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黄源、巴金和“译文丛书”

    1.可爱的“小方本”
   
    2010年1月24日，20元在桥市购得《情感教育》（译文丛书，福楼拜选集，李健吾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4月初版，1953年4月4版，定价人民币三万五千元），然后喜滋滋地回家了。
    我买到的这本《情感教育》，属于我最喜欢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译文丛书”，据我推测，这套书大概都是29开本，封面白色，一般在封面的上中部竖印反白书名，余皆空白，显得典雅而又古朴，每本书均为线订（我买到的都是平装本，不知是否有精装）。这套书看起来方正而又可爱，所以我把它们称为“小方本”。曾在网上看到，有朋友上传过这套书的《处女地》和《快乐王子集》封面，设计风格也是如此。到目前为止，我仅仅买到五本“小方本”：
    1.《未完成的三部曲》（译文丛书，高尔基戏剧，焦菊隐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11月初版，定价八元六角），书页完整如新，2005年5月2日5元购
    2.《父与子》（译文丛书，屠格涅夫选集，巴金译，文化生活出版社民国三十二年七月桂初版，民国三十八年二月沪五版，定价金圆一元八角），书页完整，有七八成新，封面破损严重，封底已缺失，书页本来已散，但有人用硬纸为它做了精装处理，2009年4月28日8元购
    3.《春潮》（译文丛书，屠格涅夫小说，马宗融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45年4月初版，1953年4月10版，定价一万两千三百元），书页完整，有八九成新，封底缺失一个小角，其中无“屠格涅夫选集”的字样，2009年5月2日10元购
    4.《罗亭》（屠格涅夫小说，陆蠡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2月初版，1954年11月17印，定价7800元，书页完整，有八成新，封面用纸为黄色，封面的书名背景为褐色，版权页在前，书中已经没有“译文丛书”和“屠格涅夫选集”的字样，2009年5月2日10元购
    5.《情感教育》（译文丛书，福楼拜选集，李健吾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4月初版，1953年4月4版，定价人民币三万五千元），以上诸书中，唯有此书版权页中注明“29开”和字数（449000），从印数看，4版印数3000，总印数仅8000，正文851页，书页完整，有七八成新
    以上五书中，《罗亭》其实已经不能算“译文丛书”，尽管它是旧版“译文丛书”的重印。也就是说，1953年重印的“译文丛书”仍然比较接近民国版原貌，1954年的重印本则换了恶劣的封皮和新式版权页，内容恐怕也有所抽条——比如，《罗亭》的书前，已无初版中的英文版序。《未完成的三部曲》虽被列入“译文丛书”，却是1949年11月初版，这可以说明，要么“译文丛书”中的部分图书在建国前没有来得及出版，要么文生社在建国后依然准备继续出版新的译作。
    可惜的是，由于资料稀少，我并不清楚文生社的具体打算，就连“译文丛书”的总目都不清楚，因为这套书中没有附印丛书目录，而它似乎又不象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或者网格本等丛书那么受人重视，有学者或爱好者列出它们的总目。
    所以，买到五种“小方本”之后，我决定根据手头的零散资料，查一查“译文丛书”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渊源，以及这套书的编者是谁，至少出版过哪些书目。
   
