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上海人·上海
居城市，不易，居大城市，大不易，居特大型城市，大大不易。一段养儿买房的话引来很多同感，我虽没“福”养儿，却也深感其中艰难。如果按照男方负责婚房的观念，我父母养了三个儿子，在当时只有买块豆腐撞死，还结什么婚？其实，操持婚礼，中国历来是以男方作为甲方，女方作为乙方的，这个观念从来就没有变过。娶媳嫁女，娶，是娶进来，嫁，是嫁出去，从来不说娶出去，嫁进来。所以，从男方来说，是收入，从女方来说，是支出。也许中国千百年的观念就是如此，只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程度。只是我觉得，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应该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知己也必须知彼。“老丈母娘为婚房棒打鸳鸯，二百万天价逼走女婿”，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做不出来的。最近女儿在筹办婚事，常常也会遇到相似问题，蓝淑莉有一句话说得挺好，我们是嫁女儿，不是卖女儿。我觉得，结婚是儿女双方的事情，跟父母有关系，但关系不大。房子也好、钱财也好，多也好，少也好，只要他们开心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自己亲身经历过，有着切身体会。我与蓝淑莉的婚姻故事，有机会写出来也是一出精彩故事。
我们结婚那时候，也看重房子，结婚必须要有一个栖息之所，但不会有今天这样几房几厅的条件，有个“蜗居”就行。但是，那时候也讲究“几条腿”，上海话叫“几只脚”。记得1981年的夏天，父亲请来木匠，在我家在弄堂里摆开架势，同时打造两套家具，这在当时也算是大手笔了。我父亲买材料、当监工，我母亲当厨娘，每天买菜做饭招待木匠。大橱、五斗橱、夜壶箱……样样都是双份。虽不能与今天相比，但在当时的经济情况下，的确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些开销全部是父母的积蓄。也许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家里三个儿子，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反正就那样了，爱咋咋地。一年后，我弟媳怀孕，父亲对她说，如果你生女儿我到医院来看望，生儿子就不来了。弟媳以为是玩笑，后来，弟媳果然生了个儿子，快马加鞭报喜讯给我父亲，（是我家{dy}个孙子，我们女儿要比她晚半年出生。）我父亲听到后一点也不惊喜：有什么稀奇，我生了三个儿子！倒是我女儿出生，父亲视如掌上明珠，严重偏心啊。我家三个儿子，只有我们生了女儿，10年后小弟媳在国外生了个美国籍的孙子，父亲照样不放在眼里。
转入正题。当小外婆对外宣布“独立”，“台海战争”并没有爆发，因为“联合国”同意把另一处同样大小的“岛屿”划给“中国”。
1985年夏，在繁华的四川路的一条弄堂里，我们有了一间自己的亭子间，虽然只有7.8个平米，但在我们眼里，这是一座宫殿。（儿女们在父母的屋檐底下生活，总归缺乏一种独立感、归属感。只有xx与父母分开，他们才会真正经营这个家庭。）亭子间的格局我在此文{dy}章就已介绍过了，亭子间的下面是厨房，顶上是晒台，方向朝北，冬天终日不见阳光，夏天高温上下夹击。当时，这些不利条件我们想都没想。我们开始经营这个小屋——我买来墙纸、塑料地板，把破旧不堪的亭子间装饰一下。其实，摆上家具后，真正露在外面的墙壁和地面已经不多。所以，我能省则省，大橱后面、家具底下，干脆不贴墙纸、不铺地板。（根本就不是地板，就是厚一点的塑料布。）敲敲打打、修修补补，我们搬进去了。没有什么放鞭炮、扛竹竿，每天我用自行车一点一点往亭子间拉。像老鼠搬家一样，一样一样往小屋搬。小一点的东西，用自行车就驮过去了，大橱等家具，就用黄鱼车（脚踏三轮车）拖过去。因为不需要太着急搬家，6平米房间里的东西，用了一个多xx才搬完。记得那时候，女儿两岁，刚会牙牙学语。看到我把一样样东西都搬上黄鱼车，她在一边跳着说：爸爸，踏、踏、踏……。意思是爸爸踏黄鱼车把家具都踏走了。（唉！回想起来历历在目，现在就要轮到她自己踏踏踏了。）
亭子间很小，在我眼里很大。这次搬家其心情毫不亚于10多年后我搬进100多平米商品房时的欣喜心情。这毕竟是我们的{dy}个窝，我把它布置得很温馨，淡绿色的墙纸，米黄色的塑料地板，一个衣柜、一个五斗橱、一张床、还有一张可以折叠的小圆桌，床脚的地方有一点空地，放了一只箱子，箱子上面有一个三洋录音机、一套《辞海》，上面做了一个吊橱，放些杂物。床底下全部是我从农场、从大学带回的书，一捆捆整整齐齐的，自从回上海之后就没有打开过。现在还是不能打开。我对蓝淑莉说：咱们不用担心床底下藏人，咱们的床底下只够耗子藏身。女儿的小玩具不小心滚进床底下，再也别想拿出来，太费事了。
