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的爆发中断了“新全球化”，中国经济也将脱离原有的增长轨道。由于全球化的修复将需要较长时间，如果中国经济想要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原有动力消失：出口不可依赖、投资不可持续

2003~2007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两方面。

国内方面，是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品的爆发性需求，引导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使国内供给结构相应发生改变，能源、原材料和机械、电子产业由此获得巨大增长。国际方面，是新全球化出现新浪潮引导中国的出口结构升级，并且使出口成为这时期增长最快的需求动力。

正是得益于国际、国内这两方面的重大结构变化，中国在这一时期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其中，钢铁和有色等基础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高达120%~170%，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设备制造业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高达60%~70%，出口部门的投资增长率也普遍高达50%以上，而同期的投资增长率为31%。

但这两方面的动力都在衰退。

国际方面，虽然从第三季度开始美国经济有所复苏，但危机并没有过去，因为美国金融体系庞大的“有毒资产”还没有得到处理，世界贸易的前景也不容乐观，关于这一点，我过去发表在{dy}财经日报上的文章中已有清晰阐述。从中期来看，美国要走出危机，需要政府与居民共同走向收支平衡的过程，这也会大大降低美国的进口需求。由此，未来至少中期内，世界贸易不可能再现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景象。

国内方面，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由此导致了居民主体的收入增长不能与总体经济增长同步。发达市场经济体的中产阶级比重一般在80%左右，但国内有关研究说明，处于中位收入值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仅占15%左右。这就导致了当中国先富起来的部分人口购买了汽车与住房后，

多数人口不能跟进，从而难以形成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家电进入家庭为代表的“排浪式”消费，也难以形成像发达国家那样，由中产阶级汽车与住房消费所拉动的长达20年左右的持续高增长。由此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就使投资增长难以持续。

为了应对危机，中国政府目前主要是依靠加大投资需求，来对冲出口需求萎缩，但是这种做法包含着一个尖锐的矛盾，就是如果本轮巨大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在未来没有需求对象，就会形成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基础设施也有过剩问题，如果用xx修建的基础设施由于利用率严重不足而收不回投资，就会导致银行系统发生坏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