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面部分）
 
住房决定一切
 
   
王寅  你在这里特别强调居住的房屋和生活环境，这对你的成长很重要吗？
 
   
张献 
非常重要，可以这样说：住房决定一切。你知道，革命改变了上海的一切，害怕革命的人逃走了，留下了房屋。从房地产的角度说，业主逃跑了，留下了产权。
 
   
产权留下了吗？恐怕没有。房屋产权作为一种法权，业主一定拿在手上藏在心里，不肯放弃的。革命废除了旧法律，剥夺了他们的法权，别说逃跑的，就是没逃跑，留在花园洋房里的敌人，一样赶出去，房屋没收。战争结束后，上海没有房地产管理局，军管当局设有修建科，把房屋只当房屋处理，修修建建而已，不处理什么权属关系，或者换句话说，产权已经归了人民。我父亲在文管会呆了一段时间后，就来出任修建科的科长，他在市委建设大厦上班，这个修建科叫做市委修建科，后来衍生出市房管局。修建科掌管了全上海归了人民的敌产和一切重要的无主房产，专门分配给革命的党政干部居住。
 
   
上海市民不会惊奇，1949年后西区高尚住宅区大量的“空关房”很快就有人搬进去住了，那是革命的结果，好房子总是有人住的。我的父亲，修建科科长张禹勋担当着一份神秘的工作，他不但参与安排了上海全部高级干部的住房，还参与安排了党和{gjldr}如毛**、江青、xxx等来上海的临时居住。父亲保守这个“机密”几十年，直到他变成xx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时才让我知道。父亲在那个重要位置上的时候还没有我，我家的门坎套句俗话说几乎要被前来讲情的人踏破。
 
   
王寅  那你父亲一定没忘记给自己留一套好房？
 
   
张献 
他是“按政策”住在合适他的“面积”里。也就是住在当时上海{zh0}的地段，{zh0}的房子里。熟悉上海的人不妨按图索骥：复兴西路忻康花园，武康路129号。即便父亲后来离开这个重要岗位，去卫生局工作，我们家仍在花园洋房间搬迁：虹桥路美华村3号，虹桥路885弄3号、6号。
 
   
王寅  你说住房决定一切，那么多的花园洋房住下来，给了你什么影响？
 
   
张献 
首先说环境。这些房屋通常坐落在上海西区原法租界僻静马路，花园连花园，与弄堂隔绝，居民稀少，比较封闭。其次，这些房屋多属单体别墅式建筑，大人上班去后，住在里边的小孩，楼上楼下跑，整天见不到人，经常体验孤单和恐惧。我对童年最深的记忆就是几幅近乎静止的图画：泛着幽暗天光的木制楼梯……半开的百叶窗……窗外花园潮湿的草地，围墙很远……我的忧郁和敏感跟这种童年记忆有关。直到我们搬家到在上海的{zh1}一个住处：华山路1100弄8号，我们才有了邻居。那虽是我们最差的住处，但仍是花园洋房，上下两层，我家占据整个二楼，煤卫独用（楼下连亭子间、汽车间却挤住着四户人家，煤卫合用）。
 
   
我的“社会意识”就是从那里产生的。我一向以为所有的上海人都住着跟我们一样的房子，但在1100弄看到了拥挤，还有不公。1100弄旁有一条弄堂，通向“蛋阶路”弄堂曹家堰及其支弄，邻居们把那称作棚户区。{dy}次走进曹家堰时我真很吃惊，从来没见过上海有这种地方。我的小学是在民办的曹家堰小学上的，跟“棚户区”的孩子同学，去他们家玩，是我接触真正的上海的开始。
 
从邻居回到现实
 
   
王寅  你说你的社会意识是从接触邻居开始的？
 
   
张献 
是的。要是没有邻居，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的家庭是什么家庭。有了比较，我身边的一切开始慢慢有了变化。我发现，我们住的房子比一般人好，还有，好房子原来不是我们自己的。这对我与其是个长久的困惑，不如说是个很大的震动。
 
   
我至今奇怪上帝为什么在让我看清这一点后，没让优越感控制我，没让既得利益的归属感控制我，反而让我产生了一种隐隐的、深深的负疚，这种负疚感一直困扰我到我们家彻底失去这些住房为止。
 
   
还有一个就是对家具的发现。别人家一般都有较为成套的家具，我们家没有。我们的家具是供给制分配时“领来”的，看上什么领什么，从日本衣柜到中式八仙桌，颜色和式样相差很大，好像很随便，古怪地凑合在一起。但有些邻居家，成套的家具精致古朴，一看就是前人传下来，用了好几代的，这种家具的格调中，渗透着一种完整的，很有来历的生活方式。
从家具和生活方式，我还发现了“亲眷”的问题，别人家都有亲眷，我们家没有，一个亲眷都没有，我们家只有“同志”，父母亲的同志。有时候家里会来一房间“单位里的同志”，让父亲为他们作
“革命传统教育”。这一切都在暗示我们家作为外来人的与众不同。
 
