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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医生”(法文Medecins Sans Frontiers—MSF)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NGO),于1971年在巴黎成立,总部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全世界多处设有办事处,中国及东南亚区办事处在香港,07年MSF于广州设立了代表处。这是一个由各国专业医学人员及其后勤组成的国际志愿者组织,资金主要由私人捐助,向受到天灾、战乱、发生疫症的地区派出志愿医护和后勤人员,为受害者提供紧急医药救援,亦为一些医疗设施不足甚至xx缺乏的地区提供基本医疗和手术、重建医院和药房、推动营养和卫生项目及培训当地医护人员。组织成员贡献出自己的专业知识,平等地对待不同种族及宗教背景的人士。1999年MSF获诺贝尔和平奖。

以下为《南方都市报》对内地一位MSF志愿者的采访:

摘要:王俊来自云南省昆明,是第三位来自中国内地的无国界医生国际志愿人员,他于2006年7月开始在埃塞俄比亚担任后勤人员,确保流动医疗诊所、结核病xx村等行动能够顺利进行。

目前,王俊在肯尼亚工作,工作的地点是一望无际的荒芜之地。妻子王娅是王俊参与无国界医生救援工作的启蒙者。王俊2006年前往埃塞俄比亚,这是他首次踏足非洲。

王俊简介

王俊来自云南省昆明,是第三位来自中国内地的无国界医生国际志愿人员,他于2006年7月开始在埃塞俄比亚担任后勤人员,确保流动医疗诊所、结核病xx村等行动能够顺利进行。

2007年7月,王俊获派到乌干达的古卢(Gulu),为无国界医生在当地的医疗项目,提供后勤支持。

其后,他于2009年1月前往南苏丹朱巴担任后勤人员。他目前在肯尼亚内罗毕参与救援项目。该项目主要为逃往肯尼亚的索马里难民提供医疗护理和救援物资。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无国界医生仍是一个陌生的组织。其实无国界医生离我们并不遥远,它早已在中国“落地”并展开救援行动。数年前,无国界医生就曾在广西南宁和湖北省襄樊开展艾滋病xx项目,无国界医生还曾在陕西省宝鸡市援助流浪儿童。汶川大地震后,无国界医生亦有在地震灾区提供紧急医疗援助、救援物资和心理救援服务。2007年3月,无国界医生正式获准于广州设立代表处,主要负责教育和联络、后勤物资供应、招募志愿人员及加强与医学界联系和交流,并为无国界医生在内地的救援项目提供支持。

来自云南昆明的王俊是参与无国界医生海外救援的全球每年数千名志愿者中的一员,王俊1.8米的大个儿,在同事眼里,他沉稳、宽厚、阳光、有责任感,是xx的好男儿。眼下他正在肯尼亚内罗毕参与救援项目。据悉,目前参与无国界医生海外工作的国际救援人员当中,只有5人来自中国内地,当中包括王俊及其夫人王娅。国际人道救援工作远非浪漫,志愿者们的生活不仅漂泊不定,随时还要面对各种危险。2007年,乌干达暴发埃博拉病毒,当时王娅受命赶赴该国的抗击埃博拉病毒项目点,埃博拉病毒肆虐的恐怖场景让她平生{dy}次见识了什么是七窍流血。

他们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王娅曾接受国内媒体采访称,她觉得人生变得很精彩,很有意义,得到了“用钱也买不到的精神财富”。王娅至今仍在非洲忙碌,好在她现在和丈夫王俊在同一个项目点工作。

王俊当年听到无国界医生的名字,还疑惑是不是恐怖组织,通过妻子的介绍加入后,他逐渐喜欢上了这种漂泊的生活。近日,本报记者通过电话和邮件对他进行了采访。王俊表示,人道救援让他更真实地感受到了工作的意义,将来他可能会回国做相同的事。他指出,面向海外的人道救援组织在国内基本还是一块空白,跨出国门帮助他人不能起步太晚。作为第三位来自国内的国际志愿人员,王俊借本报呼吁人们提高对人道救援的xx度,希望更多中国人加入进来。

为人道救援不得不与军阀交涉

南都:目前你在哪里进行人道救援?

王俊:眼下,我在肯尼亚内罗毕,我们的项目点在肯尼亚东部靠近索马里边界的达达布难民营。联合国难民署20多年前建立了该难民营,最初计划容纳10万人。一直到6年前,该难民营人数一直维持在10万至15万左右。但最近5年,索马里安全局势恶化,很多索马里人无法在本国生存,很多人穿越国界,来到这里。11月份的数据显示,这里的难民人数达到30万。一般来说,如果该难民营正常运作,可以满足10万难民的生活需要。目前难民营人满为患,引发了很多问题,缺水、缺粮、卫生条件很差,面对这种情况,难民营里的卫生机构无能为力,这也是无国界医生介入的主要原因。

