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塑编之乡：平阳

　　·中国泵阀之乡：永嘉

　　·浙江面积{zd0}的农业示范园区：瑞安

　　·中国休闲鞋生产基地：莘塍

　　·中国茶叶之乡：泰顺

　　·中国{zd0}的钻头生产基地：芙蓉

　　·中国乡镇之星：安阳

　　·中国塑料包装{dy}镇：灵溪

　　·中国不锈钢生产基地：永中

　　·中国{zd0}的钮扣、拉链产销基地：桥头

　　·浙江省xx县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瓯海

　　在温州经济的改革发展史上，无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金乡、柳市和龙港三镇，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关照温州经济，特别是温州农村经济，它们可堪标本和典范。

　　金乡：成败英雄

　　金乡距温州市有3个小时的车程，归属苍南县。

　　1980年代，人均耕地只有0.36亩的现实，让占总劳力半数以上的剩余劳力生计堪忧。当地农民纷纷走出狭小的耕地闯起了市场，很快，不足2万人的金乡镇，发展了2900多家家庭工业，生产铝制标牌、塑片制品、塑膜卡片、涤纶商标4大类小商品，品种多达几千种，行销全国，以徽章、塑片、红膜、标牌四类产品为代表的金乡徽标大市场迅速形成，一举解决了上万人口的生计问题。

　　骚动不安的热闹对于金乡，今天似乎已是过眼烟云。今天的金乡更习惯了平静和安详，就像习惯了大榕树与池塘的平静与安详。连蹬三轮车的车夫都感到了生意难做。

　　记者最终的目标是这个镇上的一个叫叶文贵的人。1979年，脑子灵光的叶文贵从北大荒回到金乡，第二年就联合另外16个人合股办起了轧铝厂。以后他或独资或与人合资，又办了高频机厂、压膜厂、仪器厂和包装材料厂。

　　回金乡7年，叶文贵一连办了5个厂，他成了金乡最富的人。xx社会学家费孝通头次到温州考察，就到了金乡，据说到了叶文贵的厂里转了三圈，出来称道叶文贵的一句话是：“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

　　1987年，“当代中国优秀农民企业家”温州只评上一名，他就是叶文贵。这个时候的叶文贵把目标定得更加远大，他要在金乡点燃中国农民的轿车梦。

　　然而，不久，叶文贵就耗尽了千万家产，很快没落下去。“知道叶文贵家吗？”2003年9月，我们一到金乡镇，就打问着金乡最早的富人叶文贵的名字。然而叶文贵的三个字似乎早已经失落在这个说着5种不同方言的镇子里了。直到我们就要决定放弃寻找了，一个三轮车夫才告诉我们，能带我们找到他。

　　“他不行了。厂子还开着。”一路上三轮车夫说。

　　一条坑坑洼洼的僻静小路终于把记者引到了叶文贵的厂里。

　　叶家工厂一片灰暗、衰败景象，机器也是锈迹斑斑，看门人说：“他早不是什么风云人物了。”

　　叶文贵没有见记者，“他在楼上午睡啊。”正在他楼下拾掇菜园的工人说。上楼，门开着，电扇也开着，但没有叶文贵。

　　金乡的舞台，叶文贵已经不是主角。他躲避着媒体。一位新华社记者说，叶文贵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目标过于罗曼蒂克，具体运作脱离实际，还有就是他一脚踏进了堂吉柯德般独斗风车的黑胡同，没有充分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

　　当年的能人，如今面对的是无可奈何的命运。

　　“最有钱的在金乡是做徽章的。人们提到商标，就会想到金乡，金乡有中国商标{dy}城之称，全国商标20多万种，其中有一半出自这里。”

　　通往叶文贵厂子的路上，矗立着一片新厂房，房顶上“徽章大王”的标语很能吸引眼球，让人不禁感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自然法则力量。金乡人告诉记者，徽章厂才是今天金乡经济发展的主角。

　　广东产的洗衣机、上海和山东产的冰箱、北京产的服装等等，长期使用金乡制作的商标。1990年亚运会开幕式纪念章、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纪念章、1997年驻港xx服饰以及1991年以来联合国维和xx和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军警所用军徽、警徽等等，也都出自金乡。被称为徽章大王的陈加枢豪迈地说，金乡徽章厂在工艺上已把世界上各种徽章制作工艺都学完了，国外的任何徽章订单过来我们都能做。

　　但一些街坊向记者抱怨，由于这几年与金乡同属苍南县的龙港镇发展势头迅猛，吸附了大量资金流和人才流，金乡的徽章市场很多都转移到龙港去了。

　　柳市：电器之都

　　记者到柳市的时候，柳市正在雨中。但期盼已久的雨水丝毫未能降低柳市的热度。

　　2002年年初，柳市赢得中国电器之都的牌匾。

　　温州的电器发源于乐清，乐清的电器发源于柳市。柳市，只是离温州市区不太远的一个只有46平方公里的小镇。

　　柳市早与电器私订盟誓。从1970年代末期，几百家低压电器企业亮相柳市。“千家万户办工厂，千军万马闯市场”，而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不到1%，有证的产品不到0.1%；用稻糠当石英砂，用白铜甚至铁片做继电器触头，暴利驱使柳市走向歧途。

　　忍无可忍的市场，对柳市电器举起红牌。

　　1982年，国家“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柳市的一些电器企业被作为重点对象遭到打击。8位被称为八大王的业内人被关押。

　　大雨滂沱中柳市没有消沉，似乎是接受了一次悲壮的洗礼。

　　1984年，八大王陆续放出，柳市电器业重新崛起。而也就在同一年，柳市的质次电器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遭到各地封杀，陷入困境。

　　但柳市的病疾，此刻并未彻底根治。1989年，风浪再起，国家技术监督局查处的伪劣低压电器，大多数来自温州，特别是柳市。一时间假冒伪劣再次成了柳市的代名词。

　　柳市黑潮惊动了北京。1990年，国家三级政府在柳市进行了5个月的治理整顿。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全部关闭，1544家家庭作坊停产，359个经营执照被吊销。

