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3年10月出版的《福建新闻资料》第11期上,刊登了中共福建省永安市党史研究室张和陆先生撰写的《坚持抗战争取进步的联合周报》一文，对我在福建所办的这个刊物，给予详细的介绍和高度评价，使我既感激又惭愧。张和陆同志这篇文章，侧重介绍言论方面，对这个刊物的创办经过、发展过程以及其他活动，还没有提到。为了让大家对战时福建新闻出版事业的各方面有所了解，特地补充一下。
抗战时期的福建永安，不但是福建的战时省会，也是东南的文化中心。许多共产党人、爱国人士、革命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纷纷来到永安，从事抗日救国的文化活动，特别是xx进步作家黎烈文来主持改进出版社，出版了《改进》、《现代文艺》、《现代青年》、《现代儿童》、《战时民众》和《战时木刻画报》多种刊物以及大批进步书籍，掀起了{dy}次进步文化活动的高潮。
我是1942年下半年到永安担任国民党《东南日报》特派员兼永安办事处主任。前者是负责采访新闻，后者是管理发行广告等业务并代表报社对外联络。那时候国民党顽固派继续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对内的方针政策，加紧镇压共产党和抗日党派，极力摧残进步报刊，东南一带文化活动死气沉沉，永安也不例外。我一向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深信只有团结抗战才能生存，分裂倒退便会亡国。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是当时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我是一个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应该为实现这一任务而努力奋斗。当时福建的政治局面还是比较开明，因为刘建绪怨恨蒋介石剥夺其兵权，对蒋不满，在日寇步步进逼的形势下，他考虑到福建可能与大后方隔绝，希望联络一些进步力量，创造一个安定自保的环境，这是发展进步文化活动的有利条件，正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来创办一点出版事业。
但是，我初到福建，人地生疏，如果要办刊物，经济上有困难，所以觉得先办一个通讯社，专门供给各地报纸的稿件，通过报纸来从事抗日宣传。
战时我国的通讯社，都是规模很小，设备简单，这种情况现在的新闻工作者都无法设想的。国民党统治区{zd0}的通讯社是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各省市都有分社，它的业务只是供应各地报纸的国内外新闻，对外地报纸是用简陋的无线电发布，对当地报纸则有蜡纸油印后分送。与今天新华通讯社的组织规模，业务范围，技术装备，人才配备都无法比拟。至于地方通讯社，则只要一副油印机就行了。这一类的通讯社，各地都有。
战时比较有名的民办通讯社，首推范长江在桂林办的国际新闻社。它是以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为后盾，拥有大批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它发行一种通讯稿，名称为《国际新闻通讯》，内容为国际新闻的报道分析，普遍供应各地报纸采用。另外还有一种特约稿，是国际问题专论，由专家执笔，不定期供应，每一地区只供给一家报纸，可以用《本报特稿》的形式发表，很受报纸欢迎。这两类稿件都要事前预订。
我当时就东施效颦，要办像国际新闻社一样的通讯社，名称是联合新闻社。顾名思义，含有国际上反法西斯力量联合起来，国内抗日力量联合起来的意思。
联合新闻社大概是1943年成立的，具体日期已经不清楚。真是白手起家，毫无经费来源。当时通讯社的收入，主要依靠报社付给的稿费，数量极其有限，不能应付开支。我想了一个点子，设法吸收其他订户，来增加收入。我考虑到当时大家都关心沦陷区的情况，特别是江苏浙江逃亡来的人，更盼望家乡的信息，所以便编发《敌伪研究通讯》，每十天出版一期，用铅字排印，16开本。内容包括战争形势评论、敌伪活动情况等等，由蔡振扬、刘独峰和我合编，他们两位都是义务帮忙的。这种通讯，除了供给各地报纸采用外，还公开征求订户，机关团体订阅的不少。另外也和国际新闻社一样，发行特约稿，专门供给报纸采用，每一地区限制一家报纸，可以用《本报特稿》名义刊出。金仲华、刘思慕、千家驹、蔡振扬、刘独峰和我都写论文。这些论文都很精彩，各地进步报纸采用的很多，重庆《新华日报》也采用过，说明这一个小小的通讯社，还曾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联合新闻社大概办了一年多就停办了，正如昙花一现。停办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日寇步步进迫，作战地区扩大，我们的稿件本来全靠邮政投递，交通阻隔，使我们与外地报纸联系困难。另一方面通讯稿是通过各地报纸发表，要受报纸立场的限制，不可能旗帜鲜明地宣传团结抗战。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已在福建站住了脚，有条件可以创办刊物了。