   
王寅  你说的负疚感跟这些有关系吗？
 
   
张献 
有关系。“我们”总是跟“他们”不一样，我们的家庭是一个样子，家庭以外的整个环境是另外一个样子。外面的一切，时时刻刻，处处在诉说着他们自己，家里边则一成不变，重复着革命残余的气氛。我现在知道，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
 
   
这个城市不是从1949年开始的，它很早就存在，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改造它，是因为革命根本没有办法消灭市民的文化，三十年后上海跑步回到了它的过去，证明了文化是消灭不掉的。三十年后，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子女中仍有出息的，不是革命意识形态改造的功劳，而是这个城市文化潜移默化的结果。花园洋房的主人搬走了，但洋房和花园在诉说着自己，街区在诉说着自己，家具和生活方式在诉说着自己，剩下的家庭和个人也在诉说着自己……它们在情感上影响人，在价值观上影响人，在生活的内在方面影响人，也就是在文化上影响人，看看干部子弟都变成了什么样子吧。
 
   
现在可以把我所说的负疚看成文化上的负疚了。
 
   
当然，现在只有一种文化了。谁化掉了谁呢。干部子女扭捏作态怀起旧来真比资产阶级还扭捏作态啊。
 
   
我们在文化上重归统一，统一得就像中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只是财产关系上发生了某些变化。从房地产角度看，产权变更了，产权以革命的名义无偿地“置换”了。产权归公以后，干部代表人民前来居住好房子，他们的使用权慢慢{yj}化，并逐步在房屋改革中产权化，货币化。一切都是为了住房？是的，一切的一切，全部归结到住房。我跟父亲的冲突，也离不开这个。在文化大革命的晚期，我已经变成一个激烈的反对派，父亲训斥我最严厉的话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没有共产党你会住得上那么好的房子吗！
 
   
王寅  你怎么回答？
 
   
张献 
当时我说不出话来，震惊：多么实际啊！一切的一切，就是房子。说这样话的时候，父亲在我眼里xx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就像被人揍了一样地触摸到了现实，{dy}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所谓的现实。我痛苦地觉悟到，他们的革命，他们的人生，就是如此啊。一切崇高、虚幻的东西突然消失，我承受着巨大的失望和空虚，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习怎样现实地看待一切。父亲的训斥没有减轻我的负疚感，反而加重了这种负疚感，我产生了良心上的危机，感到我们这类人，在道德上有还不xxx。
 
被虐狂
 
   
王寅  相信大多数人不会和你有相同的感受。
 
   
张献 
是的，这是我个人的问题，上帝赋予我良心，我没办法，我只好在以后的日子里慢慢对付。对父亲我后来自以为是而且老生常谈的回答是：如果革命只是换一批人拿好处，这种革命到底有什么意义？
 
   
父亲不会跟我争执，他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淡泊名利，胆小使他从不腐败。1970年，因为我母亲所属的延安医院内迁云南，为了全家团聚不散，他放弃了领导职务，也放弃了革命{wy}的私人成果――花园洋房，全家落户昆明。我们不再代表人民来住好房子，家里退房后负疚感好像消失了许多，但在别的方面，负疚感好像依然存在，它好像变成了终身的东西。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反正我被这种事困扰由来已久。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班上一个女同学因为家境困难，半途辍学，我就心里放不下。后来打听到女同学在家帮助卖棒冰，夏天的时候，我会拿了妈妈给的冷饮钱，站在阳台上等候她的到来。其实我已记不得她长什么样，好几年时间里，只是向一个似是而非的女孩买棒冰。还有一个男同学，家里兄弟姐妹多达七个，只他父亲一人靠做大饼油条养家，班上一些同学经常凑合买他家的大饼油条。我因为一日三餐在家吃，找不到做好事的机会，常诓骗家里大饼油条如何好吃，拿了钱去他家买大饼油条当午饭。
 
   
童年的我常常掉进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中，得到极大的满足，我记得那些事的每个细节，自己被自己感动得流泪。大概是那时养成的，我这个很冷的人，到现在改不了为弱者的受苦受难动感情，超过自己的私事。好像有瘾，会淡化，但不易根绝。
 
   
离开上海，在当时是无奈，但心里有一种解放感。那年我十五岁，全家六口挤进两间共十几个平米的小屋，家具都搬不进去，我们扔掉了一些家具，我暗暗对自己说，什么都没有了，从头开始吧。我跟我哥哥很快住进工厂宿舍，从此很少回家，我觉得正是从那里开始了自由自在的生活。这是十足的自虐。
 