　　打假此后在柳市更加严厉。一年一小打，三年一大打，而打假，终于打出了今天在低压电器行业响当当的柳市。3200多家低压电器企业领到了国家颁发的生产许可证，通过美国UL、欧盟CE等认证的企业有200多家，电器行业产值超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115家，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23家，超亿元的企业9家，跨入国家大型企业行列的6家。

　　正泰、德力西、天正、新华……这些响当当的企业集团，群居于柳市，“产量占全国的50%，年出口创汇3亿多美元，全国{dy}”，共同构成了柳市壮美的风景。而柳市，今天已经成为温州经济的{dy}强镇；越来越多的人，正把目光从“温州模式”，聚焦到“柳市现象”。

　　龙港：中国{dy}农民城

　　龙港是个奇迹。

　　1983年，浙江省批准建立龙港镇。原本还是5个相连的小渔村，一下成了大批农民进城的选择目标。

　　富裕的农民要进城以求更好的发展。龙港镇政府把准了时代脉搏，不失时机，打破原有的住房、户口框框，把审批手续由八颗印简化为一颗印，大力鼓励农民落户，务工经商。

　　1984年7月，短短10天内，就有2700家专业户申请了落户。1985年，龙港镇常住人口就达到了两万。两年多时间里，全镇累计总投资1.33亿元，其中群众集资11049万元，占85.8%，合股投资686.5万元，占1%，国家投资1216万元，只占9.1%。农民集资的闻名全国的中国农民{dy}城就这样建起来了。

　　如今的龙港已经发展成有23万多人口，产值近100亿元的明星镇，在温州的314个乡镇中，地位仅次于柳市。

　　“龙港镇的成功建立，为温州农村城镇化发展开辟了新路子。”温州大学副教授谢健说，温州已经逐步形成了以柳市、龙港等30个强镇为中心，以146个建制镇为基础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

　　“过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过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龙港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温州城市化步伐。

　　同时，今天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现实：城镇化已使土地变成温州最稀缺的资源。

　　温州市政策研究室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现在温州人均耕地仅仅3分多一点。工业用地的日益增长和耕地保护政策的矛盾在温州正越来越矛盾，温州郊县甚至镇上的土地每亩价格很多都达到25万元左右，远远超过上海郊区的地价。在瑞安市，2002年的工业用地需求是1万亩，但用地指标只有1500亩。

　　在永嘉县桥头镇，现有的包括未开发的工业用地已不能满足企业用地需求，生产用地的紧张造成地价节节攀升，地价平均每亩高达15万元。记者了解到，从1997年到2002年，桥头镇就再没建过较大规模的厂房，现在还有近100家企业急需生产用地。

　　温州一家几年前就征得用地的电器公司经理则告诉记者，他现在只要把手中的几十亩土地转手卖掉，吃差价，就能获取丰厚的利益。

　　人人都用过打火机，可鲜有人知道这些小物品源于何处。直到今年7月17日，各家媒体披露了温州打火机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官司胜诉的消息，大家才猛然发觉，原来打火机绝大部分产地是温州。温州是全世界金属外壳打火机的生产、销售和信息中心，年产打火机5亿多只，占世界份额的80%以上。家庭作坊如何雄霸世界市场？记者的访问或许有助于揭开一个谜团，打火机在温州轻工产品中具有代表性。

　　模仿起家

　　朱国华是记者在温州接触的{dy}个打火机厂老板，虽然在温州他是最早做打火机的一批人，但他的工厂到现在还是“麻雀小厂”，温州的打火机企业大部分与他的厂子规模相仿。朱国华留着一部胡须，他操着方言讲话时，便会让外地人觉得他很有特色，他的同行也常拿他的胡须开玩笑。但外表玩世不恭的朱国华，待人热忱，说话诚恳，“我们温州人从来都是说实话、办实事、不来虚的。”

　　十几年前，朱国华开始跟着其姨夫做打火机，没多久他就退出了，因为不赚钱。又过了几年，他姨夫的打火机厂开始赚钱，于是朱国华又重操旧业做打火机。

　　“我们最初的生产xx是仿照。虽然我们这里历来有做五金的手工业传统，但那时候的仿造还是很费事。一个打火机有几十个配件，最少的也有20多个，那时候，我们的工人仿制{zx1}式的打火机，10个工人一周才做六七个打火机出来。但当时的打火机价格较高，一只卖100多元，而日本、韩国的同类打火机一只最少卖到300多元，比较日韩厂家，我们在价格上占了优势。

　　“随着工艺的改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现在，国外{zx1}式的打火机拿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的企业一周之内就可以形成批量生产。我们的生产能力提高也使得打火机价格持续走低，日本、韩国厂商没了市场，都到我们这里来寻找合作伙伴。”朱国华说。

　　朱国华的打火机厂在一片类似于居民区的小院子里，在温州往往难以区分哪里是工厂哪里是居住区。厂房是租来的，一个独门小楼的一至四层都是厂房，里面堆满了机器、各种原料和半成品。一些刚做出来检验合格的打火机已经装箱，箱子上已经填好了收件人地址。工厂大都是接到定单后生产，几日之内到货都有详细约定，每一种产品生产完毕后模具都要销毁，工人也大都依据定单量来聘用，十分灵活。

　　四两拨千斤

　　为让记者见识更大一些的打火机厂家，朱国华带记者来到黄长健的厂里。黄长健做打火机只有五六个年头，但工厂初具规模。厂房和工人宿舍都是黄本人出资兴建，二者隔着一个院落。黄长健厂房的左邻右舍全是这样的打火机厂家，厂厂之间仅一墙之隔。在温州市梧埏镇，有多少这样的打火机厂家，难以细数。

　　“我们这里的打火机生产企业生产分工很细，有做模具的，有搞电镀的，等等。一个厂家生产的零部件数量十分有限，自己生产五六个已经很不错了，大伙之间有很细密的分工合作关系，很多工厂的工作是设计样品和组装。一个工厂要是全做下来，不仅做不好，成本也高了，如果分开做，每一个零件都是专业的。”黄长健说。

