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是专门学者的事，而地理知识则是一般人应该了解和知道的东西。古人常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较之行万里路，前者似乎是容易些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行万里路”的机会和条件，那么许多地理上的常识就要从图上去得到，这比读地理方志更为感性。 我对于地图的兴趣是源于学龄之前，至今记忆犹新。 五岁时，我的老祖母有位当小学校长的朋友，叫骆淑华，终生未嫁，彼时已经年届六旬。那位骆校长个子很高，脸很大，脸上还有几粒不太明显的麻子，说话声音嘶哑，从来不苟言笑，永远穿着一件颜色暗淡的长衫，很少女性的特征，我小时候很害怕她，只要她来家里，我总躲出去，尽可能不和她接触。也就是这位骆校长，某次送给我一盘中国地理拼图。这盘地理拼图大约有一本八开书那么大，只有 我对骆校长的礼物爱不释手，从那个时候开始，这盘拼图成了我最喜欢的玩具，直至上了小学，仍然经常拿出来抚弄一番，因此对全国每个行省的形状及与邻省的衔接达到极为熟悉的程度，甚至闭着眼睛，用手可以摸出是哪个省份，然后再拼接起来。后来有了地理课，我这一门的成绩永远是满分。一直影响到以后几十年，我的地理方位概念和地理形象思维确是超过一般人的。一盘小小的地理拼图影响了我的一生，从这一点来说，我是永远怀念那位严肃而冷漠的骆校长的。 “xx”中家里都不敢再挂字画了，中国绘画和西洋绘画统统成为“四旧”，许多人家在原来挂字画的位置都换成了xxx像和语录，而我则是买了一张当时{zd0}开本的世界地图钉在墙上，也算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罢，这是不会有人指摘的。读地图也就成了我那时的一部分生活内容，没事时可以对着墙上的地图看上半天，久而久之，读来读去，一整幅平面世界可以装在脑子里，滥熟于脑中。甚至常常与人打赌，能闭着眼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小国家的位置，那时地图上尚有“锡金”(不丹与尼泊尔之间的小国，也与中、印接壤，一九七五年已并入印度领土，成为一个邦)，是地图上可查到的亚洲最小国家，我的本事是常常能闭着眼睛摸到锡金的位置。（扶欢常眷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过去一直不承认印度对锡金拥有主权，这态度直到与印度协商达成“互相承认”——即印度承认台湾属我国领土的2003年才有所松动。4月18日，根据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通知精神，国家测绘局行业管理司正式下发《关于地图上锡金表示方法变更的通知》，从此中国出版的上不再把锡金标示为。2005年版的初中义务教育《历史与社会》教材也把中国的陆上从原来的15个改为14个，删去了锡金。所以，我上学时所学《地理》中，丝毫没有透露锡金已被吞并的事实，岂不悲乎？） 我在有些北京史的讲座中会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大致的北京旧城地图(xx于内外城)，并且标出北京旧时水域和主要街道的位置，说不上准确，但大体上是不会错的。有人问我为什么对内外城的地理那么熟悉?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看的时间长了，琢磨的时间久了而已。说到这里，还有件不甚光彩的历史与此有关。 我的小学是北京东城的培元小学，这所培元小学与育英小学同是为育英和贝满两所中学输送新生的小学校，育英中学是男校，育英小学也只招收男生，贝满中学是女校，培元也仅收女生。一九五四年两校打破原来的传统，男女生混招了，我也就成了培元第三届男生。那时培元的老师几乎全部是女老师，她们教惯了女生，温文尔雅，对男生的调皮还不能一下子适应。我在上小学时又经常在课堂上弄些小动作，比如说话、捣乱、在桌上乱画，诸如此类，因此常常被老师拎出去罚站。那时罚站倒是很文明，常常是在教研室或校长室站上一节课。那教研室和校长室是在操场东北部的一座两层小楼上，开始让我们面对窗子站着，后来发现我们这些被罚的孩子不知为耻、反以为荣，不但满不在乎，看着另一个班在操场上体育课，还不免挤眉弄眼地顺势打打招呼，颇有些临窗检阅的架势，于是老师干脆让我们去另一个方向面壁而站。当时教研室墙壁上贴着一张硕大的《北京城鸟瞰图》，现在回忆起来，我还不记得看到过比这张更大更细致的北京全图了。这张图大约是五十年代初期绘制的，图上的区域划分还是内×区、外×区的标识。我们这些孩子被罚面壁，目力所及也就是这张图了，何况面图尺五之遥，正是览图的{zj0}位置。四十五分钟时间，哪里有心思过，只是饱览这张鸟瞰图，北京的街衢闾巷、城垣水域、皇城禁苑、殿宇寺观皆在其中，有些是我居家上学的附近，有些则是我从未涉足的区域，尤其是紫禁城在全城的中轴线上，更是最为憧憬的地方。人在教研室里，心早飞在北京城中。被罚站的次数多了，面壁观图也就成了一件乐事，那张鸟瞰图早就了然于胸中。如果说体罚是教育的失败，那么这种面壁观图不能不说是成功的特例了。 直至今天，我心里仍然装着那张北京城鸟瞰图，那样清楚，那样真切，而且还总是记得当时小小的不解：为什么北京城的西北角缺了一块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