    2.谁是“译文丛书”的主编
       
    1995年8月17日，巴金在一封关于“翻译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经过”的信中说：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后一年，1937年4月我们几个从事编辑工作的朋友约好游览西湖。我们住在湖滨小旅馆里，……丽尼和陆蠡也在这些人中间。当时文生社正在编印《译文丛书》，出版了《果戈理选集》，首先印出了鲁迅先生译的《死魂灵》，引起读者的注意。我们谈到出版更多的俄罗斯文学名著，大家同意再出一个《屠格涅夫选集》。……我们三个人每人分到两种，丽尼{dy}个报名，选了《贵族之家》和《前夜》，陆蠡便选了《罗亭》和《烟》，剩下的《父与子》和《处女地》就归我负责。……我为文生社的业务跑了重庆、桂林等地，终于在桂林定居下来。我42年就在那里开始翻译《父与子》……译好了一半，就送到印刷局去排印，作为《父与子》的上卷出版。因为当时邮局寄递书报只收小卷邮件，《父与子》分为上下二册也便于销售。《处女地》较长，就得分印三小册。……《父与子》最初用土纸本印刷，为两卷，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印报纸合订本，仍由文生社发行。建国后……《父与子》在平明印过几版。”
    以上的内容，透露出丰富的信息。据此可知，鲁迅译《死魂灵》、丽尼译《贵族之家》和《前夜》、陆蠡译《罗亭》和《烟》、巴金译《父与子》和《处女地》，最初都曾列入文生社的“译文丛书”，《死魂灵》属“果戈理选集”，《贵族之家》等五书则属于“屠格涅夫选集”，而它们的最早版本很可能是分两册甚至三册出版的，以后才出现合订本。
    尽管巴金在这封信里没有提到“译文丛书”的主编者是谁，但叶君健在1981年第11期《读书》中发表过《重读<亚格曼农王>译文后记》（作于1981年6月25日），其中有这样的说法：
    “《亚格曼农王》是解放前译出的，被收进巴金同志编的《译文丛书》，由上海文化生活社出版。已经事隔三十多年……”
    由此可知，《亚格曼农王》也曾列入文生社的“译文丛书”，初版时间为建国之前，而它的编者是巴金。
    而陆蠡翻译的《烟》，肯定是由黄源编的，虽然黄源在怀念陆蠡的散文《一个崇高的心灵》中没有这样表示过，但我在网上查找陆蠡译《罗亭》和《烟》的民国版影印件时看到，《烟》在1940年7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扉页上的“译文丛书”下面，有一行小字：“黄源编”，但此书的封面与其他“小方本”封面稍有区别，上面印有“屠格涅夫选集”的字样，其下的书名底色为长条形，占据封面的中心，长条形的上下均为波浪形。《罗亭》在1936年12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其封面一如其他“小方本”的设计，扉页上也有“译文丛书”的字样，其下却没有“黄源编”的字样，这也许是初版漏印了，但也不能排除此书由巴金主编的可能性。
    人文社《鲁迅序跋集》的注释中曾经提到，“《死魂灵》在1935年1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列为‘译文丛书’之一……1938年……出版增订本”，但没有提到此书的编者是谁。
    《上海出版志》中说，文化生活出版社创办于1935年5月，原名文化生活社，由李尧棠（巴金）、吴朗西、郭安仁（丽尼）、伍禅等人筹办。9月改名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任总编辑，吴朗西任经理……主要出版中外文艺书籍……共出版丛书、丛刊约20种，有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10集160册……还有黄源主编（后由巴金负责）的《译文丛书》，介绍了鲁迅译的《死魂灵》。还出版了《屠格涅夫选集》、《福楼拜选集》等外国文学名著。”
    根据我手头的五种“小方本”可知，《上海出版志》在此的叙述有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屠格涅夫选集》和《福楼拜选集》，也和《死魂灵》，都是属于“译文丛书”的。这个问题暂且不管，我需要xx的问题是：黄源也是“译文丛书”的主编，而且是最早的主编——这是怎么回事呢？
   
    3.鲁迅、黄源和“译文丛书”
   
    我在前面说过，有关“译文丛书”的资料，稀少而又零散。可是，在《鲁迅全集》里面，有关鲁迅及其朋友的资料，却是特别的丰富。既然鲁迅译《死魂灵》曾被列入“译文丛书”，那么可以从它下手，在鲁迅和书信和日记里寻找种种线索，再把它们贯穿起来。
    从“译文丛书”这个名字可以推断，这套书与《译文》杂志或许会有渊源。查《鲁迅书信集》和《鲁迅日记集》卷末注释可知，《译文》是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月刊，由鲁迅、茅盾、黎烈文发起，上海生活书店发行，1934年9月16日创刊，至1935年9月16日出至第13期停刊。1936年3月15日，《译文》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至1937年6月出至新3卷第4期停刊。《译文》的前三期为鲁迅主编，此后由黄源接编。（顺便说一句，《译文》在建国后重刊，由茅盾主编，后改名为《世界文学》，出版至今。）
    看来，鲁迅和黄源都和《译文》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他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呢？《鲁迅书信集》的注释说：
    “黄源：字河清，1905年生，浙江海盐人，……1931年任新生命书局编辑，因出版《士敏土》与鲁迅联系。1933年起任《文学》月刊助编。1934年8月参与鲁迅倡仪出版的《译文》月刊的筹备工作，同年11月继鲁迅接编该刊，后又编辑《译文丛书》。”
    《译文》为什么想编“译文丛书”呢？从鲁迅的书信来看，这大概是出自黄源的构想：    
    “译文社出起书来，我想译果戈里的选集，……”（1935年2月3日，致黄源）
    “因为译文社今年想出单行本，黄先生正在准备和生活书店去开交涉，假如成功的话，我想约先生一同来译果戈里的选集……”（1935年2月4日，致孟十还）   
    我们知道，生活书店（1932年7月1日创办，其创办人邹韬奋自任经理，“徐伯昕为副经理，胡愈之实际上也是创始人之一”——《上海出版志》）的旗下有许多杂志，《译文》即为其一。所以说，假如生活书店自己想要出版“译文丛书”，自然不用《译文》的编辑黄源去“交涉”。此外，既然鲁迅说“译文社今年想出单行本”，而当时的“译文社“（即《译文》月刊）编辑又是黄源，所以这个出书的构想很可能来自黄源。
    总之，鲁迅在1935年2月知道，《译文》打算在生活书店出版“译文丛书”。
    生活书店的“译文丛书”，不知总共出版了多少种，反正鲁迅翻译的《表》被列入生活书店的“译文丛书”，于1935年7月出版。
   
