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衰落20年后，《中国经营报》记者面前的大邱庄仍然是静海县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撑，那个叫做禹作敏的农民为这个地方刻下的印迹仍在。
上世纪90年代初，国营企业最困顿时，中国的乡镇企业却发展到了自己的顶峰，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一”。曾叱咤一时的大邱庄，正是由于建起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乡镇企业，并建立了一整套集体经济范式，风光无限地拥有了“天下{dy}庄”的美名。
乍起：以钢为纲
“大邱庄没有集体的智慧，没有我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这是在大邱庄富裕起来之后，禹作敏说过的一句不谦虚的话，当然，这只是他众多“狂言”中的一句。不过，对此当地人极少有不赞同的。
事实上，早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禹作敏敢想敢做的风格就有所显现。他1974年开始担任大邱庄党支部书记，20世纪70年代的“全国学大寨”，禹作敏立志以大寨陈永贵为榜样，曾四度到大寨村参观学习。
可大邱庄的自然条件实在太差。民谚描述称，“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春种秋不收，糠菜半年粮”，“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但这反而激发了禹作敏的“斗志”，1974年冬，他身先士卒，带领大邱庄群众一干就是三年，硬是把村里7000多亩高洼不平的盐碱地改造成了横平竖直的肥田沃土，甚至还修了7条比京津公路还宽还直的大道，以及几十条能走马车和拖拉机的小道。
但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大寨”模式被大力批判，榜样没有了，禹作敏只能另想他途。据说，在冥思苦想三天三夜之后，他敲钟集合大邱庄群众，发表演说称：“这些年大家跟我受苦了，现在，我既不埋怨上，也不埋怨下，一切责任都由我承担！大伙要是还能信得过我，我就再干上3年。我承诺两点：{dy}，要让大邱庄变个样，让大家过上富裕的日子；第二，要让村里250多个光棍都娶上媳妇。如果大伙信不过我，那我现在就下台。”看到过禹作敏“苦干”精神的大邱庄村民当然同意他再干3年。
这次，禹作敏看中的是钢铁业，这似乎是当年农村集体经济先进典型的共同选择。“包括华西村在当时也是依靠钢铁业起家的，到现在还占据着大半壁江山。”60岁的寇树仁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他曾在大邱庄所属的蔡公庄镇做党支部书记，也曾在后来撤村建镇之后的大邱庄镇担任领导。“以钢为纲”曾经使得全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对于禹作敏和大邱庄来说，这个选择却显示出巨大的能量。
当时村里一位名叫刘万民的能人受到禹作敏的重视，此人原是天津一冶炼厂设备科副科长，精通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同行中有一批熟人。禹作敏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先建一家搞冷轧带钢厂，启动资金是东挪西借来的15万元。刘万民和兄弟刘万全在天津冷轧带钢厂买下一台被淘汰的轧钢机，又仿造了两台，经过两个多月的试工，产品合格。1978年10月，大邱庄{dy}个工业企业——大邱庄冷轧带钢厂正式投产，当年即全部收回投资，并盈利30多万元。
自此，禹作敏领导下的大邱庄一发而不可收。到1987年，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四个总厂被改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公司，规模不断扩大。
辉煌：40亿年产值
当时的禹作敏和大邱庄无疑是走在全国改革前列的先行者，甚至因此还一度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非议。有些人以“挖社会主义墙脚”、“贿赂腐蚀国家干部”等罪名，接连写信给大邱庄所属的天津市委及静海县委。
天津的个别主要领导当时还受计划经济框框束缚，认为大邱庄搞钢材加工是与国营企业争原料，发展方向有问题。因此，1981年，天津市委派调查组来大邱庄追究轧钢厂与国营企业争原料问题时，禹作敏曾组织村民与之抗争，这也是禹早期最值得炫耀的改革行为之一。
后来，随着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对大邱庄发展乡镇企业的赞同，天津市委领导对大邱庄的态度也开始改变。1985年1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等由天津市长李瑞环陪同到大邱庄视察。他们看到大邱庄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改善了，说这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结果，指示他们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视察组当然很高兴，大邱庄经验开始推向全国。