《联合周报》创刊于1944年2月3日，我是发行人，编辑人是蔡振扬、刘独峰、马义和我一共四人。姚勇来（姚隼）、沈嫄璋、萨一佛等实际上都参加编辑工作，但因为当时环境太恶劣，所以没有公开露面。
《联合周报》创刊初期，是采用报纸形式，四开纸一张，分4版：{dy}版是包括专论、每周短评、世界豆新闻；第二版是“工作、生活、学习”版；第三版是“天下行脚”，刊登各地通讯；第四版是文艺创作，取名“笔会”。所有刊头是木刻家萨一佛设计和雕刻的，因为当时无条件制版，只好用木刻，但仍然很精美。创刊时所以决定采用报纸形式，是认为可以多排字，以较少的篇幅容纳更多的内容。可是发行以后，便遇到问题。因为刊物是通过书店销售的，一般的书店都在桌子上陈列各种期刊，没有摆报纸的地方，以致销路受到影响。因此，第二卷起便改用期刊形式，为16开本，每期16页，内容除了原来栏目外，增加“世界侧影”，刊登一些国际资料；“文化消息”，介绍各地文化活动情况。封面刊登木刻画，另外还有长篇小说。
《联合周报》的宗旨是办一个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刊物，这由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方针所决定的。在言论方面，一贯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个刊物创办的时候，虽然没有接受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也没有共产党人参加工作，但是从创刊那{yt}起，就是在共产党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奋勇前进。
在皖南事变以后万马齐喑的日子里，《联合周报》诞生了。在国民党当局的舆论封锁线上打开大缺口，为进步文化运动增加新力量，因此受到各地共产党人、爱国人士、革命知识分子的热烈鼓励与大力支持。重庆《新华日报》经常在{dy}版上免费刊登广告，各地的进步报纸也采取同样行动帮助我们，使这一刊物的影响日益扩大。xx的文化界人士不断赐稿，如郭沫若、金仲华、千家驹、刘思慕、王造时、王亚南、郭大力、羊枣都经常撰写论文，黎烈文、王西彦、谷斯范、徐中玉、孙用写过不少文艺作品。孙起孟还写一系列的青年修养讲话，这些文章激励着广大人民为争取抗战胜利而英勇斗争。羊枣烈士在临终前留给夫人沈强的遗言，嘱咐收集遗文，也提到《联合周报》发表的几篇，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这些文章的宝贵价值。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秘密。《联合周报》中有些文章是转载重庆《新华日报》的，例如创刊号上陶行知的《创造宣言》一文，其他还有巴金、章乃器、朱自清、杨荣国、茅盾、唐韬、艾芜等人的作品。由于战时交通阻隔，东南读者很难看到《新华日报》，我们把它转载过来，是很有意义的。
联合周报社除了出版刊物之外，还开展一系列的文化活动。{zx0}举办的活动是“覃子豪萨一佛永安劫后诗画合展”。1943年11月，日寇飞机空袭永安，这是永安历史上最疯狂最残酷的大轰炸，烧了三天三夜。整个山城变成火海，成千名无辜百姓惨遭横祸。画家萨一佛怀着悲愤的心情，走遍灾区，把敌人的暴行描画下来，这是敌人暴行的铁证，也是人们正义的控诉。不久，诗人覃子豪来永安，我请他逐幅配诗，更增加感染力和煽动力。经过一番筹备，借福建省议会大礼堂举办展览。一连数天，参观者络绎不绝，莫不激起万分仇恨，增强抗敌意志。美国新闻处布朗从重庆到永安，也来参观展览，选拍不少画面，寄给美国报刊发表。美国新闻处在永安设立东南分处，处长柯道威聘请萨一佛为美术部主任。这个画展，还曾用别的单位的名义，在建瓯、南平、沙县、漳州各地展览过。
萨一佛到美国新闻处不久，我便和他商量，由美国新闻处供应图片，以联合周报社的名义，举办“时事图片展览”。由于他精密策划，周密挑选，每一幅照片，都生动地反映了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大大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
在这个时候，日寇为了挽救它失败的命运，发动湘桂战役，留在桂林的大批文化人需要撤退。我在报上看到xx电影导演蔡楚生、xx进步作家张天翼贫病交迫的消息，又知道xx进步作家王鲁彦、木刻家万湜思不幸逝世家属生活困难的情况，乃决定由联合周报社出面，发起“援助贫病作家运动”。一方面，在《联合周报》副刊“笔会”上出版专刊，进行宣传鼓动；一方面利用“时事图片展览”这个机会，公开向社会募捐，还起草了四封慰问信，请群众签名表示慰问。当时观众自动签名和捐款的人很多，会后又继续征求签名和募捐，这对当时这几位作家和家属不无小补，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尊敬进步作家的社会风气，对进一步推动战时进步文化活动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湘桂战役之后，日寇战略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把东南沿海各省与大后方xx隔离开来。《联合周报》的发行范围越来越缩小，销路减少，经济困难。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把向农民银行xx建造的房子卖给美国空军的一个单位，另租私房作社址，多余的钱，补贴印刷费和开支。在这时候，我的妹夫苏任予由广东来福建，帮助编辑工作。地下党员李达仁、叶康参也帮助写每周短评。我当时不知道他们的政治身份，但从那时起已有党员参加编撰工作了。