从索马里过来的难民需要履行一些手续,在登记注册后才能分一块地,分到粮食,并领到一些生活必需品,如塑料盆、蚊帐之类。只有注册后才可以拿到这些东西,但由于涌入的人太多,联合国难民署难以承受,土地也不够用,很多人无法注册,必须等很长时间。但这些难民并不了解情况,他们过来之前认为肯尼亚那边有个难民营,能给他们提供食物、医疗。他们花了很多钱,可能是他们所有的钱用做了路费,付钱给很多的关卡,来到这里后大失所望。由于难民营的情况恶化,有些逃过来的难民宁愿返回索马里。

南都:你主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

王俊:我是无国界医生的后勤协调人员,我的任务是给同事们提供后勤支持,由于道路经常断掉,很多情况无法预料,有时甚至要租用飞机将医疗物资送到项目点上。我和同事还负责着其它一些项目,我们经常会去项目点巡查,看那里需要哪些支持。项目点上的生活很艰苦,经常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一切全靠我们自己。

南都:你长期在非洲工作,有些地区局势动荡,你不担心生命危险吗?

王俊:我曾在位于苏丹的项目点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当时的苏丹有点像从前中国军阀割据的年代,每个军阀占领一个地方,就宣布自己是新领导人,宣布新的规定,要交税给他们,要求非政府组织(N G O )与他们合作,否则就会把N G O赶出去。确保项目上病人、工作人员的安全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虽然苏丹政府称他们为叛军,但有时为了人道救援,我们不得不和他们交涉。对我们来说,要在当地工作,就必须和他们打交道。我也曾去过他们的军营,和他们谈过。对于在这里工作的人来说,也感觉不到什么恐怖,因为军阀也是人,只不过在政治或其它方面立场不同。我们的工作是救死扶伤,我们不区分政治立场。

想起有些人的遭遇就很难受

南都:这么多年的志愿者工作中,还有什么其它难忘的经历吗?

王俊:在埃塞俄比亚时,我们经常去一些偏远地区救治重病患者,他们病得很厉害,但他们自己找不到无国界医生,于是我们就去找他们。我不是医护人员,但我感觉他们病得很严重、很虚弱,很可能下一分钟就会死去。我们把他们接到医院里救治。过了几个月,我见到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体已经康复。这让我觉得很开心。

想起有些人的遭遇,让我很难受。我曾遇到这样一个家庭:男主人先得了艾滋病,他的妻子并不知情,结果她和孩子也都被感染。男的去世后,女人带着几个小孩相依为命。她迟早也会死去,只是时间的问题,她没有其它的愿望,只希望能活到家里的比较大的孩子有能力代替她照顾其它的子女。为了这个愿望,她坚强地活着。这样的情景对我触动很大。

很多人因为我们的工作而活下来

南都:据说你是从妻子王娅那里{dy}次听到无国界医生,当时你还疑惑无国界医生是不是恐怖组织?你是怎样加入无国界医生的?

王俊:加入无国界医生之前,我是中国云南航空公司的一名员工。此前我并不了解无国界医生。王娅比我早几年加入,她是我了解和接触无国界医生的主要渠道。一开始我以为加入这个组织有很大的障碍,并没有认真考虑。后来,我觉得值得去试一下。

南都:你决定成为无国界医生志愿者的主要动机是什么?

王俊:有两点,首先,无国界医生是一个比较大的救援组织,它的运作非常规范,有很多标准的流程,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其次,现在这份工作能让我更真实地感受到工作的意义,有时候几个月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成果,很多人因自己的工作而活了下来。而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些事情,他们就可能死掉。与我以前在国内的工作相比,我在这里工作,更多的是帮助别人。

南都:你的中国背景以及国内工作经历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

王俊:我在国内曾从事后勤物流运输方面的工作,懂得如何进行安全评估及车辆监控,可能正是因为我的这些专业背景符合他们的要求。

我觉得无国界医生是一个很国际化的机构,他们十分尊重来自不国家不同背景的人,我和其它国家的志愿者之间合作非常愉快。

南都:成为志愿者应具备什么条件?非医疗专业的志愿者在救援任务中起什么作用?

王俊: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无国界医生的宗旨,了解我们是为谁服务,我们是人道救援组织,我们服务的是那些需要救治的弱势人群。

无国界医生通常在不发达国家或偏远地区工作。作为一个提供医疗的非牟利性组织,要提供具有质素的医疗服务需要很多非医疗专业人员的协助,包括安排基本居住环境,如:安全、电力供应、粮食饮水供应、通讯设备、运输和后勤物流支持等,还需要行政、财务管理方面的人员。若没有非医疗志愿者的参与,无国界医生的救援项目将无法开展。

跨出国门帮助他人不能太晚

南都:国内也有很多需要救援的地方,为什么你选择到国外进行人道救援?

