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随着“高房价吞噬中产”的说法不断被提及，“中产”这个概念再一次被人们广泛讨论。

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以白领为代表的中间收入阶层普遍面临的问题却是低廉的收入和高企的房价间的畸形差距。此外，车贷、教育以及生活消费的压力，使得这个收入阶层成了名副其实的“夹心阶层”，既无法享有上层社会的巨大财富，又不能获得低收入阶层的社会福利保障，创造财富的同时却更多地承受着通胀的压力。

日本学者三浦展在5年前出版的《下流社会》一书中，曾将此种情况描绘为“下流社会将取代中产阶级”。由于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的不断增大，日本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产生的一亿左右的中产阶层，开始向低收入、低工作热情和消费意愿的“下流”阶层分化。三浦展描述的景象，也被不少人视作中国中产阶级如今面临的现实。

中国的中间收入阶层的境况，已无需赘言。但问题是，中间收入阶层是否就等于中产阶级？笔者认为这两个概念需要区分看待。

如果从字面上看，所谓的中产阶级即英文的“middle class”，它指那些在社会资源的占有上处在社会结构中间层的阶级。米尔斯在1951年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认为，机械化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小生产者让位于大型产业公司，使得“旧的中产阶级”被新的“白领”阶级取代。

现代中产阶级的兴起很大程度上缓和了xxx主义中的资本与劳动两极分化，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以脑力工作为主的中产阶级进而成为占社会{zd0}多数的阶层，在美国，这一阶层能占到总人口的八成左右。但在中国，所谓的“白领”阶层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时间内迅速形成的，可以说是经济政策的某种附属品。

另外，严格意义上的中产阶层是针对产生于后工业社会的中间阶层而言。比如，随着以信息与服务业为支柱的新的经济结构的形成，大量非技术职业消失，法国蓝领工人在全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从1969年的40%，下降到2000年的30%，而白领雇员的人数则大幅上升。再比如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壮大和日式资本主义的崛起，“全民中产”成为民众心中数十年的“情结”。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民众对社会“中间”层的认同，竟然高达九成以上。

但在社会财富总量急剧增加的情况下，个人的所得再分配不足，使得日本的中产最终趋向于“下流化”——部分中产阶级主动放弃原本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自愿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群——例如追求生活质量却又不希望有固定工作的“飞特族”、“SPA族”。

中国与日本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确实存在着一个“中间”的社会阶层。不过，从实际数量来看，其比例远不可能达到人口总数的75%或者80%以上。毕竟，在所谓的中间阶层之下，中国还存在着一个数量更为庞大的底层（农村和城市的），这与日本、美国或者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情况都有所不同。另外，当我们在中国谈论“中产”这个词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有八成的就业率，七成多的GDP，都是由民营企业的工人创造的，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在自我身份上，他们恐怕也难以“中产”作为认同。

{zh1}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文化的意义上，中国的中产阶级尚处于“缺席”的地位。美国战后“婴儿潮”的一代大多在60至80年代成为社会文化的领导力量，他们有着大致趋同的文化品位和审美取向，形成了战后的新中产阶级文化。远的不说，我们的近邻，香港也有着大致相同的情况，80年代所谓香港文化的“黄金年代”，差不多也是由50年代香港“婴儿潮”造就的一批有着高学历、高收入的中产阶层所造就的。

而在中国，中产阶级在{jd1}数量上还相对较小。而在文化、社会的意义上，基本上是无从谈起。我们学到的，无非是消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生活的皮毛，比如我们开始辨认哪些品牌是国际知名的，开始大规模消费汽车，更进一步，有人会模仿他们想象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比如三不五时去星巴克喝杯咖啡。但问题是，我们从来只留意咖啡里放了多少糖，却不会注意到历史上那些从咖啡杯里掀起的革命。

在谈到转型时期的俄罗斯中产阶级时，社会学者兹德拉沃梅斯洛夫认为，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倾向，让他几乎无法对其给出一个固定的定义。俄罗斯复杂的社会中间阶层，它团结着那些处于贫苦阶层和“新俄罗斯人”之间的人们。中国的中产情况也有些类似，但这一尚处于某种“纽带”作用的阶层，如今已经由于经济的压力而变得紧张、惶恐、不安。

在中产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尚未充分发展，中产阶级文化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中国的中间阶层就已经被迫“下流化”。这种畸形状态，很可能使他们不但无法xx社会、文化的变革，反而从“减压器”转向“加压阀”，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酵母。

没有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作基础，数据统计出来的中产阶级只能是一个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