《联合周报》创刊前后这段时期，正是永安战时进步文化运动再度兴起的时期。{dy}次高潮是黎烈文推动的，第二次高潮则是应该归功于谌震和羊枣的努力。进步新闻记者谌震利用他是省主席刘建绪随从秘书的身份，公开推动进步文化运动。在1943年3月创办了《建设导报》，同年10月又联合一批进步文化人创办了东南出版社，这在当时是一个立场比较鲜明，实力比较雄厚的出版社。次年夏天，xx经济学者王亚南，应聘担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xx军事评论家羊枣（杨潮）也来永安，他们先后办起了《国际时事研究》半月刊和经济科学出版社，使永安的进步文化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他们除了从事本身的科学研究和出版事业之外，还经常地无私地给予《联合周报》热情指导和大力支持，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永安战时进步文化活动的一大特点，大多数是利用国民党官方或半官方的文化、新闻、出版机构展开活动。旗帜鲜明的进步出版机构，可以说只有东南出版社和联合周报社两家。
在《联合周报》面临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为了使《联合周报》更进一步地发展，也为了促成进步文化力量的紧密团结，便希望和东南出版社合作。协商成功后，我成为东南出版社的股东、编辑部主任、《联合周报》主编。《联合周报》从1945年1月1日第2卷19期改由东南出版社出版发行，封面改用土道林纸印刷，封面封底四面全刊登时事照片，内容更加充实了。
我除了编辑周报外，还要负责其他出版物的组稿、编审、校对一连串的工作。后来又因为经理李力行和工人相处不来，又要我兼任印刷所主任，日夜操劳，费劲心力，工作的繁忙和艰苦是现在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可是我们这一批爱国青年都是这样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合作半年左右，我因为待遇问题，对谌震有些意见，双方发生矛盾，我便退出东南出版社，将《联合周报》收回自办。我已租了一家印刷所，准备排印新的一期，却被国民党福建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勒令停刊，实际上仍是在东南出版社出至第3卷16期停刊的。《联合周报》总共办了一年半，在国民党当局不遗余力摧残进步出版物的日子里，他的寿命还不算短。
1945年10月19日中国国民党福建省执行委员会第六五九号密电福建省政府，要求追缴注销《联合周报》登记证。
在《联合周报》和东南出版社合作这一件事，至今还有一个问题应该澄清一下。福建省永安党史工作委员会在1988年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专辑》，其中载有李振林所写的《永安事件中的东南出版社》一文，文中提到“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打进来从中破坏的手段搞垮东南出版社”，说什么我以“《联合周报》要求入股东南出版社，便是这一阴谋的具体表现。”所举一些事实，全是无中生有，我看后非常气愤，曾写信给该会列举事实加以驳斥，并要求更正。该会曾复信说明对我的工作和《联合周报》实际上已作过公允的评价，并将我的去信复印给谌震、李达仁等老朋友，他们也来信表示歉意。我也考虑到在白色恐怖的特殊环境中，由于条件的限制，朋友互相了解是有困难，发生误会也是难免的。我们当初参加救亡运动，只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人民的解放，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遑论什么得失利害。现在快要走完这一条历尽荆棘的人士道路，还有什么值得计较呢？
《联合周报》停刊不够十天，震惊中外的永安大逮捕开始了。这一次事件爆发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是当时的进步文化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最显著的特点，是汇集在这里的大批文化工作者和爱国青年，都有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为国献身的坚定意志，久经考验的斗争经验，由这样的人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不顾任何困难，顽强进行战斗，使国民党顽固派闻风丧胆，迫不及待地要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牵连到国民党的内部的派系斗争。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刘建绪要在福建站稳脚跟，任用思想开明的程星龄担任省政府秘书长，先后更换保安处长黄珍吾，教育厅长徐箴和建设厅长朱玖莹。被替换的这些人不断向蒋介石控告程星龄是共党分子，借此来打击刘建绪。在事件未发生之前，《福建中央日报》就先后发表社论，要求“把那些混进内部的首要奸伪分子一起赶掉”，这正充分暴露他们采取“一石两鸟”的策略，既要摧残爱国进步力量，又要打击党内的异己分子。永安大逮捕，在国内称为“羊枣事件”，但在永安本地都叫做“谌震事件”，甚至还有人指控程星龄是主犯，这与上面所说的因素有关。