　　黄长健对他的烟具公司的名字很满意，说是花600元请起名公司起的，周围的公司名也大都是这样。在他的办公桌上，打火机零件和拆卸工具散落了一摊，闲时他也在这里拆拆卸卸，琢磨样式。他对手机似乎情有独钟，生产的打火机外型大都模仿手机，他{zx1}的一款手机是“松下GD88”，很快在他的打火机里找到了样品。这些外形独特的打火机大都是作为白酒包装中的礼品出现的，很受欢迎。

　　从黄长健的工厂出来不远就是朱国华姨夫的工厂。这家工厂规模较大，自己还生产模具和做电镀。见到朱国华的姨夫，黄长健爽朗地叫他“老师”，虽然他们年纪很相近。原来黄长健从xx转业后，也是跟着朱国华的姨夫学做打火机。这些不大的厂家都是一个个卓有成效的“经理培训班”，一些“打工仔”在厂里学会了生产技术并掌握了一定的客户资源后，便开始自立门户当老板。

　　除了高级打火机，一只打火机的利润很小，仅有几角钱，全靠数量和劳动力成本来生存。

　　中午，几位打火机厂老板在一起聚餐，这些人大都有亲缘关系。饭桌上除了调侃就是说生意，在石家庄做打火机批发的李启敏还拿出几张订货清单来。朱国华的姨夫拿出他的厂子{zx1}生产的打火机送给另外几位老板，这种高级打火机只有有实力的厂家才能生产出来，几位老板饶有兴趣地仔细把玩着。

　　像其他行业一样，温州打火机厂家以中小企业见多。温州本土经济学者说，这些小厂理论上没有规模优势，但温州通过社会化分工、专业化协作，把中小企业连接下来，形成了块状经济，形成了区域性的规模效益，既有“小”的活力，又有“大”的实力。一些打火机厂家还是小个子中的巨人，多位{gjldr}到这些厂家视察过。

　　行业纽带

　　朱国华是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会员，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现有会员300多名，而当地的烟具生产企业共有500多家，全部是私营企业。在朱国华的引见下，我们访问了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秘书长邵颖。

　　除了行业协会秘书长外，邵颖还有另一个头衔---温州市鹿城区烟具工业公司经理。邵颖说，协会的工作全部由各公司的人员来兼职。1980年代末，温州市打火机行业还处于无序竞争阶段，打火机粗制滥造、互相仿冒现象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烟具行业协会在政府引导下于1991年成立，成立之初也曾扮演过“二政府”的角色，但不久成功地转型为民间协会组织。协会会长经会员选举产生，一般由xxxx企业的老板担任。协会有严格的章程，只有年产值达1000万元以上工厂的老板才有资格当选理事，然后在理事当中选举产生会长副会长，由于选举是当场xx和公开划票，因此协会领导威信很高，协会凝聚力很强。

　　当然，这还不是协会声音强弱的主要原因。邵颖认为，协会能在企业中说话算数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协会注重倾听企业的呼声，能够尽心尽力地为企业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比如过去国家检验检疫总局每隔3个月要对打火机厂家进行一项全项试验，每次企业要承担的检验费用是3000元，许多小企业给协会反映负担过重，无法承受。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与国家检验检疫总局多次协商后，将验检次数由一年四次缩减为每年一次。

　　除此之外，行业协会还扮演着企业之间联谊的组织者和行业信息提供者的角色。在邵颖提供给记者的由烟具行业协会主办的《温州烟具》上，不仅有政策信息、行业动态，还有祝贺会员生日的内容，会员对这样的内部刊物喜闻乐见。

　　正是有这样细致入微的工作，才有这一行业遇到大事时，能立即让大家坐到圆桌前，共同商讨的号召力。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成为众多行业协会{zj1}影响力的协会之一。

　　这种状况也改变着温州人的观念。从前有人说温州人是“经济动物”，对其他的漠不关心，但现在大家都争相进入行业协会，都想成为理事或会长单位，以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胜诉洋官司

　　发生在前不久的一场贸易官司，奠定了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和温州烟具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

　　去年6月28日，应代表欧共体一次性可充气打火机行业的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的要求，欧盟正式宣布对中国出口的一次性可xx袖珍(塑料外壳)打火机立案进行反倾销调查。

　　事实上，从今年3月中旬开始，温州打火机厂家已经面临困境，出口欧盟的打火机大量滞留港口，由于欧共体打火机生产厂家千方百计的阻挠，航运公司部分航线被迫中断。温州市外贸局、进出口公司多家部门多次协商后，决定由烟具协会出具证明，这些打火机非一次性打火机，由海运集团运出，但是面前的阻力依然不少。

　　温州市打火机生产企业大多为中小型民营企业。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不是在跟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某一个企业打官司，是跟一个行业，一个产业，甚至背后的政治打官司。突如其来的洋官司让众多企业乃至行业协会都手足无措。

　　在此之前，中国企业已成为遭遇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之一，一些企业之间因联系松散，缺乏有力的组织而纷纷败诉。面对频频而来的反倾销，中国许多企业不敢打官司，逆来顺受，最终让出市场。

　　一些企业开始找政府“求救”，政府部门坚持，按照有关规则，这是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之间的企业行为，政府不能介入。在这种情况下，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临危受命，担纲起了组织区内企业，积极开展应诉的重任。最终宁波四家一次性打火机生产企业决定以反倾销抗辩；温州东方轻工有限公司以反倾销应诉，向欧盟提出市场经济地位申请。而温州另外15家打火机企业决定从“金属外壳打火机与一次性打火机不同，对欧盟相关产业未造成损害”进行无损害抗辩。

