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去年公布了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终于止住连续下滑趋势，2007年-2008年图书阅读率增长了0.1%。这是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自1999年以来首次停止下滑，开始回升（新华社天津2009年9月4日电）。

在一个所谓的读图不读书的时代，阅读率回升当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人们在欣欣于阅读率回升的同时却忽视了阅读结构。数据显示，目前国民读书日趋功利化，在实用性、物质性和身体性迅速增加的同时，审美性-人文性-精神性则日益萎缩。这种阅读暂且称之为“功利性阅读”，其大意是指近些年越来越明显的实用性、工具化的阅读现象，它面向现实的生活而不是面向超越的理想，停留于身体表层而不触及灵魂。

很多人认为，阅读率的回升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解决了生存必需的大众对精神、文化和审美的追求愈加强烈。但是从阅读的实用化倾向看，人们虽然有了更多的闲暇和财力，买书的钱却依然花在物质和使用方面，职场指南、外语学习或其他技能考试、物质消费和身体保养、心理调节等方面，而不是花在陶冶精神境界、提高审美能力、强化人文素养等方面。因此，大量工具书以及教辅类、经管类、身体保养和心理自助（这类书属于身体保养的另一种）类图书成为出版和阅读的主流。由此我要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虽然人们的财力和闲暇的确提高了，有了从事精神性、超越性、审美性阅读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变成现实性。在物质提高、生命延长的同时，人们不是转而xx精神和灵魂，而是更加xx物质和身体。有统计显示，现在我国“人文阅读”人口已远低于“功利阅读”人口，“博杂阅读”人口远低于“专指阅读”人口，“经典阅读”人口远低于“时尚-畅销阅读”人口，“深阅读”人口远低于“浅阅读”人口。

最突出的要数职场小说和养生保健类读物。前者的代表作如《浮沉》、《杜拉拉升职记》、《做单：成交的秘密》、《细节决定成败》、《没有任何借口》、《水煮三国》、《富爸爸，穷爸爸》等。此类作品以小说形式传授人际技巧，指点升职发财之道。尤其《杜拉拉升职记》今年火爆书市，2007年至今已经出到第三部，不仅“坐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而且拍成电影，最近传出消息还要开拍电视剧。

养生保健类的图书也常见于各处地摊（这些地摊可谓书市行情晴雨表，不可小觑）。如：《求医不如求己》、《不生病的智慧》。最近几年来，身体保养在生命存在中的重要性一直直线飙升。在一个消费主义时代，身体仿佛成为{wy}真实的存在，而且已经从工具和手段翻身解放而为目的本身（不是身体为革命服务而是革命为身体服务）。当今乃是一个身体地位被空前抬高的时代，是一个禁欲主义和享乐主义同时并存的时代：前者表现为对于饮食等的空前苛刻的管理和控制，后者表现为把身体的享受视作生活的目的本身。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控制身体的目的不是什么非身体的目的，而恰恰是身体本身：{zd0}程度地延长身体生命，享受身体的快乐。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选择面向日常生活的实用类书籍或杂志，这是体现了人的“自然”阅读倾向，就像人自然倾向于看消遣娱乐的好莱坞大片一样。对此我不敢苟同。我更倾向于认为阅读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人性或阅读心理对应于人们的阅读需要和阅读选择。阅读倾向和阅读需要本身就是文化的建构。

比如80年代，国民阅读就没有今天的实用化倾向，相反，其超越性、精神性和人文性相当突出。当时中国社会各界，从知识分子到一般大众，保持了极高的政治热情与意识形态热情，他们对于政治理想与社会重建的热情超过了对于物质改善、经济发展的热情，务实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与社会尚未流行，他们对于一篇反映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小说或报告文学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于一项技术发明的兴趣。人文读物比之于实用的科技读物、生活读物更接近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大众xx中心，更能激发大众的阅读激情。那个时代是人文科学类图书的黄金时代，“走向未来”丛书、“美学译文”丛书等风靡一时的书籍，都不是教导人们如何理财和养生的。人们阅读海德格尔和萨特，根本不是、也不可能是去那里寻找什么理财养生的妙方。80年代这个所谓“思想解放”或“新启蒙”的时代，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体，都像一个天真的、充满幻想的青少年。在这个思想观念大转型的时代，人文书籍的写作和阅读承担了思想解放的使命，显示了重要的公共意义。这些人文类图书不是具体指导日常生活的教科书（或生活小窍门），甚至其对民族、国家和个人未来的规划也不乏稚态。

