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猎人》是[英]托比.马斯格雷夫和克里斯.加斯纳等编，杨春丽等译的一部关于“园艺淘金者”的故事，书中记录了10个{zy1}“植物猎人”的xx。当你打开书，您就会沉浸在植物猎人们惊险的奇遇中时。你也会发觉，与其他人物札记不同，本书尽管涉及到了园艺考古，植物历史，植物经济学等诸多知识领域，却力避冗长乏味，图文并茂，让思维与感官共愉悦，令知识与趣味齐赏心。是值得读的好书。

   《植物猎人》所讲述的真实故事发生于18－20世纪。而现今的植物猎人仍在不断地探险和辛勤工作，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尊敬和感动，也令我神往。

    寻找绿绒蒿（蓝罂粟）（转自网络）

    　黑沉沉的云雾从云南方向弥漫过来，掠过幽蓝的冷杉林，一路朝着川滇交界处的大雪山涌来。山峦的{zg}处是一列因寒冻风化剥离得只剩嶙峋峰刃的石灰岩山体，锯齿状的轮廓在流动的大雾中渲染着诡异和神秘。石灰岩山体下大片的流石滩毫无生气，光秃秃如月球一般荒凉。
　　流石滩的下方海拔4500米，就像生命的分水岭，植物正从贫脊的土壤中萌发，在东喜马拉雅的莽野里展示着生命的顽强和力量。那是一片生机勃勃的五花草甸，深浅不一的粉色蓼科植物覆盖在山坡上，像一层柔软的地毯。花形千差万别的马先蒿开着紫色和红色的小花，像镶嵌在地毯上的图案；龙胆从绿色草甸上发出幽蓝的微光，草丛中的翠雀像飞舞的小鸟。还有报春、金莲花和灌木状的攀援铁线莲，五彩斑斓的高山花卉在短暂的夏日展现着它们令人惊讶的生命力。山坡另一侧是一大片被山火烧过的高山柏，枯死的躯干虬蛇般蜷伏在地表，枯枝丛中，一簇簇黄色的花朵在冷风中摇曳着轻薄如纸的花瓣。这些高贵而美丽的花朵就是辽阔的喜马拉雅群山中的xx绿绒蒿。

    　Saul Cunningham博士在观察传粉昆虫的活动，他要确定这种绿绒蒿是虫媒花还是风媒花。在一朵开花的植株上，很多小蝇坐在花瓣上，偶尔来回爬动，却不去访问布满花粉的柱头。在那{yt}的笔记里他写道：“花内监测温度10摄氏度，空气中的温度可能只有9．5或者9度。对昆虫来说，也许10摄氏度是一个限制温度。我没有看到食蚜蝇有传粉活动，也没有在绿绒蒿的花中看到任何蜂类，我猜测这个实验点之所以缺少传粉昆虫，大概是因为气温太低的缘故。”
　　谢鸿妍在为这些美丽的黄色花朵做体征测量：每一棵植株的大小、每一片叶子的长度，以及花苞和果实的数量。她是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现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植物学博士学位，研究中国藏东南地区绿绒蒿属植物的保护生物学。她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学学院植物和动物系的植物学家Julian Ash博士、Adrienne Nitotra博士，以及澳大利亚xx科学院的昆虫学家Saul Cunningham博士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对绿绒蒿属植物进行种群生态学研究。
　　2006年夏季以来，他们从云南西北部的迪庆到川西北的甘孜、阿坝，以及青海南部的玉树、果洛和海南，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广阔地区建立实验点，监测了若干种群，以期对绿绒蒿属的生命史有一个完整的认识。目前这一物种面临着采集过度和生境破坏的威胁，研究它们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种群有什么样的反应和变化，有助于建立有效的保护繁育模型和可持续的管理手段。