　　“应该说这是一次很仓促的应诉，在此之前，烟具行业协会没有遇到这样的事，对相关的规则也不熟悉，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熟悉相关法规调查取证，但是厂家这时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这样我们胜诉了。”邵颖谈及此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温州打火机行业应对欧盟反倾销胜诉，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应对欧盟反倾销诉讼获得的首次胜利，有学者称其“为国内的中小企业应对反倾销起诉方面树立了一个典范”。官司虽然胜诉了，却也暴露了温州小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主要在于价格方面的优势，今后还可能招致某些国家在某些行业的产品功能或技术上做文章，提高制定标准，采取技术性制裁，阻碍我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在加入WTO之后，我国面对的“洋官司”将会越来越多。企业间的壮大联合，树立品牌，加强技术创新已是摆在温州中小企业面前的一道紧迫课题。

　　温州模式还衍生出一个重要的概念：温州人精神。勤劳、务实、敢为天下先，已成了温州人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支柱和象征。

　　敢为天下先的陈定模

　　1984年，陈定模还是苍南县龙港镇的书记。这一年，他带着7个干部组成的宣传团，在全县鼓动农民“进城办公司”。他所谓的“城”，就是当时还没有影儿的“龙港”。他只有一张龙港规划图。但就是凭借手中这张规划图，他集到了1.2亿元，也集来了中国{dy}农民城的奠基礼。土地能否商业化，陈定模和他规划的农民城率先用实际行动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农民城建成了，陈定模却“功成身退”，离开了一手带大的“孩子”。

　　费孝通的三篇文章

　　xx社会学家费孝通不是温州人，但在温州人眼里，他对温州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无人可比。“小商品，大市场”已经成为人津津乐道的温州模式的经典概括。1986年2月，费孝通写了“小商品，大市场”文章，使得温州人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xx。1994年，费孝通第二次考察温州，再次发表“家底实创新业”。1998年，费孝通就温州三次发文“筑码头闯天下”。老社会学家说，“我的大脑皮层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搞江村调查后从未有过的刺激与兴奋。”

　　三篇文章，影响深远，温州人深切感谢这位老社会学家的远见卓识，对他念念不忘：“在温州模式的发展过程中，费孝通凭着他的唯实精神，每次都是通过考察，坚定地站在了捍卫温州的立场上。”

　　南怀瑾催生温州铁路

　　“温州站”三个大字在温州火车站最醒目。书写者南怀瑾，在学界可谓大名鼎鼎，在港台更可谓大名鼎鼎。

　　大名鼎鼎的南怀瑾，活跃在港台，却是个地地道道祖籍温州的人。没有南怀瑾，温州没有铁路的历史或许还会延长。没有南怀瑾出山奔走，1992年开工的金温铁路，急需的5亿元人民币的筹措或许就难以让人舒展眉头。而有了南怀瑾，这一切都应刃而解了。1997年，铁路通车，火车开不进温州的历史从此结束。

　　王均瑶胆大包天

　　16岁闯荡江湖的王均瑶想不到在他25岁那年自己可以包飞机。1991年，王均瑶承包了长沙飞温州的包机航线，首开中国私人包机先河。1995年王均瑶成立了均瑶集团，如今已涉及航空、房地产、饮品多个行业，开辟航线50多条。

　　在温州人看来，王均瑶做生意精彩的一笔还出现在1998年。这一年，温州拍卖出租车经营权，王均瑶以平均每辆68.8万元获得100多辆车的经营权。而3年后，他又神来一笔，以每辆80多万元的价格全部拍卖出。

　　“有人说像我这样上天入地跨行业经营，就是创新，而创新一定要动足脑筋，有不一样的想法，而想法不一样最累，最类才能最有成果。”王均瑶说，“很多人看我做到现在的样子都说不错，这不错两个字里是我20年的酸甜苦辣。”

　　有报道说，前不久均瑶集团入主宜昌三峡机场，完成内地首例民营企业收购机场案。

　　上了福布斯的南存辉

　　南存辉是上过福布斯富人排行榜的最有人缘的温州商人。他的好人缘不仅仅在温州当地，似乎也扩大到了全国各地。

　　柳市当年的小鞋匠如今在温州被描述为“{zj1}有现代企业家气质的温州{dy}大老板”。最初仅有5万元资产的一个很原始的电器小作坊，经过不到20年的打拼，在他手上，今天已经成长为拥有数亿元资产、在中国低压电器行业执牛耳的正泰集团公司。

　　2000年，南存辉首次进入福布斯，他的身家被定为7200万美元，在中国排名36位。之后每一年，南存辉的名字都会在这个全球富人榜出现。但南存辉对此并不多么看重，他看重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排行榜。2002年中国纳税50强中，南存辉和他的正泰电器股份、正泰集团以3427万元和1876万元分别排在第10名和第23名，南存辉说，这种排行榜才是企业家真正应该重视的。

　　吴敏一辞官下海

　　今年给温州带来{zd0}震动的就是吴敏一的辞职下海。

　　吴敏一这样的官员作别官场，似乎给人一个政府官员在温州不吃香、温州人重商轻政的错觉。其实温州人是非常看重、敬重政治的。那些辞掉政府铁饭碗的人当然有着自己合适的理由，但温州人对从政者的重视，绝不可小视。

　　外边把这件事炒得热热闹闹，记者发现，大多数温州人却不把它放在眼里，看得似乎很平常也很正常。记者把电话打到吴敏一选择的那家企业的办公室，希望了解这位据说已在这家企业就职“总裁”的前副市长的近况，电话转了几个，{zh1}，该企业总裁办的一个接线小姐只是告诉记者，没到这边来，下边有许多子公司……不好意思……

　　温州人有自己的热闹方式，所以并不少属于自己的热闹。

　　■温州故事之一：一个话题传说

　　大家在讨论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的话题。

　　北京人说，把他带到研究院研究一下，看他和我们人类有没有血缘关系，户口怎么落。上海人说，还是搞一次外星人展览会。东北人说，还是先调查一下他来地球有啥动机。广东人说，还是先尝尝他什么味道。轮到了温州人发言，温州人说，先问问他，他们那个星球上有什么生意可做。