90年代以降，中国的社会转型已经从原先的思想观念层次进入了实践操作层次，并以经济领域为核心xxx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价值观念，同时也改变了国民的阅读偏好。此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只是一种口号或意识形态话语，不再只是舆论准备，而是切切实实地落实为全国上下实实在在的实践行为与生活方式。与经济建设关系直接而紧密的科技知识，不只是在口号上成为“{dy}生产力”，而且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中成为实际的{dy}生产力，社会发展的方向切实地而不只是观念地发生了变化。更加重要的是，1990年以降，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基础不但不是革命时期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承诺，也不再是80年代初期的新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可以计量的国家经济增长与可以感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量化的时代，一个指标的时代，一个米袋子和菜篮子的时代，一个不但不关心人文价值、精神价值，而且也不关心政治的时代，一个失去了超越性激情，只剩身体性欲望的时代。

这就导致了90年代以后阅读的实用化功利化、倾向与传统中国以及革命时代的中国的差别。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成员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和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科举制度导致了老百姓重人文、轻理工的价值观念，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读书”实际上是专指阅读圣贤的道德伦理经典。这种阅读虽然也有“学而优则仕”的实用目的，但是这种“实用”和今天的职业指南、生活窍门之类的实用仍然不同；在高度政治化的解放后30年，以革命教育为目的的阅读几乎是大众阅读的{wy}“选择”（实际上是没有选择），这种阅读当然也带有功利性，但这是一种政治功利性，不同于今天的经济功利性。

90年代以来的世俗主义、实用主义，是在中国式消费主义语境中出现的，其特点是物质改善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9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大众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可以概括为：以欲望为杠杆，以金钱为动力，以理财为手段，实现物质和身体享受的{zd0}化。实利原则、现实原则不但取代了原先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也取代了原先的政治功利主义。90年代的大众变得更加现实，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的xx程度已经大大下降。

大众生活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不能不使阅读与大众生活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并直接影响到大众对读物的选择标准。从阅读社会学的角度看，阅读活动只有获得社会文化价值与大众生活理想的支撑，才能有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不同的阅读取向在整个阅读系统内部的等级关系，常常取决于它与一个时代流行的文化价值观念及大众需要的关系。今天的大众关心现实胜过关心理想，信奉物质胜过信奉精神。一点物质的享受、些许经济状况的改善、家庭收入的微弱提高，比各种高调的理想与主义都更能使他们感到实实在在的满足。

因此，正是盛行于当前中国大陆的“过日子”哲学，催生出了大量的“过日子”图书以及“过日子”阅读。当人们用实用主义的观念与尺度来评价知识图书的作用时，务虚的人文书籍自然不敌务实的实用图书。实用知识以其贴近日常生活、具有直接的实用功能倍受信奉实利原则的大众青睐。人们乐此不疲地从各种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巧门类的通俗普及读物中获取生活之道、治家之术、理财之方、求职之法，而不再热衷到哲学大师、文学巨匠的作品中寻找生活的意义、人生的真谛。在广播、电视以及其他大众传媒中，各种生活知识有奖问答吸引了大批听众，却绝少有谁打电话向人文知识分子讨教“人生”问题。不要小看这一现象，它表明了大众生活“导师”的易位。如果说从前的大众导师一直是以阐释人生观价值观见长的“士”阶层或人文知识分子，那么今日的大众导师则是那些知道如何保养身体、调节心理、合理治家理财、正确处理夫妻关系，能够告诉你如何提高职场竞争力、如何选择和维修家电和汽车的各色技术专家。“导师”角色的这种易位，是两类不同的阅读选择戏剧性变化的一个必然反映。

xx生活、呵xx体无可厚非，但是只xx生活呵xx体的社会、时代和个体都是病态的。我们处在一个不正常的公共关怀失落的时代，一个不正常的奉行“过日子”哲学的时代。说它不正常，是因为在缺乏道德维度和公共关怀的时代，“过日子”很可能堕落为过一种犬儒式的生活，一种不道德的生活，一种不择手段的生活。这不是危言耸听。在我们的图书市场上，就充斥着恶劣的“厚黑学”方面的书，据说去年以此命名的图书就有两百多本。民国初年李宗吾是在反思传统文化、批判官场黑暗的大背景下提出此“学”；现如今“脸皮要厚、心肠要黑”被标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处世哲学”。这不能不让人感叹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最无耻的时代，一个不仅充斥着恶，而且以恶为荣的时代，一个不但现实中奉行厚黑学，而且在理论上弘扬厚黑学的时代。

透过书影的浮沉，折射出我们正在经历的心灵变迁。青春作伴好读书。读书的目的在功利性之外，还需要一种沉醉其间的感觉，读一本好书，也恰如品一壶好茶，酌一盏美酒，需要慢慢品尝，浸淫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