     大雾到来之前，冰冷的风已先期袭来，又要下雨了。2007年入夏以来，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似乎从未间断过向横断山脉带来雨水，云南西北部和川西北持续低温。刚开始的实验很不顺利，整个6月里，研究小组从云南到四川到青海，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东部来回奔波数千公里，结果却令人气馁：今年物候反常，需要监测的群落没有按花期开花，上一年做过的原生境种子发芽试验颗粒无收。在青藏高原这样一个环境里，高山植物的保护学研究来得尤其艰难。持续的全球暖化，物候反常，再加上日益加剧的人类活动，都对高原生境形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2007年11月的这次，是当年夏季实验的{zh1}一次出野外，比对2006年以来的记录，研究小组借此了解植株在一年里的生长量和它的营养分配过程，它们以多少生长量用来繁殖生长？又以多少生长量用来营养生长？高寒环境里，植物可能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来积蓄能量，才能{zd0}量地产生花朵延续它们的后代。

    云雾托不住水滴的重量，终于变成冷雨铺天盖地的横扫过来，吞没了四周的雪峰和峡谷，让一切变得混沌。天色已晚，穿越川滇边界的道路曲折而泥泞。公路的一边是深深的狭长山谷，在灰暗的暮色里让人望而生畏，谷底的激流像一条白色哈达，落差使它一路撞击着砾石被摔成雪白的泡沫，隔着二十多公里都能听到它的咆哮；另一边是大山，悬在山崖上的只是一条简易公路，汽车得小心滑行。四周是如此的宁静，除了划过空中的鸟鸣，就只有我们汽车的发动机在群山间孤独地喘息。
　　透过雨幕，不时能见到报春、鸢尾、乌头、翠雀和成片的杜鹃。在植物志上，这些都是大名鼎鼎的高山花卉。100多年来，无数的生物学家都梦想着进入这个自然殿堂，在地球{zg}的高原上，领略这个植物世界的丰富和非凡。
　　一个多世纪前的喜马拉雅东部地带还是一个陌生世界，是那个时代不怕死的法国传教士，最早向西方园艺界描述了这个花卉的天堂。19世纪下半叶，罗马天主教教皇将中国藏区划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布道区之后，就有不少法国传教士活跃在打箭炉、巴塘、芒康、大理、中甸一带。上帝的使者们在这片荒原上发现了一个植物新大陆，于是传播福音之余，植物采集成了他们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中有最早发现鸽子树的大卫、在川西打箭炉采集的苏利埃、川东大巴山采集的法尔热、在巴塘传教的蒙贝格，以及负责云南教区的代理主教麦尔和迪克洛等等，他们都为巴黎自然博物馆欧洲的各植物研究机构送回过无数的植物标本和种子。这些人当中声名最显赫的就是赖神父（1838—1895），他在云南的大理和丽江一带采集，13年间就送回巴黎自然博物馆20万号约4000个种包括1500个新种的植物标本，以及数百种来自云南的植物种子。
    传教士们只是打开了宝库的一扇窗户，真正开启大门的是随后到来的专业植物猎人。物种引进在西方有着久远的传统，植物移植被看作是一种伟大而独特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时代以来无数探险家遍及全球的探险活动点燃了世人对异域植物的激情，种植新发现的植物成了欧洲花园的时尚。植物搜集被视为推动人类理解自然界的重要动力，植物猎人们从北美洲、非洲和中东带来的新奇植物，装点着欧洲的美丽园林。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皇家植物园以及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等机构，纷纷资助和派遣受过良好教育的植物学家到偏远的未开发的地区搜集新植物，花卉企业如英国xx的维奇公司也热衷于资助自己的植物猎人。这些勇敢的植物猎人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从遥远的东方带回了数量惊人的新植物，深刻地影响着欧洲植物和园艺界的研究与发展。就如欧内斯特·威尔逊写到的：“在整个北半球的温带地区的任何地方，没有哪个园林不栽培数种源于中国的植物。”