　　■温州故事之二：一个实用主义细节

　　善于经商办厂的温州人有着“中国的犹太人”的美誉。在温州采访，一个温州小老板对记者说，“有了这个都好办。”他两手做了个点钱的动作。2000年，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的销售总额是1600亿元。他计算着说，1600亿元可以造27座纽约世贸大厦、可以买12支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队，可以拍148部《珍珠港》、可以造0.8座三峡工程。

　　温州经济三次浪潮

　　1983年至1986年，{dy}次浪潮。

　　到温州考察的人近60万。仅副省级以上干部就有90多人。1986年浙江省委向中央报告，请求允许温州打破传统理论和现行体制的束缚，建立经济实验区。

　　1992年至1994年，第二次浪潮。198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这是国务院为制止到一个地区考察而发的{dy}个文件。1989年前后，温州从顶峰跌入低谷，成了资本主义的黑典型。1992年xxx南巡讲话后，经济日报发表“温州姓社不姓资该肯定了”的文章，指出“十多年来，市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证明温州经验是正确的。”温州再次火起来，这一阶段来温州的人超过50万。

　　2000年至今，第三次浪潮……

　　洪振宁(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温州模式的成功，是温州平民百姓不断创新的结果。

　　对温州模式的由来，形成的原因条件，它的特点，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都知之甚少，对模式的形成，过去的说法是生活逼出来的，政策放出来的，群众闯出来的，现在许多专家注意到了温州的历史文化背景。

　　谢健(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副教授)：

　　对于温州模式，要放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放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进程中去认识，我们可以发现，温州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温州经济之本身。

　　当一些经济学家终于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以民为本，从这个角度出发，市场经济就是民本经济。我们却发现，温州经济原本就是民本经济。民本经济是按人民自己的意志、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创造财富、配置资源。

　　在温州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温州人没有靠政府政策的优惠、国家投资的支持。相反只要政府对温州民间经济的发展不干预不限制，温州经济就能得到迅速的发展。

　　温州模式还衍生出一个重要的概念：温州人精神。勤劳、务实、敢为天下先，已成了温州人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支柱和象征。

　　马津龙(温州经济学会会长)：

　　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现象，已经不是温州模式的典型形式，代之而起的是以正泰公司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形式；当年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纽带的营销方式，也已经被以特许连锁经营方式所取代。初期无序不规范的市场现象，经过质量立市、xx兴业的二次创业，如今已经提升到了建立信用温州的高度。

　　外地人到温州，心中无尽感慨。这个物质财富充盈的喧嚣大都市，给人以亦真亦幻的感觉。几百万白手起家的富人昨天还在山间的泥地里饥肠辘辘，而几乎一夜之间，这些乡音未改的农民，在城市里建起了高楼、市场，有的还经营起机场、铁路、码头。温州是一个谜。它地处偏远，却自成商埠，物畅其流。它自然资源贫乏，却物富民殷。它所创造的“温州模式”被各地一再抄袭。这是一群有着怎样独特秉性的人？本报记者近日踏上温州，试图了解这一被称为“经济动物”的群落，而短暂的行程让我们仅仅停留在管窥。

　　扎堆做生意

　　在每个城市的商圈，人们时常能听到一群操着奇怪方言的人在一起兴奋地交谈，让旁听的人一头雾水。不用说，那肯定是一群温州人。这种奇怪的方言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能快速拉近出门在外温州人之间的距离。

　　温州人是出了名地爱扎堆做生意，温州人自有自己朴素的道理：“一个人做事不赚钱，大家一起做事才赚钱，有钱大家一起赚。”这种扎堆，不仅体现在厂店空间分布密度上，还体现在他们的家族式企业领导层都由亲族担任上。

　　温州很少有人吃独食，每到一地就相互扎堆。通常是一个人做一个行业有利可图，赶紧让亲朋好友一起做，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好挣钱，立即招呼亲朋同往。这也是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专业市场内经营者大都是温州人的原因。在北京、石家庄等大中城市都有浙江村，一个带出几个，几个带出一片，如今浙江村甚至将蓠笆扎到了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温州现在有160多万人分布在全国，40多万人分布在海外创业，营造了一个强大的商业、信息网络。同样，这个网络也为温州人互助互学，相互策应，协调对外交往，在异域经营事业提供了诸多便利。这种团队精神为温州人在商海搏击中打造了一艘方舟，同样一个人，离开网络，就会失去一切既得利益和机会。

　　温州最让外地人惊奇的是满街都是店铺，村村落落都挤满了工厂，倘若我们能够远距离地从高空俯瞰，整个温州像是一座大超市，更像一座巨大的工厂。

　　换了北方城市，临街的小店铺往往因为“影响市容市貌”而摆脱不了被拆迁整顿的命运，而温州人对这种格局习以为常，店铺们像田间的野草一样自生自灭着，许多人从小店铺走出来，把生意越摊越大，正如企业是社会的细胞，没有这些店铺难有今日温州之繁华。

　　温州工厂同行业密集度之高让外地人吃惊。打火机厂前院连着后院，制衣制鞋企业前门顶着后门。换了外地，这又要被作为恶性竞争被治理整顿了。这些厂家往往同行之间并不是冤家，反倒相处融洽，中午时分，可能会有一家企业的老板从大院里开着大奔晃晃悠悠地出来呼朋引伴共进午餐。饭桌上，你会发现这一桌人尽是师徒或亲朋关系，吃饭不仅是增进感情的手段，更汇聚了八方信息。

　　这些小小的厂家还成为经理人培训学校，许多外地打工仔几年后自己另起炉灶，摇身一变为老板。也有人会问，这些小企业生产产品单一，怎么和国际国内的一些大型企业相抗衡？从单个企业来说，他们个头的确很小，但船小好调头，不赚钱就撤。由于这种细密的分工，一个地区同一行业非常集中，大家这种分工协作关系，使行业成为一个巨型的生产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了，产品质量也有了保证。也许有人认为这样是恶性竞争，温州人反倒觉得这样方便客户。

