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道路，修完又挖，挖完又修，修修改改，缝缝补补，无休无止。这样的城市发展状况，对许多公众而言并不陌生。现在，这把不停挥舞的锄头又转换进了另一个施工场景：福州市一座小学刚刚完工，投资1500多万的校舍便面临拆迁，因为政府在校址要建中央商务区。当地教育局局长黄英明说，这是大手笔。一些家长不能理解拆迁计划，已和学校进行了几次沟通。居民毛秀贞说，把1500万拿去盖山区贫困的小学会盖几十所。（1月26日中国广播网）
    一修一拆，锄头飞舞，城市GDP在城市大工地的漫天烟尘中逆市飞扬。不可否认，在中国城市的发展道路上，这把锄头的地位的确举足轻重。它扛着摧枯拉朽、公共利益的大旗，不断否定过去，再按自己的臆想把城市按圆搓扁，或者不断玩耍着朝令夕改的政绩游戏，每个城市管理者几乎无不对之乐此不疲。
     善变的城市管理者不是要做城市变迁的魔术师，就如拆迁大战烽烟四起之际，有人总结出的“建也GDP，拆也GDP”一样，有了这样的政绩指引，城市便到处都是大工地，也自然有了投资1500万的小学新完工就被拆迁的“大手笔”。这种情形听起来戏谑得就像小孩玩积木，刚搭好的积木大楼，可以一个不高兴就全盘推倒。而这建筑轰然倒掉的背后，除了那些隐约浮动的拆建GDP，更有裹挟于其中的城市土地、商业利益。
    就像台江区教育局局长黄英明所说，“我们这福州市找来找去，沿江这个地方是{zh0}的一个中央商务区。市政府的重点工程啊。听说这个地方会变得非常美丽，福州的品牌，世界之最的一角。”城市发展就这样赤裸裸地与商业利益挂上了勾，中央商务区的土地价格想必也会因此翻番上涨，有GDP，有土地财政，有商务经济，福州这座“史上最短命学校”不死才怪。
     作为公共利益的学校教育，就这样让位于所谓城市发展的公共决策，在城市发展的道路中，你会发现两者相遇的悲剧效应与真实肇因竟如此相似。在同是房产拆迁的电视剧《蜗居》中，宋思明以公共利益为名圈下中央商务区，底下干的却是土地倒卖的勾当，至于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城市中心的拆迁户们，这些真正代表着公共利益的民生利益却永远在他们的算计之外；而在“史上最短命学校”的现实中，同样为了圈下那块“大手笔”的中央商务区，1500万的纳税人钱财可以瞬间被打水漂，这还不算，一个好好的学校瞬间分崩离析，转学的转学，搬迁的搬迁，这其中对孩子的教育影响乃至人力物力耗费又将是几何？
     当这样的公共决策只是主政者的自说自话，而没有民意参与，缺乏公众监督之时，它就永远只能沦为政府乃至部门的自我利益。在这样的决策中，纳税人的钱财可以随意挥霍，政令可以朝令夕改，权钱利益可以恣意追逐，它批着“城市发展”的皮，行的却是中饱私囊的实，这样的决策底下，没有人。
     这让人想到了那个世界闻名钉子户的故事。美国西雅图一位108岁的老太太在城市中蜗居40年，当拆迁的锄头挖到她那里时，早已对这座房屋产生情感的老太不愿搬离。于是开发商更改了原有的规划图纸，商业大楼忍痛留下了老太这一块地方的空缺，让老太能继续居住下去，工程总监甚至还从此照料起了老太的饮食起居。老太去世之后，这座城市商业中傲立的小屋故事则被称为现实版的“飞屋环游记”。
     这样的语境置换于福州那所新完工不久的小学，不禁让人叩问，为何政府宁拆一座投资1500万的现代化小学，也不愿出让一丁点政府利益，让这所小学存活下去呢？也许，什么时候，我们的公共决策者心中能真正怀揣公众，具备起码的人文公共情怀时，我们的城市才能真正回归民心，真正得到发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