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时报》2010.01.14

提起xx，不管是谁，都有一个种比较复杂的感情，各种滋味在里面包容着。试想，如果没有xx，这个社会会怎样？大到治安刑事侦查、小到户籍管理、交通管制等都与xx密切相关，xx深入到我们社会的每个层面。
　　在黑龙江东宁县，两名推销员在向一名老人推销了面值为300元的电话卡后，风波骤起。老人在买卡后报案认为自己上当。随后，12名业务员被抓。34天后，检察院认为不构成犯罪，不予批捕。参与抓人的有老人的儿子——公安局刑警队中队长。（1月12日《新京报》）
　　社会需要xx，不然社会就没有安全，但又担心xx的权力被滥用而没有基本的法律安全。从“xx的娘”觉得“被诈骗”，到中队长就把人“关起来”，我们不寒而栗。再联系到“派出所副所长买玩具引纠纷，称要一枪崩了店主”、“无辜村民派出所内遭殴打拷问，被丢弃路边死”、“12岁男孩在派出所遭打20余耳光，被逼擦车”等诸多被媒体披露出来的xx滥用权力的事实来看，几乎我们社会上所有的跟人的权利侵害有关的都与xx脱不了一定的干系，而且大多是“优秀的xx”、“很出色的警员”。看来，德国法学里“xx国”这个词虽对xx颇为不恭，但并非没有道理。如果xx得不到控制和约束，xx就可能肆意的滥用权力。
　　“xx他娘”事件看似是刑警队长王丛岭的私人行为，但透过其身份和职位，我们不难发现xx的公共权力，尤其是具有一定职务的警官们的公权力无不在暗处发出诱人的幽光。我们姑且不论网通公司推出的电话卡是否经过警方许可而销售，也暂且不论“xx的娘”是否上当受骗，但多名警员成为中队长的“家奴”，驾着警车跟着销售电话卡的业务员“漫无边际”的“溜达”，甚至不惜动用公权力把业务员拘了15天或者34天，还得“心甘情愿”的“奉送上”300元感谢费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与其说是“xx的娘”惹的祸，倒不如说是权力惹的祸。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在这里，我们不能淡化的是“xx标签”，但更不能淡化“xx标签”背后那张更硬通的标签——“公共权力标签”。
　　德国刑法学家耶林曾经针对刑法说过，“刑法犹如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社会和个人两受其用，用之不当，则社会和个人两受其害。”其实，xx何尝不是如此呢？用美国一位前任xx大法官的话说，xx为了维护社会安宁，身上需要xx和xx，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这是xx的使命，但在法治社会，必须给xx戴上一副“xx”，那就是司法审查，包括一些列法律法规。如同本案，如果不是“东宁县和牡丹江市两级检察机关经查认为，任红华等人不构成犯罪，不予批捕”，那我们不敢设想，由“xx的娘”可能“被诈骗”所引发的xx滥用公权力最终将如何收场，“涉案”当事人的命运最终将会如何？就这点来看，xx也好，其他国家机关也好，只要它具有管理社会、控制社会的权力，都会存在xxx所说的权力异化的可能。
　　虽然，在法律上权力和权利分的非常清楚，但普通老百姓能控制行使权力吗？对于只享有权利的老百姓来说，要想控制权力、监督权力是非常困难的，至少不是那么顺畅，这一点可以从“民告官”要费很大的周折可以得到证明，也可以从“xx的娘”引发的“被诈骗”案的当事人经过一年多的四处奔波上访，终于得到回应，“黑龙江省东宁县警方称，将对所反映的该县刑警队中队长王丛岭涉嫌挟私办案一事展开调查”也可以得到印证。权力是一种必要的恶，必须对这种必要的恶进行必要的限制。
　　毋庸置疑，不论是“孙志刚事件”、“太原xx打死北京xx事件”、“xx和xx结盟敲诈事件”，还是“xx的娘被诈骗事件”、“派出所副所长要一枪崩了店主事件”、“12岁男孩在派出所遭打20余耳光被逼擦车事件”都足以说明脱离了监督的权力就可能要从管理民众、服务民众的权力变成反对民众、奴役民众的权力，权力就可能变质，使权力变成为个人、为小群体谋取私利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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