   
王寅  是有点自虐，你感到快乐是吗？
 
   
张献 
是的，从此以后感到没有一点点压抑，特别是xx晚期，社会上普遍的反抗气氛，跟我很融洽，简直是扬眉吐气，放逐云南的日子，是我个人解放的日子，这是{dy}次解放。第二次解放巧得很，从上海的监狱里出来，也是被放逐云南，开心得很，我已经做了自己的主人，已经知道余下的生命应该做些什么，无所谓了，压迫只是自由选择的点缀，我为良心的自由而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我跟受苦的人一起骂人感到很愉快。
 
   
还是告诉你一个住房的故事。来上海结婚后我们没有婚房，蒙《青年报》社照顾落下脚来，最初住三个平米，后来扩大到六平米，有朋友戏言，父亲管房子的，弄到儿子没房住，报应啊。经历了这一切后，当我拿了钥匙开门走进自己买的三室一厅，感到xx的欣慰。
 
母亲
 
   
王寅  你一直在谈你的父亲，你母亲呢？
 
   
张献 
我母亲有另外一个长篇故事，她坎坷的一生是真正的流浪者的一生，其实对我个性和人生观影响很深的，不是我父亲而是母亲。
 
   
母亲罗诗秀生于湖南衡阳，因为长相出众，从小上门提亲的人不少。十九岁的时候她离家赴桂林读立信会计学校，在那里与当地驻军一个高级军官的儿子相恋，遭到对方家庭的反对。母亲的恋人是读俄文的进步青年，不顾家里软硬兼施的阻挠，坚持与母亲自由恋爱，私自出逃，惹怒了他的父亲。那军官通过湘桂两省的军政力量把母亲作为“异党”通缉，这对恋人失去联系。不久日军进逼衡阳，母亲与市民一起逃难，记得琼瑶曾有小说详述这次逃难过程。母亲在城外即遇日军追杀，她躺在死人堆里装死才逃过一劫。由衡阳到桂林，由桂林到柳州，由柳州到宜山，断断续续搭火车直跑到铁轨尽头。然后搭卡车到贵阳，{zh1}到达重庆，前后差不多花了半年时间。她在重庆打听到恋人在湘西安江的消息，却没办法赶去相见，足足苦等了三年，才找到机会。相恋整整八年后，这对恋人终于在没有任何亲朋好友在场，没有任何仪式的情况下，自己宣布结婚。母亲刚生下一个男孩，恋人就被一家纺织厂裁员，两人志不回家，发誓宁可饿死也要在一起。于是抱了刚满月的小孩又开始流浪。一路从广西到湖北，从湖北到江苏，{zh1}到上海。旅途奔波劳累，他们的小孩竟因肺炎不治，未满一周岁死在传染病院。紧接着，母亲的恋人也因长期病患折磨，吐血而死。遭此打击，母亲痛不欲生，两次xx未成，几近疯狂，独自不停地在上海的马路上行走。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进民主妇联缝制工厂工作，才恢复正常。很快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父亲结婚。虽然如此，她的后半世人生，仍伴随着动荡，漂泊，并又一次经历xx的危机，在此就不说了。
 
   
王寅  你母亲的流浪经历像一部xx小说。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整个故事的？
 
   
张献 
大概在我十八岁的时候。这是非常关键的年龄，我当时是个快乐、自负，又有点迷惘的青年，母亲的经历使我非常震撼，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情感，我的人生观。现在看来我从母亲身上继承下来的质量有：野性，狂热，执迷，追求自由等等。
 
   
王寅 
故事叙述到这里有些悲怆，我听到了两代人在同一个城市流浪的故事，一个被物质生活所逼，一个为精神生活所诱；一个是不自觉的命运，一个是自觉的选择。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自己的文化革命
 
   
张献 
你可以把这看成两个故事，也可以看成一个故事。从父母一辈看，革命拯救了他们，并差不多造就了我们的家庭，我跟我的兄妹一样，只是依附在革命家庭历史上一个多余的结尾。奇怪的是，我脱离了既定的轨道，走上了独立的道路，故事将出现另一个结尾。
 
   
我曾跟母亲说，国家独立之后，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个人独立。听了这话，这位曾犹豫死后要不要跟我父亲分葬的了不起的女性笑笑说，走你自己的路吧，我也是自己走路。母亲指的是她一生中所有的命运关口，但我却认为她特别感慨为了理想她曾热情投入的文化大革命，我在那些日子里跟她发生了一些冲突，虽然她后来不断重复：再来什么文化革命，跟她是没有关系了。我和母亲早已和解，她却一直重复她跟我的一致。每当这时，我就在心里跟她说：不，文化革命没有结束，要紧的是，我要实现我自己的文化革命。
 
   
没人知道这个革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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