这次事件的导火线，是谌震介绍周璧替美国新闻处找新四军联系，顾祝同以此为借口，在1945年7月11日密令逮捕谌震和羊枣，刘建绪为了对蒋表明心迹，顺从特务摆布，先后在永安和外地逮捕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士，总共30人。羊枣后来在狱中被迫致死。我因为与刘建绪没有什么关系，与谌震正发生矛盾，并刚刚退出东南出版社，与周璧很少往来没有被他列入朋友名单，幸免于难。如果当时仍留在东南出版社，那就在劫难逃了。在这次大狱中，我有很多朋友如谌震、钟尚文、李达仁、叶康参、姚勇来（姚隼）、沈嫄嫜等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与顽固派斗争到底，表现了革命知识分子的高尚品质与英勇气概，至今令人万分佩服。
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对当时进步文化活动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大批的文化人被逮捕，东南出版社被查封，《联合周报》和《国际时事研究》被迫停刊。但是在狱外的其他文化人并没有被吓倒，仍然千方百计沉着应战。我当时考虑到环非常恶劣，必须改变斗争方式，决定办一个出版社，还是打联合牌，定名为“联合编辑社”，先出一套《联合文艺丛刊》，计有黎烈文翻译的《战斗在顿河》、彭世桢翻译的《俄罗斯母亲》、谷斯范著的《紫藤花》等。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联合编译社又先后出版谷斯范著的《新水浒》、张光鲁编的《爱国老人陈嘉庚》和《自学手册》。在前一本书中，有陈嘉庚率领华侨慰问团访问延安的记载，还将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中《xxx自传》翻译出版。当时重庆《新华日报》曾在报头免费刊登广告，广为介绍。
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5月15日{dy}版刊登《联合周报》第二、三期目录广告
抗战胜利后，联合编译社迁到福州，在市中心和仓前山设立两个发行所，还在市内设立十多家特约经销处，积极推销本社出版书籍及上海进步刊物如《民主》、《周报》、《世界知识》和《人民世纪》等等，并且特约经销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文萃》周刊。
1946年秋天，联合编译社迁到上海，在福州的发行所便停办了。搬到上海后，集中力量出版刊物，先后出版《现代新闻》（与章伯钧合编）《现代经济文摘》《现代文摘》《新诗歌》等刊物。1947年我被军统中统联合逮捕，所有刊物被迫停刊。我恢复自由后，又先后出版了《内幕新闻》丛刊和《群言》周刊。上海解放前夕，联合编译社秘密印刷xxx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著作，在上海解放{dy}天，便公开发行，让广大市民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充分的了解。不久，联合编译社停办，完成了历史使命。
我从抗战开始，深受孙中山先生革命三大政策的教育，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政策的感召，为巩固与扩大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奔走呼号，在国民党内不断宣传联苏联共，团结抗战。我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以后，独立创办这些新闻出版机构，继续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与投降、分裂和倒退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回首当年，兴奋异常。当前为了复兴中华，为了统一祖国，中共中央曾号召国共第三次合作，我已年迈，力不从心，再没有报效祖国的机会了，不胜遗憾！
(原文《我在永安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回忆》发表于《文史资料选编第三卷：文化编》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001年12月、《永安文史资料》第22辑，永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003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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