　　从法国传教士们“顺便”从中国西部带回来的标本中，英国最古老的私营花卉企业维奇帝国的负责人敏感的哈里·维奇爵士嗅出了其中的诱惑中国西部存在着极其丰富的植物群。他决定派一位采集者到中国去，这位采集者就是23岁的年轻人欧内斯特·威尔逊。1899年威尔逊{dy}次来到了中国，他找到了法国传教士大卫1862年在川西发现的鸽子树珙桐，同时带回了大量的观赏植物。1903年威尔逊第二次来到中国，此行的目的就是寻找绿绒蒿。
　　绿绒蒿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更为人所知，那就是蓝罂粟。因为这个属里有几个种的花是呈稀有的蓝色，那是在空气稀薄紫外线强烈的高原上才会有的颜色。
　　学界对绿绒蒿属植物的研究约有200年的历史。它最早的名字叫欧洲罂粟，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根据生长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绿绒蒿命名的。植物分类学博士李嵘告诉我，林奈1753年在《植物种志》上首次描述这个种的时候，是把它当作了罂粟属的植物。绿绒蒿与罂粟同属一个科，它们都是很原始的一类种子植物，进化程度不高，进化方式也不多。直到1814年法国植物学家Viguier研究该种植物时，发现绿绒蒿属植物的柱头不同于罂粟属，它有一个短短的柄从子房处伸出，于是将绿绒蒿从罂粟属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新属。
　　在欧洲，绿绒蒿还有一个名字叫喜马拉雅罂粟。目前发表的这个属的植物共有49个种，其中有48个都分布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最早描述并正式发表喜马拉雅罂粟的是瑞士植物学家De Candolle，1824年他基于采自尼泊尔的标本正式发表尼泊尔绿绒蒿Meconopsis napaulensis DC．
       真正激起人们对喜马拉雅罂粟渴望的，是来自19世纪末采集者的描述。那美丽的花卉几乎就是空气稀薄的原始荒原的象征。那一年7月，欧内斯特·威尔逊在康定附近的高山上如愿以偿见到了绿绒蒿：当清晨阳光升起的时候，山风中摆动着的黄色花朵，向他摇曳着令人心醉的美丽。在接下来的旅途里，他还在昆仑山口找到了娇贵的红花绿绒蒿。回到英国，威尔逊得到了一份特殊的表彰一枚镶嵌着41颗钻石的形状如绿绒蒿的金徽章。
　　在园艺学界，欧内斯特·威尔逊被称作{dy}个打开中国西部花园大门的人。他在30年的时间里4次深入中国内地，给欧美植物园带去了1000多个新的植物品种。其中成功引种的珙桐已成为世界xx的观赏树木，杜鹃、报春、百合、蔷薇、玉兰和茶花也成为了适合于温带气候的城市公园和花园的新植物。与威尔逊同时期，还有一些植物猎人也在同一个地区采集包括绿绒蒿在内的高山花卉。1904年在爱丁堡植物园工作的乔治·福雷斯特，受麦克威尔植物园资助来到中国，{dy}次进入滇藏边区就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亡命体验，但这片荒原无可抗拒的诱惑，让他愿意为之付出任何代价。在滇藏地区游历了28年，福雷斯特最终因心脏病倒在云南腾冲的山里。还有一位采集者名叫金敦·沃德，他于1911年来到中国西部，是在中国西南地区旅行考察时间最长的采集者之一。1924年沃德将霍香叶绿绒蒿介绍到英国，这是{dy}次将真正的蓝颜色的罂粟介绍到欧洲。他还留下了《绿绒蒿的故乡》、《神秘的滇藏河流》、《在世界屋脊边缘的考察》等大量著作。