　　当地一位企业主更形象地将其比喻为“狼群战术”，在丛林里，即使是老虎遇见了狼群也是心存余悸。

　　打拼靠自己

　　“我们这些人没什么文化，一般都是初中毕业，还有很多是小学毕业，xx是靠自己在外面打拼。”35岁的李其敏在一温州家茶楼里对记者这样介绍自己，这种口吻和记者接触到的温州中小企业主很相似。李其敏一回到温州，就有一些打火机厂老板为他准备了饭局，当然吃饭不仅是交流各自的经营办厂的酸甜苦辣，饭桌还充当了市场信息的总汇和订货会的功能。

　　李其敏在石家庄做打火机批发生意，虽然年纪尚轻，但人生经历颇为丰富。他在温州做过打火机，在成都做过标准件。

　　“周围就是这种环境，我们从小就立下志愿，到多少岁时，自已要拥有多少财富。每一个阶段目标都非常明确。”李其敏说。

　　温州人身上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冒险精神，敢想敢做浸润在温州人的血液里。这种大胆的闯荡精神在温州有很多现代原版故事，激励着当地的年轻人以身效尤。

　　王均瑶，一位只念过初中的温州农民，如今却在大江南北家喻户晓。1990年，25岁的他还在长沙打工，春节回家时，他和一些温州老乡包了客车回家。路上王均瑶抱怨汽车跑得太慢，有同伴开玩笑说：“要快你去包飞机啊！”没想到第二年春节，王均摇真的找到了航空公司，费了一番唇舌后包下了长沙至温州的飞机，此后他先后承包了温州飞往全国各地的40多条航线！一些温州的年轻人提到王均瑶时不以为然，说：“王均瑶有什么呀，他不就是胆大所以发了吗？”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去开拓。”温州市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丁富说，“如今有100多万温州人'走南闯北'，'走遍全国'。他们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供销大军，他们来自千家万户，走了千山万水，讲了千言万语，用了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挣了千金万银。另一类是用'五把刀子'走遍全国，即菜刀(饮食业)、剪刀(缝纫业)、劈刀(皮革业)、剃头刀(理发业)、螺丝刀(修理业)，这些走南闯北的温州人自己也积累了资金，学到了技术，沟通了信息，学会了经营，成为温州的{dy}代农民企业家。”据不xx统计，160万在外温州人实现1600亿元销售收入，等于再造了一个温州。

　　其实，光有开拓精神还不足以成就今日温州之富，很多温州人认为，温州之所以成为富豪积聚之地，还在于他们吃苦耐劳的品质。外人只看到老板们一掷千金，往往看不到温州的老板大多“能睡洋房也能睡地板”，掩藏在背后的是他们艰苦创业百折不挠的精神。

　　不计微利，积腋成裘是许多温州人取得{dy}桶金的方式。在龙港镇，一位生产棉被包装的当地人告诉记者，他一个人每天能生产出3000个成品包装袋，只要手足够快，就能挣到更多的钱，甚至与记者交谈时，他的拉链和塑料纸还在针脚下飞快地滑过。在龙港这座农民城，“家家是工厂，户户响叮当”，“电灯雪亮亮，机器隆隆响，婆媳调班到天亮”的生产方式还非常普遍。

　　翻开那些温州创富神话人物的自传，南存辉等xx级的人物，大都是修鞋补鞋起家。一个个成功的范本成就了今日温州年轻人之狂，“假设现在一个外地人拥有100万元，我负债100万元，信不信我和他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这是新一代温州年轻的自信宣言。

　　温州大学的孩子们

　　一些温州人靠自己在外面多年打拼，积累了可观的财富，部分人因为吃了没有文化的亏，反倒更加xx子女的教育。

　　温州的学校大都亮堂、气派，教师很受尊重。据说一些私营企业主逢年过节都有给老师派送红包的习惯。“老师”是温州人对他人表示尊敬的称谓，私营企业主们大声叫人“老师”时，没有任何羞涩或拖泥带水，那种发自肺腑的诚恳让人感动。

　　然而，温州学校的氛围又很特别，在一位河北籍的温州大学教授眼中，他的学生和家长们有点怪。

　　温州大学的本地学生文化课基础都不是很好，一些学生在学习上有些困难，但学生们的课余文化生活特别丰富。各种社团、学生组织开展得红红火火，这些学生的组织和社交能力往往让老师们感到惊讶。如在一些纪念活动和大型宣传日时，学生们不需要老师出马甚至不需要学校的介绍信，就能把火车站广场包下来，变成自己的T型台。

　　对于本地学生来说，上学不仅是一个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还是一个编织社会关系网的好时机。一些家长除供给孩子每月的生活费外，还要给孩子数额不菲的“招待费”，专门用于同学之间的聚会和联络感情。在他们看来，同学关系是一种最主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将来，这些同学走向各行各业各条战线都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对自己的经商和创业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经世致用的观念在温州人看来再正常不过。

　　模糊的身份观

　　数年前，几家报社记者到温州调查下岗的问题。{zh1}，一篇《温州下岗静悄悄》的报告得出的结论令人大吃一惊：温州只存在转岗问题，不存在下岗的问题。

　　是温州没有下岗工人吗？答案不是，近几年，温州每年下岗人数近10万人，遍及纺织、服装、机械等各个行业，但几乎没有一个下岗人员去找政府要饭吃，除当地个体私营企业提供了充足的就业岗位外，温州人独立自主的精神非其他地方人所能类比。“温州人把在岗看成是‘{dy}次创业’，把下岗看成是‘第二次创业’。温州的下岗职工不找市长找市场。”李丁富介绍说。这几年，温州市工商局因为无法贯彻国家有关下岗职工的优惠政策而发愁，原因是很少有人来打听，来申请。

