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后记：合纵与连横

本书源起于这样一个中心问题，即在考虑到所有不足以及未来可能的挫折的情况下，中国的崛起是否可被视为230年前斯密所预言并倡导的欧洲民族以及非欧洲后裔间更大的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先兆，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被视为此先兆。本书阐述的观点指向了一个积极的答案，但仍有一些重大缺憾。

正如第7章和第9章所述，中国作为美国反恐战争的真正赢家的兴起，导致了两国在东亚乃至全世界影响力的逆转。这种逆转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乔书亚·库珀·雷默所称的“北京共识”。这是指中国领导的一种发展道路的兴起，“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不仅可以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而且可以“使其真正独立地、在自己的生活和政治选择得到保护的情况下融入国际秩序”。雷默指出，新共识的两个特点对全世界的南方国家尤其具有吸引力。一个是“本土化”，即承认根据各地必然互不相同的地方需求来确定相适应的发展方式的重要性。这与日益名声扫地的华盛顿共识的一刀切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另一个是“多边主义”，即承认在构建基于经济上相互倚赖但政治和文化上求同存异的全球秩序中国家间合作的重要性。这与美国政治的单边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所指出，北京共识的这些特点或许会引导世界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它们或许会导致一个“新万隆集团”的形成，即（383）1950年代和1960年代第三世界联盟的翻版。这个新组织同老组织一样，目的都是要反对经济、政治的从属地位，但同时与全球经济空前一体化的时代相适应。或者它们会引向另一个方向，即把南方国家拉入旨在遏制中国领导的xx全球财富等级制度的北南联盟。（跟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情况类似；合纵——北南联盟，还是连横——南南合作或新万隆集团？）

合纵383-384

正如第10章所述，面对遏制中国的新保守战略的失败，更“现实的”替代选择指向三种不同的北南联盟。我们认为，每一种替代战略都有其不足之处，进而导致了美国对华政策缺乏连续性。只要美国在西亚陷入军事困境，不论华盛顿谁当政，缺乏连续性的问题可能都将存在下去。但无论是否连续贯彻，三种战略全都具备相应潜力，足以破坏能够对抗北方主导地位的南方新联盟的形成。

造成损失最惨重的破坏是平可顿的“快乐的旁观者”战略所暗含的。该战略宣扬回归20世纪上半叶，当时美国通过向爆发战争的欧洲国家提供资金和物质而变得富裕和强大，而如今的区别只是处于战争的是亚洲而非欧洲。造成损失最小的破坏的是基辛格的战略所暗含的。该战略设想把中国拉入经过改革的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假如成功，它将维持北方国家的主导地位，至少不会把亚洲和全球南方国家推入“快乐的旁观者”战略一旦成功所带来的动荡和战争中。卡普兰的战略是利用美国为首的军事联盟来围堵中国，它对南方国家所造成的成本和风险介于两者之间。该战略宣扬回归冷战，但以亚洲而非欧洲为中心。它将造成亚洲和南方国家的严重分裂以及旧冷战力图避免的核毁灭风险，但也将迫使美国给予（384）南方联盟一些尊重和让步，并对挑起直接卷入美国的战争小心翼翼。当然，除此还有其他一些可能的选择，其中一些已在推行。但它们都是“快乐的旁观者”、“拉拢”和“冷战”战略的变种或组合。

合纵与连横的金融支柱384-388

对于中国被拉入以美国或北方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以及其他南方国家因相互提防而寻求或接受美国支持的诱惑力，我们不应低估。但我们也不应高估美国成功推行这些战略的实力，即使与欧洲相互勾结。伊拉克的溃败不仅证实了高压手段对于将北方意愿强加给南方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作为美国和北方主导地位基础的金融支柱日益动摇。

在此方面，关键的转折点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安德鲁·梅隆曾说：“在萧条中，资产物归原主。”韦德和魏内罗索声称，这场危机证实了这句格言的正确性。

货币大幅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金融自由化及其扶助的复苏相结合，引爆了过去50年全世界范围内资产从本国向外国所有者{zd0}规模的和平时期转移。与之相比，1980年代拉美资产或1994年后墨西哥资产向美国所有者的转移都相形见绌。