　　当植物猎人们的采集成果一波又一波地在西方园艺界引发震动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也在这个地区活动，那就是受雇于美国农业部和地理学会的约瑟夫·洛克。洛克在云南的丽江一带生活了20多年，在送回美国的6万多号植物标本中当然也包括了绿绒蒿，但是给洛克带来声誉的却不在植物学方面，他在美国《国家地理》连续发表了他的旅行日记，他在纳西族的象形文字方面的研究和介绍，他xx般的历险生涯，深深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西方读者对神秘的绿绒蒿故乡的想象。
　　Julian博士是谢鸿妍的导师，他是研究南太平洋岛屿药用植物生态学的植物学家。我好奇的是南半球零海拔岛屿上的植物与世界屋脊上的植物有什么关联？他何以一年又一年着了迷似地往高原跑？Julian博士说：“那是出于罗曼蒂克的激情，是被约瑟夫·洛克在中国西南部的探险故事所吸引，绿绒蒿属植物已经变成了这个地区植物的标志或者是旗舰植物。当我跟很多欧洲人提起我要到中国去做喜马拉雅蓝罂粟研究的时候，他们都很熟悉这个名字，他们好羡慕我有机会接触这个在欧洲园艺史上享有盛名的神奇植物。”

     出了乡城，公路便离开高山峡谷渐渐进入高原面，大地变得辽阔和壮观，绵延不绝的山峦像海浪一样绵长。4000多米的垭口不经意间就过去了，你无法像在横断山腹地那样靠地貌来直觉海拔的高度。每当海拔表数字升高的时候，每个人都把眼睛盯紧了车窗外，寻找上一次的标记点，寻找新的群落。
　　德钦的藏族司机斯南尼玛已经是第二年跟研究小组出野外了，走遍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川滇青藏一带。他是司机，是向导，还是研究小组的助手。也许是职业驾驶员对道路天生的记忆力，尼玛寻找上一年的标志点比GPS还准确。汽车停在山垭口往没路的山里走的时候，跟着尼玛准没错。{dy}次看他熟练地帮着谢鸿妍测量植物很是惊讶，从停车开始清点实验工具开始，到山上采集土壤和DNA分析用的标本，还要做标记牌兼记录，不知道他是否天生就承继着一百年前西方植物猎人带来的传统，当年威尔逊、沃德、洛克等人在他的家乡采集时都曾大量雇用原住民做采集工作。
　　在马熊沟和嘎拉山还算顺利，在海子山就没辙了。那里有一片典型的古冰川地貌，巨大的冰川漂砾塞满了山谷，就像一个庞大的象群游走于山谷间。巨石的缝隙里已经长出了零星的冷杉，令人惊讶大自然的生命力。我没找到古冰川的源头，小谢也没找到她的标记点，两次使用的GPS相差了38公里，害得我们在4000多米的山口间来回奔忙。绵绵雨幕里，就连熟记路线的尼玛都找不到点。一样的山路，一样的植被，一样的巨石，现代技术在这里失灵了。我奇怪她为什么不记公路边的里程碑，这是xxx也是xxx的方式。
　　从香格里拉、乡城、理塘一路过来，所看到的绿绒蒿群落都稀稀落落的，极少发现有成片的。1908年，威尔逊在四川省小金附近的山上，曾见到满山的绿绒蒿，他在书中写道：“在海拔11500英尺的地方，繁盛的绿绒蒿以自己硕大、球状而多褶的鲜艳的黄花，覆被了数里山坡。这些生意盎然，数不胜数而高仅七八十公分的奇妙植物，呈现出一派壮丽非凡的景象。我从未在其他地方见过如此众多的这种植物组成的群落。”
　　这天堂一般的景象早已不复存在，如今找绿绒蒿像找黄金似的。到了只有稀疏草甸的高海拔地带，绿绒蒿还比较容易发现。它们从一片低矮的灌木丛中突兀地探出一两株、两三株孤零零的身影，尤其在大片流石滩或者在地表土壤层被破坏得很厉害的地方才有它们的踪影。
