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过去在国内准备的履历表不一样，在北美通用的求职履历表格式中，罗列申请人工作经历时，不是按时间顺序从过去到现在，而是从现在，或最近一个工作开始，按时间顺序往回倒推。因此工作经历的{dy}行最左面的时间指示，清清楚楚地也非常醒目地表明了申请人目前的工作情况。如果{dy}行的时间段是开放式的，即从某年某月到现在，就表明申请人目前在岗，及在此岗位上工作了多久。如{dy}行的时间段是封闭式的，例如从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就表明申请人的工作经历在这一时间段以后就中断了，目前没有工作经历可以罗列。

在不断求职的过程中，我渐渐地了解到对于专业人员来说，失业或离开本专业岗位的时间越长，要找回本专业的工作岗位就越难。{zh0}是骑着马找马。但是我的履历表上工作经历的{dy}行，很醒目地表明了我从９２年３月就没了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在履历表上就越来越扎眼。为了解决这个这个问题，尽管还是没工作，我在履历表的工作经历中添了一条新的{dy}行：１９９２年３月―――现在：　专利咨询顾问，自由职业。这样，我的求职履历表看起来比原来要舒服多了。

这么修改我的求职履历表也并不是弄虚作假喔，算是一个擦边球吧。咨询顾问在北美是一个含义极广的抬头，任何一个向客户提供解决问题方案而赚取佣金的人，都可以称自己为咨询顾问。没有什么特别的资质要求，可以是水平档次极高的，可以极一般，也许一文不值的。你别说，在我失业期间，甚至再就业以后，我还真向各式各样的人，是朋友或不是朋友的，出过不少专利方面的主意，也算是提供过不少这样的咨询服务。这种所谓的自由职业一直继续到我考过加拿大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受雇于目前就职的律师事务所。不过我帮着出主意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经济情况不佳的华人，大部分都成了我的朋友。中国人在朋友那里是不赚钱的，或很难赚到钱的，起码我的实践经验让我是这样感觉的。不过，后来人家告诉我，中国人是最“杀熟”的。（喔，今天在新加坡“早报”网上新闻看到一篇文章“朝鲜在外交上”杀熟“）　想起来也对。当时做传销， 我爷爷级上线要我做的{dy}件事，就是准备一份世界范围内我的亲戚朋友熟人的名单交给他。 他会督促和帮我走上“杀熟”的战场。当然，我拒绝了。理由是中国当时还不允许传销公司进入，而我所有亲朋好友都在中国。看来，我还真不是当商海里弄潮手的料。然而无论如何，赚不到钱的咨询顾问也还算是咨询顾问。

还是先来讲一件更接近真实意义上的专利咨询服务的经历吧。我的服务对象是一位加拿大专利律师，加拿大籍埃及人，在德国受的教育，让我称他萨迪克先生吧。他个子高高，皮肤棕色，头发灰白，六十左右，鼓鼓的大眼睛里流露出阿拉伯人特有的智慧和狡猾。我认识萨迪克先生是８５－８６年公派进修时，在渥太华。他那时在我进修所在那家律师事务所当律师，那是一家加拿大xx的律师事务所，很大，好几百人。我和另一位北京来的访问学者是该所{dy}次接待的中国学者。那时加拿大人对中国了解甚少，会问我“中国会造汽车吗？”之类的问题。当听我告诉他们，中国已把人造卫星送上天了，他们会非常疑惑地点着头。物以稀为贵，作为中国来的访问学者，我们俩xx经常被邀请到各位律师家中，或别墅里去做客。邀请我们的律师家庭太多，往往还要排队呢。萨迪克先生也请过我们，不过不是在他家。他离婚了，和女朋友住在一起，不过他的女朋友常换，所以家里较乱，大概无法待客。那天他请我们俩和其他七，八位律师到一家中餐馆，吃的北京烤鸭。

