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4年，xxx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就指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75年后，“建国六十年成就展”的那组说明文字——“我国以占全国耕地48％的灌溉面积生产了占全国总产量75%的粮食和90％的棉花、蔬菜等经济作物”，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这个英明的论断。

再看下面一组数字：

解放前我国只有1223座水库，其中大型水库6座，中型水库13座，小型水库1200多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数），总库容约200亿立方米左右。1949-1976年，全国拥有水库85400多座（1979年超过86000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其中大型水库302座，中型水库2110座，小型水库（容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下的迷你型水库、塘坝不在其列，据说有数百万座）82000多座，总库容4000亿立方。同一时期，全国的农民还开挖人工河300多万公里，打配套机井240万眼。修建各类堤防总长16.　6万公里　。后30年水利建设也搞了一些，例如进行了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共安排大型灌区节水改造投资345亿元，新增和恢复灌溉面积1684万亩，改善灌溉面积8343万亩。但后30年的水利建设与前三十年无法相比，在耕地面积下降的情况下，灌溉面积增长了至多两个百分点，水库仅建造了827座。

1979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已达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四分之一，居世界xx。灌溉密度达到46%，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能以占全球约6％的淡水资源、9％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1%人口的粮食问题，水利事业和农田灌溉设施的建设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把以上这两组数字结合起来，可以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仅就增加灌溉面积这一点来说，现阶段还有提高粮食产量的很大潜力——如果把灌溉面积提高到70%，粮食产量就将比现在的实际产量增加大约23.8%——只不过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可以挖掘的潜力已经没有多少了。

计算过程如下（为便于理解，以2008年为例，这一年粮食产量为52850万吨）：

增加的粮食产量＝52850×75%÷48%×（70%－48%）－52850×25%÷52%×（70%－48%）

＝12577（万吨）

粮食产量增加率＝12577÷52850=23. 80%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耕地的灌溉面积比例提高到70%，2008年的粮食产量应该在65427万吨左右（52850+12577=65427），1982年以来的粮食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将由1.79%提高到2.30%；如果灌溉面积提高到80%，这一增长率就将提高到2.61%。

可是由于改革家的高瞻远瞩，人民公社早已化为乌有，现在靠什么增加灌溉面积呢？这还不算，被捧为“伟大创造”的“农业改革”还锦上添花，对中国农民实行买一赠一，服务到家——在很多地方，一些“配套改革措施”的实行，又造成原有的水库、堰坝、水渠和农田水利设施的失修、损坏和废弃，很多地方水浇地数量是减少的。河南林县（现改名林州市）的灌溉面积就减少了一半。

无可奈何花落去！！！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人民公社不被强行解散，中国耕地的灌溉面积便会提高到70%么？这个问题，中国50岁以上的人只要还没有失忆，基本上都能给出正确的回答——即便是一直生长和工作在城市的人，在中学时代或参加工作以后也大多参加过修建水库或水渠的劳动罢。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是如何从解放初期的2.4亿亩，增长到1979年的7.3亿亩（现为8.77亿亩）的？这个奇迹，基本上是在前三十年那个火红的年代，中国的的农民、工人、知识青年和其他社会主义劳动者通过惊天地泣鬼神的辛勤努力创造的。在农业合作化的热潮中，1957年秋冬之际仅四个月的时间内，中国农田灌溉面积就增加了一亿多亩！

这里还有一个更直接的证据。说来真是万幸，历史竟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可供对比研究的活化石——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即便是被强大的宣传机器输入了扭曲的观念和“思维”的程序，一个人也不难从这个乡近三十年农业建设和生产的历史得到一些教益，这个乡后三十年的历史也能回答，如果人民公社存续下来，水浇地的数量能否继续增长。

作为汉族地区{wy}一个未解散的人民公社，周家庄乡没有被甚嚣尘上的时代逆流所征服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近三十年来，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周家庄人民公社的新名）的社员们在原有体制下，继续大力推行土地改良，2万多亩耕地像过筛子一样，整治了一遍又一遍，全部达到高产稳产标准。不仅水浇地面积达到了{bfb}，而且沟渠全部“明改暗”，既增加了可耕地面积，又节约了水资源。2003年以来，全乡投资160万元，修建防渗垄沟10万多米，节约耕地110亩，每年节水100万立方米，灌溉效率提高一倍。“改革开放”时期，该乡不仅没有发生耕地数量减少的现象（其他农村很普遍），还增加了近4000亩。通过合理规划和科学的土地整理，土地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例如，从1983年{dy}批农民住宅楼交付使用到2008年止，全乡共建住宅楼3426座（总面积达64万平方米），不仅没占一分耕地，还腾出840多亩土地。通过规模种植，农业收入连年增长，周家庄乡的财政收入列全市{dy}。2007年，全社工农业总收入52640万元，人均分配6338元（周围的村庄人均收入只有不到4000元），集体公共积累27991万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106倍、68倍和55.21倍。

“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成就，仅灌溉面积一项，就足以让“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业“韬光养晦”了。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对市场的“开拓”、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流转”、小农经济下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突飞猛进”，农业技术推广的“立竿见影”等“改革优势”，对于特色时期农业的贡献，尚未考虑，有待“特别是”论者的发明。

试问，面对周家庄乡近30年来的发展，

有哪一个实行了联产承包制的村子，实行了这样的农田水利建设，或打算实行这样的农田水利建设？

有哪一个实行了联产承包制的村子，实行了这样的土地改良，或打算实行这样的土地改良？

有哪一个实行了联产承包制的村子，实现了这样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当然，打算让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子实现比周家庄乡更高的经济效益，每一个“农村改革”的设计师想必都做得到，每一个怀有政治热情，又赞成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人也做得到，然而又有哪个工程师已经，或有能力建成这个空中楼阁，让一个乡的经济、农业、环境、社会得到这样和谐的发展？

周家庄乡所取得的只是特色时期集体经济的一般成就，一些坚持了集体经济而又以工业发展为主的村子，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小刘庄、南街村、黑龙江的兴十四村，其经济发展成就比周家庄乡高得多，农村改革开放的亮点小岗村纵然得到成百万元的资助，又有哪一点可与之相比呢？

只会静止地看问题的改革教的善男信女们，把周家庄乡、华西村、小刘庄、南街村、兴十四村、韩庄（北京）、窦店（北京）等“吃大锅饭”的乡村，与实行了“联产承包制”的乡村作对比，是不是比你们把 “农业产量低”、“买不起电视机”之类的“铁证”作为污蔑人民公社生产和建设成就的论据要公道一点呢？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财产公有，实行按劳分配）的人民公社与修正主义的“联产承包制”之间的{zj0}对比，就是把它们置于相同的时代背景和大市场环境之下，这才是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才是公道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