    打折多是藏语，人们最熟悉的是它的汉名打箭炉，这是历史上进入藏东的重要门户。打箭炉早已易名为康定，可进入峡谷前翻越的那座大山依然叫打折多。从前的植物猎人如威尔等人就在这里采集过。我们选择了一片不太密集的全缘叶绿绒蒿做种子散发和幼苗补充试验，测量每一棵开花植物半径一米之内的所有植株，同时摘去半径两米以内的所有成体植株的花朵、花苞及果实，确保在这棵植物四围没有别的种子来源。第二年就能追踪到这棵植物散落的种子{zh1}有多少长成了幼苗。这是了解绿绒蒿繁殖机制的一部分。这个实验每{yt}都在不同的山上不同种里不断地重复，谢鸿妍说今年已经测量了几千个数据，这是了解绿绒蒿自然生活史最基础的研究。
　　谢鸿妍说：当某种植物出现了危机的时候，只有了解这个植物的生活史，你才能知道它自身繁育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比如说花粉败育或者缺少传粉昆虫。如果生活史方面不存在问题，那得看它们的基因能否顺利交流，这样植物学家才能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
　　学界对绿绒蒿的研究有近200年的历史，但对它们的自然生活史的认识依然是不完整的。没有人知道它的种子可以持续多少年？发芽过程中受什么因素影响？有多少芽转换成幼苗？又有多少幼苗长成植株？它的花期是怎样的？是一次性开花还是多次性开花植物？它们与什么样的昆虫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一种植物的繁殖，从种子萌发—幼苗—成熟植株—开花—结果—种子散播，再到新的种子萌发，这个从生到死再到下一个生命周期的循环是一个极复杂的过程，对其他植物来说，也许可以在实验室、在苗圃里进行，对绿绒蒿就很艰难。绿绒蒿采集史有100多年，但除了一些较低海拔的种之外，并未真正引种成功。因而当年威尔逊等人成功地将它们引进西方之后，它们并没有像鸽子树、像杜鹃、像百合那样名扬四海。它们的xx停留在了植物学界，而非园艺界。
　　如今，学界对这个属的家族体系还没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人们认为绿绒蒿生活的自然环境恶劣，高寒缺氧，雪雹多风，材料难以采集，可是今天的条件不会比100年前金敦·沃德等人的条件更艰难。有人私下说，不只是绿绒蒿，很多植物的自然生活史都不清楚，大家都去做DNA分析去了，谁做这种最基础最繁琐的研究，又艰苦又费力还不讨好，还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出成果。在这个“突飞猛进”的年代或者说浮躁的年代，做实验室研究容易出成果，又好写文章评职称，还不用在缺氧的高原上风吹日晒，一片一片地量叶子，一粒一粒地数种子。

   夕阳下，一条弯曲的河流在辽阔的湿地上闪动着一连串绵延不绝的Ｓ形。这是夏季牧场最肥沃的季节，隔着很远的距离也能听到牧马在水草间走动的哗哗声。公路上是叩着长头前往拉萨的朝圣者，他们手中的木片摩擦地面发出的唰唰声擦过你的心头。我知道在他们的神佛世界里，有一位神灵与这片荒原上的植物有着密切关系，那就是度母。
　　5月里，我在藏东的扎曲河谷中见到一位家传9代的老藏医，他说：“你到寺庙去看看，白度母、绿度母手中拿着的花朵就是绿绒蒿，而且是蓝色的。”我一直在寻找度母手中的那朵花，不论是蓝色、黄色还是红色。可唐卡画师不是植物学家，他们画的是神佛的世界而不是植物学标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会告诉我度母手中的花朵是不同的种类。
     　藏族的信仰世界里，度母是从观世音菩萨眼中变化而来的救苦救难菩萨，她手中的花朵是来自天上的仙草。忘了是哪一部好莱坞电影：喜马拉雅雪山深处，一群神秘的僧人在制作长生不老之药。镜头晃动间，我认出钵里旋转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喜马拉雅蓝罂粟。