在我求职期间听说萨迪克先生目前与另两位律师合伙，在渥太华开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于是我打电话给他，碰碰运气，询问是否需要雇佣专利助手。萨迪克先生说他并不需要专利助手，但是他手上正有两件专利申请案需要请人起草撰写，如我愿意，可交予我做。这就是现在很流行的服务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可那时我还没听说过这个术语。现在陈刚（老茂）是服务外包学院的院长，这方面的专家。大家有问题可向他请教。虽然渥太华离多伦多有四百公里路程，可这是我{dy}笔可以挣钱的活，我一口就答应了。因为过去相熟的关系，我也没问报酬多少，第二天就开着车屁颠屁颠地赶往渥太华去了。

我在渥太华一位华人朋友家里歇脚。他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被省政府发配到监狱里代替罢工狱警的会计师，也是诸位读者的熟人哟。他西安交大本科毕业，加拿大的MBA.　当时在一家小公司当一个收入不高的会计。在加拿大会计这个职务，可以是年薪两万左右，非常初级的，也可以是年薪超过十万的高级会计师。我们当时都不会怀疑他有{yt}会成为加拿大注册会计师。但是无论是我还是他本人，绝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他会到监狱里住三个星期去看守囚犯。他一家四口当时在渥太华市区一个僻静街区的廉价公寓楼里租了一个单元，我就在他家客厅里打地铺。他家旧沙发的弹簧太硌人，无法睡。那时中国留学生们大部分的家具都是检别人家在收垃圾时丢出来的旧货。怕人看见不好意思，一般都在收垃圾前{yt}天黑以后，外出寻觅。破旧床垫和沙发最容易找到，要找还能安全使用的桌子椅子难度就要大点。

渥太华虽然是加拿大的首都，可是城市不大，当时市区人口就三十万。萨迪克先生的办公室所在的小办公楼虽然还算坐落在市区，不过远离商业中心，那里没有一点点市区的氛围了。萨迪克先生笑眯眯地交给了我一叠资料，要我天天到他办公室来工作，两三天内完成这两个专利申请案的起草撰写。办公室地方很逼促，萨迪克先生的秘书费了不少劲，才给我安顿了一个可以坐下写字的地方。我早出晚归，三天时间完成了任务。自我感觉还不错，因为我对这两个案子的技术内容和发明要点有相当的理解。在我向萨迪克先生交差时，他接过我撰写的文件，也没过目就放在一旁，说让我先回去，以后与我电话联系。虽然有点意外和扫兴，不过我也没好意思说什么。

回到多伦多后一直没有萨迪克先生的消息，我只好一次一次地打电话找他。一开始他说因为忙，还没时间看我写好的文件。后来他说文件写得不好，他没用，只字没提如何处理报酬的问题，就把电话挂了。我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想想很窝火，钱一分没挣到，还倒贴了好几十元的汽油费和饭钱。白贴了几天时间倒没什么，咱不差时间，差得只是钱。叫我更窝火和愤怒的是一种被人持强势欺负的感觉，自己处于一种很无助很无奈的境地。这大慨和国内目前处于弱势群体的个人受了欺凌后的感觉差不多。不过当时我并不懂得“弱势群体”这一概念，以前好像也没有类似的感觉。就在处于当时社会{zd1}层的“土插队”期间，我们总还有点傲气，见了公社干部也不用像老乡们那样低声下气。无票扒火车被抓，好像也不特别害怕。知青这个群体，当时社会地位确实很低，有些人的经历也确实很惨，不过总体似乎并没很弱势的自我感觉。

后来和我另一位白人洋人朋友谈起此事，他也曾是渥太华那家大律师事务所共事的律师。他说我肯定是被那个埃及人给骗了，那些说辞是故意编排的，没有白干三天不付钱的道理。他又告诉我，就是因为声名狼藉，那位埃及人才被迫离开那家律师事务所的。

大家不要以为我有什么种族歧视，在此糟蹋有色人种。这里xx是就事论事。我就顺便再讲讲如何被一位白人大学者欺骗的经过吧，骗得还挺惨。

那是我刚考过汽车驾照，忙着要买一辆便宜的二手车。杂志上看到一辆黑色８２年的福特车广告，不显旧，才一千八。电话联系好了去看车，特远，在多伦多远郊，倒了好几回公交车才到。卖车的是一位五十左右的白人，胖胖的，掂个大肚子，秃顶，小胡子，看上去挺有学问的样子。一交谈，把我折服得五体投地。因为见我是中国人，他就开始和我谈中国。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晓无所不知。从春秋战国到文化大革命，从圣人孔夫子到叛国的林彪，他都能侃侃而谈。他又告诉我，他替xx政府做战略咨询顾问（嘿，也是咨询顾问！）我肃然起敬，一下子对他有了无限的亲近和信任感。下面就可想而知了，他说什么我都O.K.