王俊:有几方面的原因。无国界医xx展到今天,已有将近40年的历史,它在医疗救援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紧急情况发生时,无国界医生经常是最快抵达现场的救援组织之一。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东西。以后我会回到中国,或许也能在中国做同样的事。现在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可以汲取人家积累的经验。中国国内应该有两种救援组织,一种是中国人自己的救援组织,面向中国国内。另外一种是面向海外,这种救援组织在国内基本上还是一块空白。从目前来说,中国自己还很需要这样的救援机构。当然我认为,首先应该去关心自己的国家,但跨出国门去帮助其它的人,这件事也应该起步,也不能太晚。太晚了就会失去发展的机会。

南都:你认为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王俊:存在差距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信任的缺失。我相信中国人很愿意帮助别人,但他们担心自己捐献的物品无法送到受捐人手中。信任的缺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人们始终有这种顾虑,那就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运作,而救援项目是建立在有人愿意出资、出力的基础上。做一件事情一定要脚踏实地,很多国内的项目做得有点表面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所做的项目带来了什么改变,是否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这些才是更实际的东西,而不是仅仅盖几间房子,照几张相。

其次,做救援工作也有一个知名度的问题。无国界医生在欧洲是很有名的机构,我们在国外乘飞机经常会出现行李超重,但如果跟他们解释我们是无国界医生,给项目点带一些东西,海关人员一般都会给我们放行。

提高知名度需要让人家知道你在做什么,取得大家的支持和信任。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的救援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希望有更多中国人加入

南都:有些人在国内拼命赚钱享受生活,你却在海外艰苦的环境中进行人道救援。你是否因此放弃了很多东西?

王俊: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人生目标,很难面面俱到,我们必须作出选择。我们放弃了正常的生活,但我觉得我们选择了喜爱做的事,我们很享受这种生活,无论是好的时候还是坏的时候。

南都:志愿者经历对你有什么改变?

王俊:首先,这种经历让我眼界大开。无国界医生的总部在欧洲,因为工作关系,我也常去欧洲,这种经历增长了我的见识,能学到很多东西。而在非洲的项目点,我同样体验到与中国xx不同的生活。我觉得自己的适应性变得更强,现在去哪里都不会觉得生活条件太差受不了。

南都:你将来有什么打算?

王俊:未来有可能继续在国外工作,也有可能回到国内帮无国界医生做一些宣传工作,提高无国界医生在中国的知名度,或者做一些其它的救援工作,可以为中国的NGO工作,也可以加入国外的NGO。无国界医生在广州设有代表处。

南都:你想对国内的志愿者说些什么?

王俊:我想说的是,有不同的组织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希望人们提高对人道救援的xx度。中国的年轻人应该行动起来,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加入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支持我们。

本报记者 周勇进

本版图片由无国界医生提供

(感谢无国界医生工作人员魏保珠、何丽庭的协助)

无国界医生

1968年至1970年间,一群法国医生参加法国红十字会在非洲比阿法(Biafra)的救援工作,体验了未能有效提供救援的无奈和激愤后,他们遂于1971年创立一个专门提供紧急医疗援助的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无国界医生致力于为战乱、疫病、自然及人为灾难的受害者提供紧急医疗援助,也为一些医疗设施不足的地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并协助它们重建医疗系统。作为一个非牟利性独立组织,无国界医生目前在全球共设有19个办事处。每年,近3000名来自全球不同地方的志愿人员被派往不同地方参与人道医疗工作。1999年,无国界医生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目前,无国界医生正在全球约70个国家进行人道医疗救援工作。

无国界医生是一个十分专业的救援组织,它经常是首批到达灾难现场的人道救援组织之一。庞大的后勤支援,确保无国界医生的紧急救援队伍能够配备医疗物资和器材到达灾区,及时拯救伤病者。

无国界医生根据灾区的特殊情况、地理环境及天气状况,特别设计了一些医疗装备,其中包括用来设立临时手术室的全套设备,以及用来xx数百名霍乱病人的物资。无国界医生的医疗套装和模式,经常被全球其它救援组织采纳使用。无国界医生在流行病学上所累积的经验已获得肯定,经常被要求就个别疾病,如霍乱、脑膜炎、麻疹等,作出监察、诊断和控制。

除了提供直接的医疗救援外,无国界医生还进行倡议工作,公开倡议导致人道危机的原因和阻碍有效救援的情况。当有阻碍救援的情况出现,无国界医生的志愿人员会向政府、联合国、其他国际组织、公众和传媒,发表其对病人的xx。

无国界医生给本报提供的资料称,无国界医生只会基于人们的需要,就是否在任何国家或灾难中进行救援行动作出独立的决定,有关决定不会受政治、经济或宗教因素而左右。无国界医生绝不会因政府或交战派系的要求而偏袒任何一方。

一般情况下,无国界医生志愿人员的任务每次长达六个月至一年不等。无国界医生的救援队伍由国际救援人员和当地员工组成,并会与当地的医护人员和其它救援组织紧密合作。为保持组织运作上的独立,无国界医生坚持大部分经费来自社会大众的捐款。私营企业、基金会、国际组织及个别政府也有资助部分项目。无国界医生确保八成或以上的捐助直接用于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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