1987年4月23日，大邱庄宣告成为中国最早的亿元村，一时间声名鹊起，人们争相前来参观取经。据《静海县志》记载，1984年~1990年，大邱庄共接待国内外参观访问者几十万人次，仅1984年就有8.8万人次，高峰日达0.28万人次。
《xxxx》曾在报道中称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1990年，禹作敏在那篇刻在大邱庄香港街南端一面九龙壁上名为《大邱庄史话》的文章中总结道：“十年改革，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经济上十年翻了九翻，年收入提高两千倍，农业实现规模经营，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劳（力）均产粮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义务教育、成人教育已普及……群众生活超过小康水平，老幼皆欢，安居乐业……”
在当时的中国，这的确是让其他地区的农民羡慕。禹作敏似乎是按照当时城市里大企业的做法，把农民们的生老病死都承担了下来，建立了一整套免费的福利体系。包括水气电暖、住房、通讯、交通、上学、医疗、养老等15项之多。
禹作敏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把村民们的老房子都扒掉，为每家建起了别墅式的住宅，村里的光棍汉都娶上了媳妇，“其实主要原因是这里已经成为最富的村，那些外村姑娘当然就愿意嫁过来了。”寇树仁笑着说。
经济之外，禹作敏也收获了个人最为辉煌的名声和声望，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他和大邱庄的事迹，“南有华西村、北有大邱庄”尽人皆知。他还不止一次有机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言论。他狂放不羁和骄傲自大的心态也在这种虚幻声望的助推下越发表现了出来。
曾有6位部长级别的官员到大邱庄开会，他既不迎接也不坐陪，当会议结束，官员们聚集在院子里准备离去时，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相熟的记者闲谈，对记者的提醒一甩手说，“不理他们。”
禹作敏的白色别墅曾是整个别墅群中最显眼的一栋，他每天就盘腿坐在大炕上，等待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的“朝拜”。他乘坐着当时国内还很罕见的奔驰600轿车，据说每次出门都有四个保镖贴身护卫。
也是在这一年，禹作敏以“实现现代化企业管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为名，进行体制调整，把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改为“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公司下设5个集团公司，即万全集团公司、尧舜集团公司、津美集团公司、津海集团公司、华大集团公司。总公司成立董事会，禹作敏退居二线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由25岁的儿子禹绍政担任。从表面上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了，实际都由他们父子俩人统领了。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十四大的党代表，禹作敏意外落选，这让他和天津市政府和领导的关系逐渐交恶。
跌落：以身抗法
通过媒体宣传树立起来的典型让禹作敏春风得意，同时也孕育着越来越大的危险，他已经有些忘乎所以了。
说起来似乎有些让人费解，一个农村经济发展改革的先锋竟然是因为两起刑事案件跌下神台，但事实上，个中逻辑非常自然，正是经济上的成功使得禹作敏把大邱庄看做是自己的功劳和财产，而农民的“护犊子”心态又使得他天真地认为大邱庄可以和整个国家机器相抗衡。
那两起案件分别是“刘玉田案”和“危福合案”，他们一先一后让禹作敏以非法激烈的行动把自己推下了历史悬崖。
“刘玉田案”的起因据称是大邱庄刘玉田之子刘金会，在酒后强迫禹作敏堂弟禹坐相之女和其发生了关系，之后禹家几兄弟迁怒于刘玉田，将其殴打致死。公安人员前来调查取证，禹作敏包庇打人者，并组织相关人等大肆张贴大字报、策动游行、倡议给禹作相家属捐款等一系列舆论xx动作，据说当时整个村子各条街道两侧全部贴满了标语，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数千人围着大邱庄游行，群众高呼“xx刘玉田”、“砸烂刘家家族”等口号，场面一时混乱不堪。之后诸多禹家人被拘捕判刑，禹作敏虽然本人未受牵连，但他对天津市政府的敌意越来越大。
紧接着的“危福合案”则成为禹作敏被捕的直接导火索。
1992年12月，大邱庄华大公司面临解体，在查账时发现可能有贪污行为，负责养殖场基建工作的26岁的危福合被审查，后在大邱庄四大公司之一的万全集团保卫处被殴打致死。事后，禹作敏包庇肇事者，让相关疑犯或连夜离开大邱庄，或者躲起来，一切事情由他出面抵挡。1993年1月，检查部门派出6名人员到大邱庄取证，不想却被非法拘禁13个小时，且不给任何饮食。