知道我刚拿驾照，他自告奋勇替我试车，让我坐在副驾驶座上。他不上高速公路，说是目前交通繁忙，不安全。在一条僻静的路上，他最快才开到七十多公里。我问能否再快些，他很夸张地说，超过八十公里，我老婆非杀了我。俩人哈哈一笑，我也没坚持。 按规定，他卖车需交给我一份{zx1}的车检证明，我以此办理过户上牌手续。当他告诉我，由于时间紧，他没来得及做车检，愿让价二百元，以一千六百元的价钱把车卖给我，出于对这位中国通的好感和信任，还有当时对车毫无经验，我同意了。他说随便找一家修车行，五十元就把车检搞定了。

结果把车买回家，修理林林总总大大小小各种问题，花了一千元才算通过车检，完成过户手续。这时再打电话找这位老兄论理，根本没门，他老婆永远说他不在家。几天后开车上高速公路后，我发觉尽管我已置身在时速100-110公里的车流中，但速度表却在80公里左右。原来速度表在高速时显示的结果只有实际的百分之七八十。更要命的是，十一月的北国冷风一个劲地从腿下面望里灌，冻得我直打哆嗦，暖气开到{zd0}也不顶用。同车的朋友{zh1}用羽绒服把我两大腿包住，我才勉强把车开回家。这在很长时间里都成了朋友们笑谈的话题了。第二天洗车，在车头盖上浇了了一桶水，车里驾驶坐下居然汪一滩水。经检查，才发现方向盘下面的车体烂了一个比拳头还大的洞，冷风就是从那里灌进来的。我用一件旧衬衣团巴团巴，把那大洞堵死了，车里的暖气才上得来。此车我开了六个月，因为又有故障要花大钱修理，我只好割爱了。

对比上述两次受欺骗的感觉，其实相当不一样。买车受骗，骗得还很惨，但是我没有感到气愤，没有前面讲的那种因为处于弱势而被欺负的感觉。那种被人持强势欺凌受辱的感觉，在我一生中非常非常少。但买车受骗纯粹是我缺乏经验，盲目崇拜知识xx的缘故。这种受骗情况，过去和以后也还时有发生，有大有小而已。不过这次受骗的故事，我自认是最出彩的了。

迄今为止，我讲的似乎都是我经历中走麦城的故事：求职不果，传销失败，上当受骗。咱也不能老打悲情牌。得找点多少也发点光带点彩的故事说说。比如我这“咨询顾问”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嘿，这顶帽子有点大。不过和香港台湾来的华人比，受过共产党文化熏陶的大陆来的华人（不论政治观点如何）一般说话是口气大点，立论高点，谈得深点，扯得远点。多少会点提纲挈领。这让港台籍的华人们不得不服：“大陆来的个个会讲话。”

不过，丑话说前头。我那大帽子下说的都是鸡毛蒜皮，与伟大事业没什么直接的关系。我和大部分在海外扎根的许多华人一样，关起门来过日子，没人谈思想、谈抱负。谈得上有成就感的海外华人，是那些在{dj1}或重要岗位上的少数人，他们为这个社会作比较重要一点的贡献。然而，没有昙昙众生，这个社会是不成社会的。所以不谈思想，不谈抱负，勤勤恳恳工作，安安稳稳生活的大众，他们一点一滴的贡献集合起来，更是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想到这些，我的心态平和了。我不用去同哪位攀比成就和抱负。接下来我还是和老伙计们说故事，讲感受，跟着感觉走，聊一出是一出，聊到哪里算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