　　因此，当一拔一拔外地官员来温州考察，并打算移植“温州模式”时，温州人不禁担心，不一样的民情怎么能套用一种模式？

　　温州人有长久的经商的传统，有广泛的海外关系，商业文化发达。人们不满足于贫苦的生活，有着创富的冲动，他们甘于吃苦，敢于冒险，走到哪里都能落地生根。温州人不远千里到一地，开发廊，办服装店，甚至摆修鞋摊，很快就发现赚钱的机会，而当地人却对眼前的机会视而不见，或者虽然看到了，却不屑于干，不愿意干，或者不会干而又不去学。

　　多数温州人身份等级观念的淡薄是他们具有这种创业冲动的内在原因。温州因为较少计划经济成分，计划体制下将人们划分为国家干部、全民所有制职工和农民，绝大多数温州人因为游离于这种身份体制之外，从而使他们在职业选择上少有身份等级观念的障碍，选择的机会成本也较低。这也是温州人较早进入那些历来被认为低人一等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商业服务业领域从而拥有先发优势并积累了原始财富的主要原因。

　　“君子不言利”是中国士大夫根深蒂固的思想，而温州人从来不掩饰自己追逐物质利益的动机。

　　逼出来的温州人？

　　温州人不看好理论，这对很多理论深厚而经济弱小的地方来说，温州一定暗藏着某种智慧，“无招胜有招”。

　　在他们眼里，温州是个光怪陆离的地方，这里历来国家投入稀少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探讨温州的商业文化和经济奇迹，许多人将其归结到吃饭问题上，温州能有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逼出来的结果。温州本土经济学家李丁富等人将其概括为三点：

　　一、资源贫乏。温州地少人多，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矿产资源也很稀缺。以苍南县为例，该县人均耕地不足0.5亩，而全县。

　　二、重商的文化传统。温州自古为瓯越之地，一直是浙南沿海的工商业名城。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提倡“农商并举、义利并重”的观点，主张“以利和义”，讲究功利实用，与“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儒学主流观点直接相悖，对后世影响极大，奠定了温州人重实际、讲实利、求实效的思想文化基础。

　　三、移民传统。原住民少之又少，居民大都为流放或躲避战火而来。温州人不断迁徙，频繁流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濒海而居和航海谋生的移民传统，便日渐孕育了敢冒风险、敢为人先、吃苦耐劳和善于应变的精神特征。

　　其中，更多的人看好老百姓自发的努力，政府不是凌驾于百姓之上，而是鼓励民间的热情和想像力，千百万农民的创业热情汇集到一起成为温州崛起动力之源。

　　温州过去的年GDP增长率保持在12%左右，增长势头十分稳健。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温州经济一直以快速超前的形象出现，近几年温州经济呈现出增长乏力，资金外流等现象，现在其发展明显不如周边的台州、绍兴、嘉兴等地区，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温州像当年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一样，再次暴露在众人的争议之中，有关温州还有没有未来，温州是否需要颠覆旧有的模式的争论也一直不绝于耳。

　　风光锐减？

　　从南京经苏州、无锡到嘉兴，再从嘉兴经杭州、宁波到温州，沿途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光。前者是一望无垠的江南稻绿景象，平坦的地平线上时而凸现出冒烟的工厂，工厂不远处就是一列列整齐的灰墙暗红瓦的二层小楼浮现在绿野里，这些二层小楼大都有一定年头，但静宓富足的景象还是让人欣羡这些占尽天时地利的吴中居民。车过嘉兴，沿途渐多山水，青山环峙，绿水绕屋，不大的平地上都在兴建厂房和市场，一片欣欣向荣，最入外地人眼的还是沿路居民气派的小楼，像积木一样的多层小楼五光十色地镶嵌在绿意中。活力和富有让人惊叹。

　　其实，眼前两种景象不光是两地风土人物的分别，还是两地所选择的两种不同经济模式的外在体现。一种是被广泛效仿的苏南模式，还有一种是被放大了的温州模式。在中国近2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一直有“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之争。

　　1980年代初，以乡镇工业为代表的集体经济形式逐渐兴起于苏南浙北的一些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民开始洗脚上田，走进工厂，变为工人，这一地区村村点火，走上了新型工业化道路，被称为“苏南模式”。1990年代初，“苏南模式”进入了它的{df}时刻，就在各地纷纷效仿之时，苏南的近邻温州走出了一条与之截然不同的道路。“温州模式”是大力发展私营经济，鼓励民间创业，一时间温州城乡也出现了前店后厂、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情况。

　　“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争论就发端于此。从一开始，“温州模式”就广受非议，“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之争一度演变为要计划经济还是要市场经济。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提倡“市场经济”还是“违禁”的，使之一度占了下风。当时，主流的观点认为，即使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也必须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只能让私营经济起“补充作用”。“温州模式”初期假冒伪劣盛行，劣质皮鞋、劣质电器、假商标等，也一度让人认为私营经济是万恶之源。但温州人“在不争论中发展”，温州千万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家庭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两种模式的交锋在曲折中迂回，“温州模式”由于较少受到政府干预，资源配置效率较高，而越来越显示出后发优势，而“苏南模式”则因为过多的政府权力的介入而显出步履迟滞。占据天堂之利的苏南人日复一日地走进工厂将自己定格为产业工人时，望着那个那个曾经整日为生计发愁的温州近邻珠光宝气信心十足地走近时，不免大叹，风水轮流转，今日已到蛮瓯家。“温州模式”逐渐受到广泛认同，并在各地迅速移植和推广。

　　历史总是在交替中前进。今天的温州依然活力充沛，在过去的20年当中，温州的年GDP增长率保持在12%左右，增长势头十分稳健。温州经济也一直以快速超前的形象出现，而近几年研究者蓦然发现，在经济快速启动的浙江，温州经济的发展已明显不如周边的台州、绍兴、嘉兴等地区。