更加恶化的事态发生在1993年2月18日，当天凌晨，天津方面动用400名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道路。而禹作敏则再一次命令全村100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名本村及外来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各个路口，与武警对峙，声称“一旦xx进村，就要全力拼搏”。紧张的局势持续了三天三夜，再三交涉之后，禹作敏才同意武警进入，不过他称疑犯已全部外逃。
当时在行政级别上还是禹作敏领导的寇树仁，还曾专程到大邱庄劝他不要和政府作对。“但是不管用，他连天津市政府都不放在眼里，怎么会听我的话？”寇有些遗憾地说，“不管你做出过多大贡献，也不应该和政府、法律做对。”他告诉记者，其实禹作敏之所以当时一呼百应，也是大伙觉得禹是对自己有恩的人，带领着乡亲们走上了富裕路，往往不明就里就听了他召唤。
事态到此已经无法收拾，1993年3月，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大邱庄派驻工作组，4月禹作敏被捕。这中间，禹还面带笑容参加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并出席了当年的全国政协会议。1993年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等5项罪名，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
《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后来写道：“由于为人民谋得了利益，一个农民建立起自己的威望，进而唯我独尊、专横霸道起来，这在中国的乡下并不少见。”
大邱庄的“禹作敏时代”结束了。
泯然众人大邱庄
没有了禹作敏的大邱庄随即开始了一系列转制和改革。
事实上，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也已使得禹作敏创立的这种集体经济范式面临着挑战。1992年初，xxx发表南巡谈话，要求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中国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方向明确下来。
有专家表示，“当时有句话叫‘老虎下山，猴子上树’，以前依靠在体制夹缝中生存下来的乡镇企业将面临非常大的竞争。另外，乡镇企业本身的社会包袱太重，他们一出生就有点反市场经济的味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禹作敏领导的大邱庄在抢得了改革的先机和优势，达到辉煌之后就势必会面临集体经济效率低下、平均主义、人浮于事的弊病，“危福合案”之所以发生也与此有关，禹作敏曾经大骂濒临倒闭的华大公司是“一群败家子”。
“如果禹作敏活着，他应该也会进行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这是大势所趋。”寇树仁对记者说。
1993年11月18日，大邱庄撤村建镇，当时划分了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个街，“这是以四大集团为基础划分的。”一位知情人士介绍说。之后开始剥离集体企业的社会职能，首先是从房子开始，大邱庄人买断了自己的房子，3个月的时间，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接下来，医疗、物业管理、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14项免费福利待遇，几乎全部取消。
“当时评估公司对各企业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之后，由愿意接手的人进行产权购买。”就这样数百家集体企业均转为民营或者股份制性质。
之后大邱庄和全国的步伐变得一致，贫富开始迅速分化，一派自然生长的景象，它也不再需要借助某个人的意志力量才能前进。
现在的大邱庄镇政府和各街道居委会面对媒体都显得异常谨慎和缄默，这个曾经在媒体的追捧中失去了自我的地方现在却显得过分拘禁。
但无论如何，这片曾经贫瘠的盐碱地都无法xx摆脱禹作敏的印迹，它仍然以钢铁业为主，不过，四大集团所属的公司已经不再是这里的主导。“现在，原来的企业所占的份额不到一半了，大多是后来新建立的。”比如现在规模{zd0}的“友发钢管”已是全国500强企业，2000年建立，宣传广告挂满了大邱庄街头。
我们见证
有其父必有其子，20多岁的禹绍政出任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经理之前，即喊出了“我什么都管，还要你们干什么”的“管理誓言”。图为1989年7月28日本报371期报样。
位于大邱庄香港街南端的“九龙壁”是大邱庄的标志性建筑，也是禹作敏达到人生{df}时的重要象征。1990年，禹作敏写下了《大邱庄史话》，并镌刻在了“九龙壁”背面。
文曰：“十年改革，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经济上十年翻了九番，年收入提高两千倍，农业实现规模经营，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劳（力）均产粮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义务教育、成人教育已普及……群众生活超过小康水平，老幼皆欢，安居乐业……”
北有大邱庄，南有华西村。作为当年齐名的两大典范，禹作敏还曾专门送过一辆轿车给吴仁宝。但前者桀骜不逊、后者谦虚低调的风格最终也造成了两人命运的{zd0}不同。