　　在理塘寺，跟在一位名叫江木措的老喇嘛后面，我走进一个深深的小院。破旧的建筑不知经历多少世代，昏暗的楼梯弯弯转转就就像进入时空的另一端。楼梯侧面的墙上，壁画的颜色已经斑驳，画的是蒙古人觐见七世达赖喇嘛皈依佛教的那段历史。推开阁楼的小门便进入另一个世界，神祖悲悯的目光下满是珍贵的唐卡。江木措自言自语地叨念着：这幅有一千年了，那幅有八百年真实的年代不得而知，画卷已黢黑，只有描金的线条依稀透露着遥远年代的信息。穿行在百年唐卡间，我在寻找度母手中的花朵。江木措喇嘛停留在一幅陈旧的唐卡前，度母手中有两种花，他不知道是什么花，只是用倒装的汉语说：“花，天上的，神的。”
　　走出玄秘的神话，绿绒蒿自古以来就是藏药里不可或缺的药材之一。康定藏医院的杨院长说，约有30多个配方中要用到绿绒蒿。藏医认为绿绒蒿具有xxxx、xx、xx、止痛的功能，用于xx肝脏和肺部的疾病。18世纪问世的藏药名著《晶珠本草》里就有记载，而且不同种的绿绒蒿针对不同的病症。科学家们对绿绒蒿做过植物化学分析和药理分析，证明绿绒蒿的生物碱有xx止痛的作用，这说明在传统药用中是有道理的。

    　沿着阿尼玛卿山的边缘一路往北进入青海，天气不好，神山笼罩在云雾之中无缘相见。除了有零星的红花绿绒蒿偶尔出现外，蓝花很少见，黄色的绿绒蒿相对要多一些。
　　路边的山坡上躺着一头死去的牦牛，汽车刚接近，就吓跑了一群正在大快朵颐的秃鹫。我想慢慢接近它们，但你走几步它退几步，这群饕餮并不想因为闯入者的突然出现而离去。就在与秃鹫们敌进我退接近山顶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新大陆，大片的黄花绿绒蒿正在阳光下向我们摇曳着透明如水的美丽花瓣。然而，走近了就没法高兴了，正在开花的花茎倒伏在地上，有的果实还未成熟就已经枯萎。草地上布满了鼠洞，老鼠咬断植物的根和茎，纵横交错的鼠洞断绝了土壤供给地表植物的养分。高原鼠害正在蚕食高原植被。
　　近10年来，果洛鼠害最严重的地区，老鼠已经占领了一半以上的草场。过度放牧和采集造成了草场退化和沙化，使杂草毒草丛生。从乡城、理塘、红原、阿坝、久治一路过来，草场上最显眼的就是橐吾，这是草场退化的标志性植物。牛不吃橐吾，迫使牧民把它们赶往更高海拔的山上。牛走了，草场成了老鼠的天下。
     红原的山坡上，又一处标记植物遗失了。除了钉在地上的铁牌，植株全没了。乡城的一个实验点是这样，石渠也是这样。从幼苗到成体需要连续3年的测量，才会知道每年的生物量是多少，绿绒蒿是一次性开花植物还是多次性开花植物。牧区的藏獒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但没有小谢心里忧郁。失去了上一年的标记，就等于白白浪费一整年的时间了。
　　牛群不吃绿绒蒿但会踩坏植株，再则，放牧到达的地方，采集也就随之而来。绿绒蒿作为重要的藏药资源，近年来的采集量越来越大。藏药随着藏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而变成了神话，藏药不仅提供藏区的需求，还要应对一个庞大的旅游市场。非理性的旅游市场对野生植物资源是灾难性的威胁。红景天是这样，虫草也是这样。
　　绿绒蒿在传统配方里只用花朵，现在资源少了，全株也用了。德格一家公司2006年就收了6吨全株，拉萨一家藏药厂同年希望收购5吨，还只要花，结果只收了500公斤。这个数字是可怕的，大约需要五六十株甚至百株植物的花朵才能得到一公斤花的干品。
　　绿绒蒿在藏药里用量不大，但用途广泛，很多配方里都需要。在康定，我们拜访了康定地区藏医院的杨院长，他说：“康定藏医院的采集分南路、北路和西路，现在资源越来越少，青海、西藏的药厂都进入四川大量收购药材，资源明显少了。我们医院只是一个制剂室，用的量不大都感到因难。藏医是要长期地发展下去，资源需要永续利用，不进行很好保护，未来是令人担忧的。”
　　康定藏医院的制剂室2007年定下100公斤绿绒蒿干品的收购计划，但没能达到。2007年的价格是60元一公斤，5年前是12元左右， 10年前是8块钱，15年前是五六块钱。那时全草是不收的。价格的变化除了物价指数变化之外，最重要的是标示着资源状态的变化。就像Julian博士说的：“当价格升高后，采集者们就会到更远的地方去采集剩余植物，从而使这些药用植物面临更加濒危的风险。”
