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中国美术馆南侧翠花胡同的悦宾饭店，门口竖着一块见证中国30年改革开放进程的招牌——中国餐饮个体{dy}家。 2008年11月15日午餐时间，门口按号排起了队伍。
30年前，北京饭馆少得可怜，人们很少能尝到美味的饭菜。那个年代，吃什么一直困扰国人。
1980年，北京{dy}家个体饭馆悦宾饭馆开业，随后，越来越多的饭馆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和30年前相比，人们今天发愁的是在众多的饭馆里挑选哪家，吃什么。
悦宾饭馆破冰30年后，北京再次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美食的集散地。
个体饭馆的破冰
1980年9月30日，北京内燃机厂炊事员郭培基出门上班前，帮爱人刘桂仙生了炉灶。下班时，他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自家被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都排出了胡同口，排到了五四大街上。老街坊扯了扯他的袖口，小声问他：“你家饭馆都开了，你还上什么班？快回家看看，来了好多老外。”
当天中午，炉火一直没灭，刘桂仙便用仅剩的36块钱买了4只鸭子，打算烹饪出几道菜，让邻居们尝尝。结果，消息不胫而走，嗅觉灵敏的西方媒体记者蜂拥而至。郭培基进屋时，有三个外国记者没吃上开张头餐不愿意走。郭培基向邻居借了点面条，做了几碗打卤面，几名老外记者吃得两眼放光。
美国合众社记者龙布乐后来在他的报道里这样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悦宾饭馆就这样开张了。郭培基夫妇自然不会知道，位于东城区翠花胡同43号，由3间平房中一间改成的“悦宾饭馆”，就这样成为了北京乃至中国的{dy}家个体餐馆。在许多年之后，它会和凤阳小岗村一样，成为中国改革史的标志之一。
当时均40岁出头的两口子，只想解决5个孩子的就业问题，借以养活一个大家庭。这也是xx后很多家庭需要面对的问题，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分批返城，导致就业压力巨大。
开饭馆的想法是刘桂仙提出的。有一次听广播说外地开了家个体姐妹店，寻思着自己做饭有两下子，她便找到东城区工商局要求开饭馆。
时任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的靳云平和同事们非常为难，对于新生的非公有制经济，尚没有明确政策，谁也不敢答应。刘桂仙天天去工商局坐着，坐了一个月，有工作人员对她说：“你去开吧，先斩后奏。”
靳云平等一干领导研究了很久，有激烈的讨论，{zh1}决定让刘桂仙做一次尝试。因为没有营业执照的样本，工商局自己设计了一个，靳云平签了字，在11月份给悦宾饭馆送去了。
刘桂仙去灯市口的一家银行以个人名义贷了500元。起初银行并不愿贷，东城工商一名老干部出面担保，最终贷了下来。刘桂仙的小儿子用这500元，去商场买了台掉漆的雪花牌冰箱。刘桂仙又去旧货市场买来4张破桌子和15把破椅子，漆了一遍，铺上塑料布，又买个烤白薯的大油桶当炒菜炉子。
在一切凭本购货的票证年代，个体餐馆的原料来源成为了大问题。在开业初期，供应紧缺逼迫刘桂仙起五更远走河北三河、高碑店等地赶集买菜买粮买油，每天只能单供应午餐或晚餐。
刘桂仙更担心的是，自己是否会因为开个体餐馆而成为“走资派”。她甚至不敢给炒菜定价，只在门口放个纸盒子，让食客估摸着给，也不敢雇用帮手，“要不就真成剥削阶级了。”
纵是如此，悦宾饭馆的名声还是越来越响。1981年春节，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姚依林到悦宾拜年，鼓励郭培基夫妇“把买卖做大”。有了“大人物”的肯定，夫妇俩高兴地买了一麻袋鞭炮，让孩子们都放了，足足响了半个钟头。
不久之后，悦宾饭馆开始雇工。一年之后，在翠花胡同另一头，“分店”悦仙饭馆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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