文章摘录《中国经营报》
上世纪90年代初，国营企业最困顿时，中国的乡镇企业却发展到了自己的顶峰，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一”。曾叱咤一时的大邱庄，正是由于建起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乡镇企业，并建立了一整套集体经济范式，风光无限地拥有了“天下{dy}庄”的美名。
乍起：以钢为纲
“大邱庄没有集体的智慧，没有我禹作敏就没有大邱庄的今天。”这是在大邱庄富裕起来之后，禹作敏说过的一句不谦虚的话，当然，这只是他众多“狂言”中的一句。不过，对此当地人极少有不赞同的。
事实上，早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禹作敏敢想敢做的风格就有所显现。他1974年开始担任大邱庄党支部书记，20世纪70年代的“全国学大寨”，禹作敏立志以大寨陈永贵为榜样，曾四度到大寨村参观学习。
可大邱庄的自然条件实在太差。民谚描述称，“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春种秋不收，糠菜半年粮”，“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但这反而激发了禹作敏的“斗志”，1974年冬，他身先士卒，带领大邱庄群众一干就是三年，硬是把村里7000多亩高洼不平的盐碱地改造成了横平竖直的肥田沃土，甚至还修了7条比京津公路还宽还直的大道，以及几十条能走马车和拖拉机的小道。
但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大寨”模式被大力批判，榜样没有了，禹作敏只能另想他途。据说，在冥思苦想三天三夜之后，他敲钟集合大邱庄群众，发表演说称：“这些年大家跟我受苦了，现在，我既不埋怨上，也不埋怨下，一切责任都由我承担！大伙要是还能信得过我，我就再干上3年。我承诺两点：{dy}，要让大邱庄变个样，让大家过上富裕的日子；第二，要让村里250多个光棍都娶上媳妇。如果大伙信不过我，那我现在就下台。”看到过禹作敏“苦干”精神的大邱庄村民当然同意他再干3年。
这次，禹作敏看中的是钢铁业，这似乎是当年农村集体经济先进典型的共同选择。“包括华西村在当时也是依靠钢铁业起家的，到现在还占据着大半壁江山。”60岁的寇树仁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他曾在大邱庄所属的蔡公庄镇做党支部书记，也曾在后来撤村建镇之后的大邱庄镇担任领导。“以钢为纲”曾经使得全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对于禹作敏和大邱庄来说，这个选择却显示出巨大的能量。
当时村里一位名叫刘万民的能人受到禹作敏的重视，此人原是天津一冶炼厂设备科副科长，精通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同行中有一批熟人。禹作敏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先建一家搞冷轧带钢厂，启动资金是东挪西借来的15万元。刘万民和兄弟刘万全在天津冷轧带钢厂买下一台被淘汰的轧钢机，又仿造了两台，经过两个多月的试工，产品合格。1978年10月，大邱庄{dy}个工业企业——大邱庄冷轧带钢厂正式投产，当年即全部收回投资，并盈利30多万元。
自此，禹作敏领导下的大邱庄一发而不可收。到1987年，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四个总厂被改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公司，规模不断扩大。
辉煌：40亿年产值
当时的禹作敏和大邱庄无疑是走在全国改革前列的先行者，甚至因此还一度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非议。有些人以“挖社会主义墙脚”、“贿赂腐蚀国家干部”等罪名，接连写信给大邱庄所属的天津市委及静海县委。
天津的个别主要领导当时还受计划经济框框束缚，认为大邱庄搞钢材加工是与国营企业争原料，发展方向有问题。因此，1981年，天津市委派调查组来大邱庄追究轧钢厂与国营企业争原料问题时，禹作敏曾组织村民与之抗争，这也是禹早期最值得炫耀的改革行为之一。
后来，随着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对大邱庄发展乡镇企业的赞同，天津市委领导对大邱庄的态度也开始改变。1985年1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等由天津市长李瑞环陪同到大邱庄视察。他们看到大邱庄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改善了，说这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结果，指示他们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视察组当然很高兴，大邱庄经验开始推向全国。
1987年4月23日，大邱庄宣告成为中国最早的亿元村，一时间声名鹊起，人们争相前来参观取经。据《静海县志》记载，1984年~1990年，大邱庄共接待国内外参观访问者几十万人次，仅1984年就有8.8万人次，高峰日达0.28万人次。