    杨院长做过一些野生抚育和在野生环境下人工种植的实验，对大黄、乌头、巴夏嘎、藏木香、玻璃瓜等是比较成功的，但对绿绒蒿就不能说是成功了。他说，如果采集的时候只采花而不采全草，只要根能活下来，第二年就还有幼苗。
　　谢鸿妍不认为绿绒蒿是多年生多次性开花植物：“很多高山植物都要长好多年，只开一次花，然后整个全株就死了。从这几年采集的十几个种来看，绿绒蒿应该是多年生一次性开花植物。从发芽到三年后长成，开完花就死了。如果采了花，就没有种子落下来了。杨院长说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一株植物的花期有一个过程，先开的花被采了，后开花的花苞还会把种子留下来，所以他们才会第二年在相同的地方发现新植株。”
　　绿绒蒿种群的减少也有生物学上的原因，如昆虫的缺失、与别的物种的共生或竞争关系，或者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空气、阳光、水分、温度和紫外线等因素，但是，人类活动的影响是最直接导致生境破碎化和丧失的主要因素。李嵘说：“植物通过传粉—授精—结实这一繁殖过程延续生命，并将上一代基因传到下一代。”生境的丧失或破碎化造成了植物的生殖隔离和基因交流障碍，导致不同种间或同种的不同个体间不能传粉，或者传粉成功但授精失败，或传粉、授精成功，但不结果实。”
　　全球范围内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管理已成为一个热点。谢鸿妍说，国际上的保护措施主要有两种：一是就地保护，建立国家公园，建立保护区，减少生境的片断化；其次是异地保护，包括在植物园种植，建立种子库；再就是控制采集，建立可持续的社区性质的管理。对高山植物来说有着保护学上的特殊之处，许多高山植物与民族医药学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家在设计保护策略的同时，加快野生繁育的进程已迫在眉睫。

    　夏季的野外研究结束了，谢鸿妍回到学校，开始整理实验数据。整个夏天在高原上辗转数千公里，为2500株植物做了测量那种极繁琐和枯燥的重复植株高度、叶片数量和大小、花苞和果实的多少，要处理几万个数据是个可怕的工作。当然也有愉快的时候，在冷藏室里待了几周，经过冷热转换的种子已经撒到土壤里。看着来自北半球雪域高原的种子在南半球的澳洲一点一点地冒出土壤，那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红花绿绒蒿的种子一颗都没长出来，可黄色的全缘叶绿绒蒿种子发芽率还挺高。这些天，谢鸿妍正在移栽，从小盆到大盆，然后再放进冷的温室里。她来信说：2008年就会开花了，想想能在实验室看到蓝色罂粟，还是蛮兴奋的。学校为这些来自遥远的北温带的美丽花朵专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全电脑自动控制温度的温室，连纱窗都是全自动的。温室模拟高原的气候，给这些美丽花朵一个舒适的新家。这令系里的同事很是妒嫉，可她的导师说：这可是来自喜马拉雅的蓝罂粟哦。
　　谢鸿妍的研究小组希望尽快有成果回到藏区，回到高原。在青海金苛藏药厂我们见到了负责原料的华尖本先生，他也为野生资源的危机感到忧虑。制药厂面临的问题一年比一年严峻，野生资源越来越少，市场需求越来越大，过度采集已经造成严重后果。他们有能力收集抢救整理和出版民间的藏医学资源，但是，在建立原生地的人工种植方面，却有着技术上的限制。因此，他希望这个项目的成果能够尽快回到高原。
　　100多年过去，遥远高原上的美丽花朵依然持续着它们的xx，只是今天的科学家更加关注这个物种在原生地保护的意义，让它们在传统藏医药里继续为原住民的健康带来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