那个以房屋命名的女人

王清铭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

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４日的清晨，铁窗外大雪纷飞，如风扬起的白发，艾青在纷扬的雪中仿佛看见一张满是皱纹的脸，感觉有一双宽大的手掌正抚摸在自己被寒意包围的身体，他仿佛变成一个小孩子，被抱在怀里。于是他心潮起伏，一气呵成地写下了他的不朽的诗篇：《大堰河──我的褓姆》。

 1933年的另一个清晨，21岁的祖母站在狭小的木窗后，看着远处旷野上枯黄的草尖上，有一层薄薄的霜，早起的阳光给它们镶上金色的花边。渐渐地，草尖有些湿了，那种湿意连同寒意一直逶迤到祖母的眼眶里。她也有一层薄薄的心事，如霜，被阳光暖暖地包围着。

 1933年祖母的清晨里没有诗意的雪，她一辈子就没有看到雪，这里只下白白的霜，祖母走过最远的地方是邻县，那里也不下雪。祖母21岁了，同龄的女伴很多手里抱一个孩子背上背一个孩子了，祖母不是诗人，但她也觉得在这样的清晨该想起谁了，她的头脑里飘过一个模糊的身影，他正在从旷野那边从她走来，她黧黑的脸上不自觉浮起两朵红云。等她揉揉眼睛，想看清那个身影是谁，但远处只有薄薄的一层霜，正反射耀眼的阳光。她身后的黑暗里突然传来一个响雷般的声音：“还愣着干嘛，快去田里干活。”

 祖母一个本来可能产生诗意的清晨就这样结束了，她从屋角拿起一把锄头，跟在父母的身后，阳光把她的身影扯得很长、很黑。一路上麻雀在叽叽喳喳，碰上的相识的人偶尔也给她打声招呼：“垄头妹，这么早就去田里了。”

祖母生活的那个年代，男人才有姓名，村里的妇女没有起名的权利，她们住在哪里，房屋所在的地方就变成她们的称呼。祖母家破旧的房子在田垄的开头，“垄头妹”就成为她的名字。艾青诗中的大堰河比祖母幸运，她还能够用生她的村庄做名字，祖母们更卑微，只能用房屋来取名。那房屋在祖母出生的时候就很老了，出生在那个年代的女人就如老屋一样，很早就老了。

1943年的一个清晨，31岁的“垄头嫂”站在木窗后，远处依旧一层薄薄的霜。看见早起的阳光，她腆着肚子去晾晒五个孩子的衣服。屋外麻雀和屋里的孩子都在叽叽喳喳，她宽大的手掌落在大姑妈的屁股上，屋内的黑暗里传出她响雷般的声音：“在家看好弟妹！”

1953年的一个清晨，更老的木窗后，19岁的大姑妈看见阳光给草尖上薄薄的一层霜镶上金边，她也有一层薄薄的心事，如霜，被阳光暖暖地包围着。41岁的“垄头婶”对她说：“还愣着干嘛，快去田里干活。”路上有麻雀跳跃着，阳光将祖母的身影扯得很长、很黑，有一部分就重叠在大姑妈拿着锄头的身影上，显得更黑、更深。

 1963年的一个清晨，苍然老去的木窗后，51岁的“垄头嬷”看见了多年前那一层薄薄的霜，在阳光的照射下很明亮，她突然呼唤一声祖父的名字，没有人回答。她恍然醒悟，积劳成疾的祖父已经病死两年了。她大概也想起21岁的那个清晨，大地也这样霜着，薄薄的一层，如心事。祖父与那个模糊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后来又分开，她在结婚的那个夜的红烛光下，才{dy}次看见了祖父。她就认定那个模糊的身影就是祖父，现在祖父也离开了，犹如霜化了，她的眼眶里有了湿意。

1973年和1983年的清晨，父亲建造的房屋里，祖母从木窗内往外望，霜都是薄薄的一层。木窗还是原来的那个，木头比铁更经久耐用，节俭的父亲将它保留下来。 61岁和71岁的“垄头嬷”都拿着锄头走在路上，只是步伐越来越慢，身影越来越蹒跚。她的手上多了一根木棍，用来辅助支撑过太多重量而伤残的双腿。

1993年的一个清晨，木窗还是多年前的那个，祖母仍旧看见远处草尖上薄薄的一层霜，只是她再也无法拿动锄头走在路上。屋外一只久违的麻雀在叫着，把她叫得有些烦躁。她拄着木棍做成的拐杖，拖着佝偻的身体走到竹椅前，费劲地坐下，用手轻轻地捶打着双腿，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那些密布在腿上的青筋，早就干瘪了。

2003年的一个清晨，我站在黝黑的木窗后，看见远处那一层薄薄的霜，在阳光下有了湿意，我想起刚从人世离去不久的祖母，突然有些怆然。那些霜从草尖上飞向天空，然后纷纷扬扬地落下，如雪，祖母一生都没有见过的雪。

 “垄头厝”，是我的祖母

 她的名字就是她住过的房屋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