（385）相关诊断在确定这场危机的近期影响方面是正确的，但却xx忽视了危机对北南关系以及基金组织进一步推动南方资产向北方所有者转移的能力的更长期影响。1997-1998年的危机标志着，北方国家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逆差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顺差之间开始分化。这种分化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北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能够以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价格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少。世界其他国家的大量顺差仍在流向美国的金融中心，一方面为美国日增的逆差融资，另一方面在包括南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地再投资。但越来越多且数额庞大的一部分顺差正绕过美国的中心，既用于建立外汇储备又可直接流入其他南方目的地，从而动摇基金组织以及其他北方控制的金融机构对南方国家的控制。

随着资金日益充裕，再加上渴望收回对本国经济政策的控制权，南方国家都赎回了债务，把基金组织的放款业务量减少到1980年代以来的{zd1}水平。《华尔街日报》指出，放款业务量的减少“大大削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经济政策的影响力”，迫使其从“施压”转向“规劝”，并减少利息所得和现金储备。“一件具讽刺意味的事引起很多（南方国家）财政部长窃喜，即该组织长期宣扬勒紧裤腰带政策，现在自己却不得不这样做。”

尽管中国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库券，但在把南方国家顺差转投南（386）方目的地方面，在向邻国和遥远的南方国家提供有关贸易、投资以及北方国家和金融机构的援助的有吸引力替代选择方面，中国都发挥了主要作用。在中国宣布向菲律宾提供每年20亿美元、连续3年的一揽子特别xx后，亚洲开发银行负责菲律宾事务的主任指出：“买卖场上出现了一位非常庞大的新参与者，它具有改变海外开发援助形势的潜力。”中国的xx使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2亿美元xx相形见绌，轻而易举超过了正与日本谈判的10亿美元xx，遮盖了华盛顿因阿罗约总统从伊拉克撤军而给予菲律宾的冷遇。这只是日益增长的大量类似交易之一。在这些交易中，中国通过向南方国家提供有关xx资源开采的更慷慨条款，以更少的政治附加条款并免除昂贵的咨询费提供更大额的xx，并且以只占北方竞争者一半的成本在偏远地区兴建复杂的大型基础设施等，不断在与北方机构的竞争中胜出。

石油国家也将其顺差转向了南方国家，对中国带头的行动起到了补充和弥补的作用。委内瑞拉利用高油价带来的意外之财使拉美国家摆脱了对北方利益的从属，这具有巨大的政治和象征意义。

当阿根廷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手而需要xx时，委内瑞拉拿出了24亿美元。委内瑞拉向厄瓜多尔购买了3亿美元债券。历史上，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洲间开发银行等重要信贷来源的控制，华盛顿对拉丁美洲的经济政策拥有巨大影响力。委内瑞拉作为“{zh1}xx人”的新角色削弱了这种影响力。

（387）沙特等西亚国家近来表现出，有意将至少部分顺差从美国和欧洲转投东亚和南亚。这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并且在破坏北方国家金融主导地位上潜力更大。据西方银行家称，“毫无疑问，我们正看到在中东与亚洲，特别是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交易量陡增”。尽管目前西亚投资者还未从美国撤资，但“油价高企所带来的大量新收入却未投向北美”。原因部分是政治的：不得人心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对美国的对抗情绪等，后者迫使杜拜的港口公司在收购英国港口运营商——铁行后，抛售了在美国的股份。但更令人信服的原因却是纯经济的：中国和所有迅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都需要西亚石油，而石油带来的西亚资本和流动资产也在寻找收益高于美国国库券的投资机会。

2006年5月，当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敦促亚洲国家将亚洲顺差转投亚洲开发项目时，一位美国观察家发现这一演讲“令人震惊”——“美元和美国领导权终结的先兆”。本书第7章的论点指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方向：美国的领导权或霸权（相对纯粹的主导地位）很可能已经终结；但就像英国霸权终结三四十年后英镑仍为国际货币一样，美元可能也会如此。然而，对此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亚洲等南方国家是否会继续使用美元作为交换手段。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它们可能仍会使用，尽管使用到何种程度不为人知。问题在于，他们是会继续将国际收支顺差任由美国控制的机构处置，变成北方主导的工具，还是会利用其作为南方解放的工具。从此观点出发，辛格的讲话并不令人震惊，而只是为现存的行动增添了动力。真正令人震惊的，是对1980年代初货币主义反革命所引发的反弹的程度缺乏认识，而在这方面南方不亚于北方。这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使新万隆集团可以将斯密很久前设（388）想的文明xx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