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经济转型期犯罪率

经典犯罪经济学模型把犯罪视作是人们在权衡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基础上的理性选择，一些人成为“罪犯”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先天遗传、心理机能或者是个人道德范畴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他们从事犯罪活动的成本和收益存在差异。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法律年鉴》

□陈刚

意大利犯罪学家贝卡利亚说：“犯罪的真实尺度就是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即便抛开单纯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批判，违法犯罪活动在许多方面都导致了巨大的社会成本支出。中国的犯罪率在过去30年里急剧上升，这不仅仅是阻碍中国经济持续性增长的沉重桎梏，而且同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中国经济转型期
犯罪率急剧上升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里取得的经济绩效是辉煌的，但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各类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并变得尖锐，最重要的一个表征就是犯罪率的急剧上升。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刑事犯罪率在1978—2008年间增长了近7倍，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犯罪高峰期，无论是财产犯罪还是暴力犯罪都有一个明显的跳跃式增长。其中，每万人财产犯罪率由1999年的13.83起跳跃式增加到了2000年的22.38起，再到2001年的27.17起；每万人暴力犯罪率也由1999年的2.85起迅速增加到了2000年的3.90起，再到2001年的4.38起；每万人的总犯罪率则由1999年的16.68起增加到了2000年的26.28起（增幅为57.63%），再到2001年的31.55起（增幅为20.03%），并在此后维持在这样一个高犯罪率的水平线上。

犯罪经济学显示出强大活力

传统理论试图在社会道德范畴内来解释犯罪，但对于那些“道德沦丧”的罪犯来说，如何引导他们去遵守现有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观念现在似乎还缺乏令人信服的观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Becker）在20世纪60年代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扩展到对犯罪、婚姻、家庭等非市场行为的研究领域中，由此奠定了犯罪经济分析的一般选择理论框架。
经典犯罪经济学模型把犯罪视作是人们在权衡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基础上的理性选择，一些人成为“罪犯”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先天遗传、心理机能或者是个人道德范畴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他们从事犯罪活动的成本和收益存在差异。如果某个人从事犯罪活动的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及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合法活动带来的收益时，这个人的理性选择便是从事犯罪。
经济学的一般选择理论是迄今为止解释能动选择行为的最强有力的理论框架，将一般选择理论运用于分析犯罪问题便形成了犯罪经济学这一新兴的交叉学科。自贝克尔的开创性研究以来，犯罪经济分析运动在对西方工业化国家（主要是美国）犯罪现象的研究中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并收获了巨大的成功（代表性人物斯蒂芬·莱维特（S.D.Levitt）由于在犯罪经济定量分析中的{zy1}贡献而在2005年荣获有“小诺贝尔”之称的克拉克奖就是很好的证明）。犯罪经济学在以西方工业化国家为样本的研究中显示出了强大的活力并收获了巨大的成功，运用犯罪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犯罪率的上升和指导犯罪治理政策的修订也可能会得到一些更令人信服和有效的答案。
中国犯罪率上升的经济分析

犯罪经济模型将犯罪行为视作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在这个框架下重新审视中国经济转型期犯罪率持续上升也可能有助于我们得到一些更有说服力和有效的答案。中国经济转型期犯罪率持续上升大致可归结为与如下一些主要因素相关。
居高不下的收入差距。中国的收入差距除了在改革初期因为一系列的放权让利改革而得到了暂时性的缓和外，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便持续性地严重。据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6年就已经达到了0.496。中国长年居高不下的收入差距，一方面增加了对高收入群体实施犯罪的收益，另一方面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犯罪成本。上述两方面的影响意味着高收入差距往往会导致更高的犯罪率，因此缩小收入差距也是犯罪治理工作中需要结合起来考虑的策略。
滞后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催生了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保等公共产品与服务被推向了市场，中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看病难、养老难、住房难、就业难”这四难问题成为困扰绝大多数居民的普遍性社会问题，民生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对于那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尚未覆盖的人群来说，除去部分高收入者，其他人基本上不具备抵御各种社会风险冲击的能力，一旦遭遇健康或失业风险的冲击，铤而走险从事“非法”活动就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因此，加快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治理中国持续上升的犯罪率是非常重要的，这相对于那些惩罚性和威慑性犯罪治理政策来说不仅具有更低的成本，而且还可能具有更高的收益。
此外，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庞大（主要是乡村移民），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95—2000年中国常住地发生改变的流动人口为13714万人，其中跨省流动的人口达到了3700万人。流动人口也一直被认为是犯罪率高发人群。然而，人口流动实际上并不会必然加剧犯罪，中国当前的流动人口之所以具有更高的犯罪倾向，主要是因为他们相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具有更差的劳动条件和社会福利条件，从而也相应具有更低的犯罪成本。因而，xx劳动力市场上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并将流动人口也纳入当地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才是治理流动人口犯罪的根本性策略。
城市化的扩张。欧美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犯罪率往往随着城市化的扩张而趋于上升，主要原因是城市化的扩张产生了新的高收入阶层并增加了对高收入阶层犯罪的收益，同时，城市化的扩张还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交际和社会互动方式从而降低了城市犯罪被逮捕的可能性。由于城乡分割的户籍管制制度，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虽然要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但是中国的城镇人口规模仍然由1978年的1.7亿扩大到2008年的6.1亿，增长了近3倍。因此，城市化的扩张可能是导致中国犯罪率上升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我们显然不能由此通过一些逆城市化的政策来治理犯罪，因为城市的发展是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必经的阶段和重要标志，可以说城市化的扩张并由此引发的犯罪率增加是一个国家经济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所要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可以通过上述的合理收入分配、提高社会福利条件、提高社会治安治理效率等策略来平衡。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