《xxxx》曾在报道中称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1990年，禹作敏在那篇刻在大邱庄香港街南端一面九龙壁上名为《大邱庄史话》的文章中总结道：“十年改革，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经济上十年翻了九翻，年收入提高两千倍，农业实现规模经营，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劳（力）均产粮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义务教育、成人教育已普及……群众生活超过小康水平，老幼皆欢，安居乐业……”
在当时的中国，这的确是让其他地区的农民羡慕。禹作敏似乎是按照当时城市里大企业的做法，把农民们的生老病死都承担了下来，建立了一整套免费的福利体系。包括水气电暖、住房、通讯、交通、上学、医疗、养老等15项之多。
禹作敏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把村民们的老房子都扒掉，为每家建起了别墅式的住宅，村里的光棍汉都娶上了媳妇，“其实主要原因是这里已经成为最富的村，那些外村姑娘当然就愿意嫁过来了。”寇树仁笑着说。
经济之外，禹作敏也收获了个人最为辉煌的名声和声望，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他和大邱庄的事迹，“南有华西村、北有大邱庄”尽人皆知。他还不止一次有机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言论。他狂放不羁和骄傲自大的心态也在这种虚幻声望的助推下越发表现了出来。
曾有6位部长级别的官员到大邱庄开会，他既不迎接也不坐陪，当会议结束，官员们聚集在院子里准备离去时，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相熟的记者闲谈，对记者的提醒一甩手说，“不理他们。”
禹作敏的白色别墅曾是整个别墅群中最显眼的一栋，他每天就盘腿坐在大炕上，等待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的“朝拜”。他乘坐着当时国内还很罕见的奔驰600轿车，据说每次出门都有四个保镖贴身护卫。
也是在这一年，禹作敏以“实现现代化企业管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为名，进行体制调整，把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改为“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公司下设5个集团公司，即万全集团公司、尧舜集团公司、津美集团公司、津海集团公司、华大集团公司。总公司成立董事会，禹作敏退居二线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由25岁的儿子禹绍政担任。从表面上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了，实际都由他们父子俩人统领了。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十四大的党代表，禹作敏意外落选，这让他和天津市政府和领导的关系逐渐交恶。
跌落：以身抗法
通过媒体宣传树立起来的典型让禹作敏春风得意，同时也孕育着越来越大的危险，他已经有些忘乎所以了。
说起来似乎有些让人费解，一个农村经济发展改革的先锋竟然是因为两起刑事案件跌下神台，但事实上，个中逻辑非常自然，正是经济上的成功使得禹作敏把大邱庄看做是自己的功劳和财产，而农民的“护犊子”心态又使得他天真地认为大邱庄可以和整个国家机器相抗衡。
那两起案件分别是“刘玉田案”和“危福合案”，他们一先一后让禹作敏以非法激烈的行动把自己推下了历史悬崖。
“刘玉田案”的起因据称是大邱庄刘玉田之子刘金会，在酒后强迫禹作敏堂弟禹坐相之女和其发生了关系，之后禹家几兄弟迁怒于刘玉田，将其殴打致死。公安人员前来调查取证，禹作敏包庇打人者，并组织相关人等大肆张贴大字报、策动游行、倡议给禹作相家属捐款等一系列舆论xx动作，据说当时整个村子各条街道两侧全部贴满了标语，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数千人围着大邱庄游行，群众高呼“xx刘玉田”、“砸烂刘家家族”等口号，场面一时混乱不堪。之后诸多禹家人被拘捕判刑，禹作敏虽然本人未受牵连，但他对天津市政府的敌意越来越大。
紧接着的“危福合案”则成为禹作敏被捕的直接导火索。
1992年12月，大邱庄华大公司面临解体，在查账时发现可能有贪污行为，负责养殖场基建工作的26岁的危福合被审查，后在大邱庄四大公司之一的万全集团保卫处被殴打致死。事后，禹作敏包庇肇事者，让相关疑犯或连夜离开大邱庄，或者躲起来，一切事情由他出面抵挡。1993年1月，检查部门派出6名人员到大邱庄取证，不想却被非法拘禁13个小时，且不给任何饮食。
更加恶化的事态发生在1993年2月18日，当天凌晨，天津方面动用400名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道路。而禹作敏则再一次命令全村100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名本村及外来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各个路口，与武警对峙，声称“一旦xx进村，就要全力拼搏”。紧张的局势持续了三天三夜，再三交涉之后，禹作敏才同意武警进入，不过他称疑犯已全部外逃。