    4.鲁迅怎样被生活书店涮了两回
       
    1935年9月，生活书店突然决定请鲁迅吃饭——这究竟是朋友之间的开心聚会，还是一场鸿门宴呢？鲁迅事前当然不会知道。他在12日致黄源信中说：
    “十五日我没有事，可以到的……”
    《鲁迅书信集》的编注云，此“指去上海南京饭店赴宴，商谈《译文丛书》出版事。《译文丛书》原拟由生活书店出版，后因书店毁约，鲁迅委托黄源另与文化生活出版社接洽，并于9月15日晚宴请各有关人士，商定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生活书店打算毁约？这是为什么呢？
    鲁迅在15日的日记中写：
    “河清邀在南京饭店夜饭，晚与广平携海婴往，同席共十人。”
    《鲁迅日记集》的编注云：“为讨论出版《译文丛书》事。其时生活书店已表示无意出版该丛书，席间鲁迅与吴朗西、巴金商定，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改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译文丛书”，或许没什么不好。可是，《译文》杂志总还会继续办下去吧。第二天，鲁迅把《译文》自己签了字的第二年（1936）《译文》出版合同寄给黄源，然后给黄写信说：
    “合同已于上午挂号寄出。”
    我们知道，鲁迅这次活活被人涮了，因为在他寄出合同的当天，《译文》就等于被生活书店一脚踢了出去——在出满第13期时突然停刊。难道说，这仅仅是因为，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吗？
    事情当然另有隐情。
    我们看看，鲁迅在日记中怎么记载这件事：
    1935年9月17日：“晚明甫与西谛来，少坐同往新亚公司夜饭，同席共七人。”
    《鲁迅日记集》编注：“为《译文》编辑易人事。生活书店宴请鲁迅等人，席间提出撤换黄源的编辑职务，被鲁迅拒绝。”顺便说一句，这里的明甫，指的是茅盾。
    9月18日：“上午河清来。……午后明甫及烈文来。”
    编注：“为商定续订《译文》合同事。是日午后与沈雁冰、黎烈文、黄源共商《译文》事，鲁迅认为生活书店如续出《译文》，合同应与黄源签订。沈、黎均同意，鲁迅即请沈通知生活书店。”
    9月22日：“下午明甫来。”
    编注：“为调解《译文》事回复鲁迅。是日沈雁冰告诉鲁迅，郑振铎向生活书店提议，《译文》合同由黄源签字，但原稿需经鲁迅过目并签名。鲁迅表示同意。”
    9月24日：“上午烈文及明甫来。”
    编注：“为通知《译文》停刊事。黎烈文和沈雁冰来告诉鲁迅，生活书店未接受郑振铎的提议，表示情愿停刊，允将已排的稿件汇齐出一终刊号。”
    从这些记录来看，生活书店的官员们似乎给足了鲁迅面子，因为他们请鲁迅吃了饭，只是在席间顺便给鲁迅出了一道选择题：要黄源，还是要《译文》？鲁迅却告诉他们，没有黄源，就没有《译文》。人们常说鲁迅是硬骨头，但这件事表明，生活书店里也没有软骨头的官员。所以，尽管其间有热心人西谛的斡旋，硬碰硬却只能有一个结果：大家不欢而散，《译文》停刊。
   