　　近几年，温州企业在区域外的投资高潮迭起，数量之巨令人心惊，有关资金和人才外流的报怨声此起彼伏。

　　2003年，奥康集团一次在重庆砸下8亿资金。一些温州本地企业纷纷注册为无区域企业，有的将总部或研发中心迁往上海。

　　一些上海普通市民对于温州人都咂有怨言，抱怨温州人炒高了上海房价。据估计，每年约有10亿温州资金涌入上海房地产。

　　从北国边陲到彩云之南到处有温州人投资的大市场或工业园区，一个个浙江村雨后春笋般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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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温州资本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汹涌外流。有人徘徊观望，温州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吗？有人惊呼：“温州是一座快速失血的城市！”于是，又一轮争论已在民间和学界展开，温州有没有未来？“温州模式”是否已经终结？

　　积弊已久

　　“温州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一些危机不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谢健说。

　　在过去，温州选择的是一条传统的轻加工业之路。从企业组织来看，主要是家族式企业，从营销方式来看，主要通过专业市场来营销，后来发展为全国网络式销售。温州大量的家族式企业找到了一条适合于自己特点的跳跃式快速发展之路。但如今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温州经济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是继续传统还是走出原有的模式？

　　温州的产业大都是传统产业，传统产品的附加值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比较弱。现在传统产业在很多地方前景并不看好，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梯度，传统产业肯定要出现转移，温州的这些传统产业很多都是从国外转移过来的，如今温州的产业结构同韩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情况很相似，现在这些产业在温州还没有出现良性转移的态势，很多新开工的产业都是在低水平地重复传统产业。

　　这种状况使得温州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吸收不到外资。温州走的是内向型经济发展之路，没有把大批的外资吸引过来以改善产业结构。吸引不到外资与温州的企业特点有关系，这些家族式企业没有寻求外部的合作，另外政府以为温州资金充裕，没有主动走出去吸引外资。这使得这几年温州资金外流很严重。一是财政外流，这些年温州上交国家财政多，而国家对温州的投入很少；二是金融外流，本地存款流向外地；三是消费外流，温州人喜欢将钱投资到有形的东西，而不喜欢股票等无形的东西，近几年温州人在外地置办房产，购买xx消费品的数额十分惊人；四是企业外迁，出去的多，进来的少。于是，温州资金的流入与流出平衡被打破。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条是政府发挥的作用太少。政府的职能转换步调缓慢。长期以来，温州民间的思想转换很快，适应了市场的需求，在过去的发展阶段，政府放任民间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的控制力较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释放了民间的热情，发展较好，但从另外一个层面说，这种长期“无为而治”的理念也形成了政府的隋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还没有较好地树立服务意识，现在很多本地企业都在报怨温州的投资软环境不好。温州市正在推行的“效能革命”就旨在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过去温州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民间的张力来推动，这种民间推动到一定程度就举步维艰，需要政府助力。

　　国内每天都考察团到温州来拉项目、找资金，并许诺很多优惠条件，温州本地的企业多，在本地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而到了外地，纷纷成为座上宾。追求利益{zd0}化的企业何乐而不往？而温州市政府从来没有采取主动的姿态到外地去招商，这是政府职能的缺位。不仅如此，主动找上门来的也受到冷遇。温州历来电力紧张，一家企业打算投资10亿元在温州建发电厂，结果到了温州没有人出来接待，于是改投它处。换了别的地方，市委书记市长都要亲自出面。

　　谢健认为，制约温州经济发展的{zd0}障碍还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一目标需要整个环境的循环来提升。在引资上，招回本地资金不如引用外来资金，本地资金回流大都是重复传统产业，外来资金的引入有助于打破旧有的产业格局。

　　温州的转型已迫在眉睫。目前，温州除继续发展和提升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外，已在寻找和发展一些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产业，并积极向高新技术产业进军。庞大的数码城计划已经启动，其目标就是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并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群。

　　国际轻工城理想

　　虽然，温州本土和外部的经济学家们都直指温州“小狗经济”的先天不足，但对温州未来的发展寄予厚望。

　　未来一段时间，温州经济的发展充满了悬念。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整合，温州已经背腹受敌：前面有长三角经济圈的辐射和压力，后面有珠三角的挤压。各地都在鼓励和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作为“民营经济天堂”的温州，其地缘优势已不复存在。

　　温州还有什么优势？“温州经济不等同于温州的经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温州人的经济。”温州市正是看好了这一宝贵的资源，从而别出心裁地推出“世界温州人大会”。温州虽然在土地存量、劳动力成本、产业结构等方面逐步丧失优势，现在他们想到了“温州人”本身就是一个{zd0}的资本，{zh0}的资源。他们要通过“世界温州人大会”，挖掘和发挥在外“温州人”的信息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资金优势、人际关系优势、精神优势……举办者称，此次大会的目的还在于积极引导在外温州籍企业家组建商会，加强在外温州籍人士之间以及在外温州人与温州本土的交流沟通，以保持温州经济长久的旺盛和活力。

　　在与周边地区和两大经济圈较力的同时，野心勃勃的温州还盘算着一个更宏伟的目标，那就是将温州打造成一个国际性轻工城。

　　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像温州这样聚集着如此众多的轻工产业。即使远在几千里外的石家庄，也能感受到温州的这种力量的脉动，我们日常所需的眼镜、鞋革、打火机、锁具、电器、拉链、钮扣等产品大部分来自温州。温州已经拿到了“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鞋都”、“中国塑编之都”、“中国制笔之都”、“中国锁都”、“中国合成革之都”、“中国钮扣之都”、“中国拉链之乡”、“中国印刷城”、“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眼镜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中国塑料薄膜生产基地”、“中国商务礼品生产基地”等国家xx部门认定的桂冠。温州一乡一品的集群优势仍没有削弱。

　　温州人敏锐的商业嗅觉，使他们将码头筑到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市场。200万温州人在国内和世界各地商铺星罗棋布，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市场销售网络，同时{zd0}限度地节约了成本。市场里已经不是那群温州人，但市场还是温州人的市场。

　　尽管有这样的弱点和那样的不足，温州这个最早释放民间热情和想象力的地方，其表现出的强劲张力仍将在中国未来经济版图中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