当时在行政级别上还是禹作敏领导的寇树仁，还曾专程到大邱庄劝他不要和政府作对。“但是不管用，他连天津市政府都不放在眼里，怎么会听我的话？”寇有些遗憾地说，“不管你做出过多大贡献，也不应该和政府、法律做对。”他告诉记者，其实禹作敏之所以当时一呼百应，也是大伙觉得禹是对自己有恩的人，带领着乡亲们走上了富裕路，往往不明就里就听了他召唤。
事态到此已经无法收拾，1993年3月，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大邱庄派驻工作组，4月禹作敏被捕。这中间，禹还面带笑容参加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并出席了当年的全国政协会议。1993年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等5项罪名，判处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
《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后来写道：“由于为人民谋得了利益，一个农民建立起自己的威望，进而唯我独尊、专横霸道起来，这在中国的乡下并不少见。”
大邱庄的“禹作敏时代”结束了。
泯然众人大邱庄
没有了禹作敏的大邱庄随即开始了一系列转制和改革。
事实上，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也已使得禹作敏创立的这种集体经济范式面临着挑战。1992年初，xxx发表南巡谈话，要求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中国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方向明确下来。
有专家表示，“当时有句话叫‘老虎下山，猴子上树’，以前依靠在体制夹缝中生存下来的乡镇企业将面临非常大的竞争。另外，乡镇企业本身的社会包袱太重，他们一出生就有点反市场经济的味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禹作敏领导的大邱庄在抢得了改革的先机和优势，达到辉煌之后就势必会面临集体经济效率低下、平均主义、人浮于事的弊病，“危福合案”之所以发生也与此有关，禹作敏曾经大骂濒临倒闭的华大公司是“一群败家子”。
“如果禹作敏活着，他应该也会进行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这是大势所趋。”寇树仁对记者说。
1993年11月18日，大邱庄撤村建镇，当时划分了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个街，“这是以四大集团为基础划分的。”一位知情人士介绍说。之后开始剥离集体企业的社会职能，首先是从房子开始，大邱庄人买断了自己的房子，3个月的时间，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接下来，医疗、物业管理、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14项免费福利待遇，几乎全部取消。
“当时评估公司对各企业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之后，由愿意接手的人进行产权购买。”就这样数百家集体企业均转为民营或者股份制性质。
之后大邱庄和全国的步伐变得一致，贫富开始迅速分化，一派自然生长的景象，它也不再需要借助某个人的意志力量才能前进。
现在的大邱庄镇政府和各街道居委会面对媒体都显得异常谨慎和缄默，这个曾经在媒体的追捧中失去了自我的地方现在却显得过分拘禁。
但无论如何，这片曾经贫瘠的盐碱地都无法xx摆脱禹作敏的印迹，它仍然以钢铁业为主，不过，四大集团所属的公司已经不再是这里的主导。“现在，原来的企业所占的份额不到一半了，大多是后来新建立的。”比如现在规模{zd0}的“友发钢管”已是全国500强企业，2000年建立，宣传广告挂满了大邱庄街头。
我们见证
有其父必有其子，20多岁的禹绍政出任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经理之前，即喊出了“我什么都管，还要你们干什么”的“管理誓言”。图为1989年7月28日本报371期报样。
位于大邱庄香港街南端的“九龙壁”是大邱庄的标志性建筑，也是禹作敏达到人生{df}时的重要象征。1990年，禹作敏写下了《大邱庄史话》，并镌刻在了“九龙壁”背面。
文曰：“十年改革，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经济上十年翻了九番，年收入提高两千倍，农业实现规模经营，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劳（力）均产粮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义务教育、成人教育已普及……群众生活超过小康水平，老幼皆欢，安居乐业……”
北有大邱庄，南有华西村。作为当年齐名的两大典范，禹作敏还曾专门送过一辆轿车给吴仁宝。但前者桀骜不逊、后者谦虚低调的风格最终也造成了两人命运的{zd0}不同。
文章摘录《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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