    5.鲁迅对“倒黄事件”的反思及对策
   
    9月24日，在致黄源信中，鲁迅大致梳理了“倒黄事件”的经过并谈及自己的看法：
    “前天沈先生来，说郑先生前去提议，可调解《译文》事：一、合同由先生签名；但，二，原稿须我看一遍，签名于上。当经我们商定接收；惟看稿由我们三人轮流办，总之每期必有一人对稿子负责，这是我们自己之间的事，与书店无关。……
    今天上午沈先生和黎先生同来，拿的是胡先生的信，说此时邹先生不能同意，情愿停刊。那么，这事情结束立刻。
    他们那边人马也真多，忽而这人，忽而那人。回想起来：{dy}回，我对于合同已经签字了，他们忽而出了一大批人马，翻了局面；第二回，郑先生的提议，我们接收了，又忽而化为胡先生来取消。一下子对我们开了两回玩笑，大家白跑。
    ……
    我想，《译文》如停刊，就干干净净的停刊，不必再有留恋……”
    从信中可知，尽管“我们三人”（鲁迅、茅盾、黎烈文）都力保黄源，胡先生（胡愈之）却在信中表明，邹先生（邹韬奋）宁愿停刊。   
    邹韬奋为什么一定要让黄源下岗呢？鲁迅在1935年10月22日致曹靖华信中，做出了推测：
    “《译文》合同，一年已满，编辑便提出增加经费及页数，书店问我，我说不知，他们便大攻击编辑（因为我是签字代表，但其实编辑也不妨单独提出要求），我赶紧弥缝，将增加经费之说取消，但每期增加十页，亦不增加译费。我已签字了，他们却又提出撤换编辑。这是未曾有过的恶例，我不承认，这刊物便只得中止了。
    其中也还有中国照例的弄玄虚之类，总之，书店似有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统制’案，所以不听他们指挥的，便站不住了。也有谣言，说这是出于郑振铎、胡愈之两位的谋略，但不知真否？……”
    至于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玄虚之类”，恐怕只有邹韬奋等人才清楚吧。不管怎么说，从这件事情上看，鲁迅是仗义的，宁愿为了当时年仅30岁的小青年黄源抱不平，也不愿意与生活书店的大老板和解，这才是令人敬佩的傲骨呢。在这件事情中，鲁迅几乎没有什么损失，单单黄源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失去了工作，这使鲁迅感到气愤。当鲁迅听说，黄源因此事准备去日本时，在给萧军的信中表示了他对黄源的关切，以及对“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看法：
    “黄先生当然以不出国为是，不过我不好劝阻他。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1935年10月4日，致萧军）
    10月8日，鲁迅在日记中写：“晚吴朗西、黄河清同来，签订译文社丛书约。”
    “译文丛书”转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事，从此成为定局，因为吴朗西就是那边的代表。而巴金接手“译文丛书”的主编工作，大约就是从此时开始的。
    但是，《译文》停刊之后，黄源将何去何从呢？10月9日，在致黎烈文信中，鲁迅再次对黄源表示关切：
    “昨天见黄先生，云十日东渡，但今天听人说，又云去否未定，究竟不知如何。
    《译文》由文化生活社出，恐财力不够；开明当然不肯包销，无前例也，其实还是看来未必赚钱之故，……”
    经过种种努力，《译文》终于在1936年3月15日复刊，仍然由黄源主编，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至1937年6月出至新3卷第4期停刊。
   
    6.《死魂灵》和文生社的其他“译文丛书”
   
    1935年3月，在时为《世界文库》主编的郑振铎的约请下，鲁迅开始翻译《死魂灵》：
    “先前，西谛要我译东西，没有细想，把《死魂灵》说定了，不料译起来却很难，……此后每月一章，非吃大半年苦不可，……”（1935年3月16日，致黄源）
    此后，《死魂灵》的{dy}部译文，在1935年5月至10月，陆续刊载在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第1至第6册上。（《鲁迅书信集》注释：“《世界文库》，文学丛书，重刊中国古典文学及译载外国文学名著，郑振铎主编。1935年5月起以月刊形式出版，出满12本后即在《世界文库》总名下改出单行本。”）
    1936年10月，鲁迅译成的《死魂灵》第二部前三章，全都发表在新刊的《译文》杂志上——因为它是上海杂志公司发行的，与生活书店没有瓜葛。假如再翻译两章，鲁迅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因为《死魂灵》的原稿到第二部第五章为止，其余的都被果戈里自己烧掉了。可鲁迅在10月19日即突然辞世，只能留下这个{yj}的遗憾。
    1935年11月，鲁迅译《死魂灵》{dy}部，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入“译文丛书”。193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死魂灵》增订本，加入第二部的三章译文，终于使鲁迅的译文合并出版——我想，这都应该是巴金的功劳，因为他是中国{zyx}最称职的编辑之一。
    从《鲁迅全集》的注释看，文生社的“译文丛书”中，还包括茅盾译《桃园》（1935年出版）、孟十还译《密尔格拉得》（1936年出版）。所以，目前我可以列出以下14种书目：   
    果戈里选集：《死魂灵》《密尔格拉得》
    福楼拜选集：《情感教育》
    屠格涅夫选集：《贵族之家》《前夜》《春潮》《罗亭》《烟》《父与子》《处女地》
    其他：《桃园》《亚格曼农王》《快乐王子集》《未完成的三部曲》
    至于生活书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译文丛书”中的其他书目，只能希望朋友们多多进行补充了。
        
    19:30 10-1-24 肖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