由于我们是新来的住户，老住户已经把所有的公用地盘全占领了，厨房间三家合用，我们只有一个放煤气灶的地方。一切角落都已经充分利用起来，连楼梯的台阶上也都是老住户放的瓶瓶罐罐。女儿两岁刚过，刚刚会自己走路，因为这些瓶瓶罐罐，从楼梯上摔下好多次，摔得头破血流。住过石库门房子的人都知道，每家一个电表、一盏楼道灯、一盏厨房灯、甚至每家一个水龙头。一个小小的厨房，悬着三五盏灯；一个水斗上，接着好几个龙头，每个龙头都上锁；用电要贴大电表，用水要贴大水表，每个月的账目要公布，算这种账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有时候会弄得很不开心。大家想一想，在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怎么会不精打细算过日子？遇事怎么会不计较？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的好笑。但是，我相信，居住在石库门里的住户还是在过这样的日子，可能手脚比过去大一点了，现在连石库门里都装上空调了。
上海的石库门群落很像古代的一座围城，东南西北四周都是沿街的石库门房子，朝向马路的一面底楼没有天井，而围城中间的房子才有天井。所以，沿街的亭子间也是朝向各不相同。前楼朝南，亭子间必然朝北，前楼朝西，亭子间必然朝东……。我家这幢石库门是围城中间的房子，前楼朝南，所以我们的亭子间朝北。我们晾晒衣服是把晾衣竹竿伸到对面亭子间的窗台上，对面亭子间也把竹竿伸到我家窗台上。可见，这条窄窄的弄堂只有两米多宽，顶多三米。上海的房子对朝向是很讲究的，据说，按照上海地区的纬度，房屋以正南略偏西一点为好。上海人有句俗话“宁可吃粥，不可朝北”。（这句话用上海话念出来才有味道。）可见朝向的重要性。我家现在的房子朝南略偏东，蓝淑莉老是埋怨阳光不够。可是在当时，我们全然没有这些讲究，给你一个房间就不错了，还提什么要求？
直到去年我才知道，我们居住的这个亭子间的对面，就是倪海鹰的家。回上海之后的最初十来年，荒友们几乎没有联系，大家都忙着找工作、找房子、结婚生孩子……。如果早知道倪海鹰是邻居，我怎么也要去串个门、报个到。（不过，后来倪告诉我，那段时间她也嫁到杭州去了，不常回上海。）
我们在这个亭子间住了4、5年，女儿从两岁到六岁。海南路虹口区政府边上的海南幼儿园是女儿的启蒙学校，我每天早上送她去幼儿园，懒猫下午把她接回来，坐在弄堂里的小凳子上玩，懒猫则忙忙呼呼地做菜洗衣。现在这个名叫“三新里”的弄堂已经被全部拆迁了，成为四川路的一块绿地，一点点痕迹都没留下。我自从离开那里后就没有回去过，也没有拍过什么照片，有点后悔，好在还是留下几张室内的照片。
我们离开父母居住的前楼后，父亲拆除了中间的隔断，房屋又恢复原状。父母两人居住显的宽敞了许多，已经留校交大工作的小弟弟也经常回来了。不久，我小弟的婚事也接踵而来，他们将如何解决住房问题？一两年后，我们对亭子间生活的新鲜感也消失了，局促的房间、阴暗脏乱的公用厨房，让人无法忍受，我们不知道前景在哪里？我和懒猫都向单位提出申请——我所在的文化馆是个只有60多人的小单位，单位小，可以周转调剂的房屋也少，懒猫的单位倒是不小，但是，他们要测算懒猫全家的住房平均面积，懒猫家有24平米，平均下来还算不上困难户。这是什么鬼政策？已经结婚成家，居然还要把娘家的住房面积平摊，我爷爷在“大溪边”还有一栋“别墅”要不要算啊？
那时候，住房要考虑、工作要考虑、小孩要考虑，什么都是难事，真是焦头烂额。亭子间肯定不是久住之地，文化馆的工作也很没劲，小孩子上幼儿园也很困难，不像现在要找一个好的幼儿园，我们当时没有任何条件，只要是个幼儿园就行。什么都让我们赶上了，生育高峰、住房危机……。
1987年底，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出现了，这一年我应聘考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关于考电台的故事在以前的博文《心中的北大荒》已经讲过。）进入电台后，一些曾经认为是问题的问题消失了，而一些从没想到过的问题出现了……。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女儿站在床上的照片，在这个亭子间，没有几个角度可以拍照。
我们搬离后的父母家，1989年，我父母和我女儿及侄子。两条凳子拼起一张小桌。
网友照片，摄于2009年冬天，看看今天的上海，并不只是高楼林立。
火表排列很壮观，现在已经规范多了，以前更乱。
俯瞰厨房。好像有5个龙头，五家合用一个厨房。
狭窄的楼梯
上锁的水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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