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本：黄湧：《基层法官如何办案：从一则案件的审理看法官角色混同》

    为什么限定“民事法官”：与对社会正义孜孜以求的刑事诉讼不同，民事诉讼追求的是当事人正义，其目标在于“解决问题”，止于“两造俱服”。“解决问题”的标志，就是提出一个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然而，在实践中，大家都接受的方案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个主流哲学认可的正义的方案。实际情况可能是：双方都让一点；如果双方势均力敌，大致是各让一半；如果一方较强一方稍弱，那么较强的一方可能会让的少一些，稍弱的一方可能会让得多一些，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让双方都能够接受。换言之，虽然服从国民判断的司法未必能够实现{jd1}正义，但是，xx违背国民预期的判决一定缺乏历史正义。（参考：2010年1月18日《法制日报》第三版，高艳东文：刑法应抵抗情感性民意服从知识性民意）

    今天的中国基层民事法官们，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常处于多种角色的互动之中。翻摆案件审理这一“多棱镜”，在镜头的一面，我们仿佛看到法官们犹如孤坐于法律城堡之中的僧侣，不食人间烟火一样地操摆手中的法条，从对概念逻辑的严密的推演之中，寻找判决的答案；而转动一下镜头，我们又易窥见基层法官走出了法律城堡，在田野、炕头貌似悠闲地与案件当事人聊案，倾听社会大众见解，并适时对判决结论做出一些微调；再看镜头的第三面，你可能又会发现一位xx不同的法官形象，从那位忙于请示汇报的基层法官匆匆身影中，你xx可能认为，他（她）仅是一名合格的公务员。基层法官的角色，在法律人、社会人、行政人之间游荡，这或许是转型时期中国法官所特有的现象。较之西方法官的司法相对单纯性，我国基层法官的司法面临多重角色的挑战，法官辗转于法律人、社会人、行政人角色之间，担负着法律职业、社会意识、权力阶层的多重期待和压迫。

    我国基层法官所正在进行的司法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法律职业、社会意识、权力阶层分别要求法官必须扮演好“法律人”、“社会人”、“行政人”的角色。在此复杂的角色扮演中，法官要拿捏好个中分寸，难度极大。特别是在角色之间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法官更是如履薄冰。如何处理好三种角色之间的关系，值得法官同仁们深入探讨。个人认为，在确定什么是我们的角色选择之前，应先明确什么是我们不能选择的。司法的行政化，是我国特定时期司法的一项特色。其成因，诸如众多学者所分析的，在于现行体制。而体制问题，非庶人所能左右，故我们虽怀善良的动机希望将司法的行政化色彩淡化直至消解，但目前，我们仍得扮演好体制所设定的角色。我们所能做的努力或许仅在于，躲藏于法律城堡之中，凭借法律的盔甲为正义做一些抗争。

    在法律人与社会人二重角色的扮演中，个人认为当前我国基层法官应以法律人角色为主，以社会人角色作为检验标准，而在二者严重冲突时，以社会人标准对法律人标准做必要的修正。

    我们的基本定位：法律人角色。

    现代法治的要求。从宏观上看，现代法治社会，在权力的构架上是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作为相互制约的权利予以设计的，一般认为，在以上三个权力中，司法权基于其被动性特征，是最不危险的，也是权力能量最小的。因此，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的制约与平衡要求法官必须坚守规则的阵地。

    司法正当性的要求。在权力的行使上，司法权的正当性来源于立法。在概念法学盛行的年代里，有一个美丽的神话，即认为司法是对法典的忠实贯彻，司法的过程，彷如自动售货机的工作一般，司法者只要投入硬币（案件事实）于售货机（法典），售货机就能吐出货物（判决结论）来。但时至今日，人们已经发现世上根本不存在xx无缺的立法，司法的能动性已为人们所广泛认同。但在大陆法系国家，无论如何能动，司法均应以法律文本为依托，在法律解释学上，学者们普遍认为，法律解释的{dy}步工作是文义解释，即严格依照法律文本的文本意思对法律作出理解，只有在法律的文义不明时，方有依其他法律解释方法进行修正的机会。正因为规则的出身能使法官找到支持判决的合法性渊源，法官在司法中，最重要的角色定位应是法律人。

    当代中国司法权面临处境的迫切要求。今天的中国司法，典型地呈现出一种地方化的色彩。法院在人、财、物上对地方的依赖直接导致在涉及地方重大利益的案件裁判中，法院往往无法xx地方党政部门扛着“三个至上”、“稳定压倒一切”等口号均非法律标准，而体现为一种社会要求。若依此种内涵不明但外延极大的社会标准断案，法院极易沦为“正义”面罩之下保护地方私益的工具。因此，在司法权可能被行政权边缘化的今日中国，明确法官的法律人角色，将为法院公正司法提供一面盾牌。通过捍卫法律的概念和逻辑，法官们可以巧妙借助成文法律背后所有蕴含的立法权力支撑，在目前中国司法权地位式微的制度背景下，以法律推理的科学性对抗地方权力对司法干预的随意性。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法律解释不仅仅是追求真理的手段，更主要是一种行使行政权力的技术。也正是通过这一套技术，法律知识和传统才可以与政治权力相抗衡。”

    一个检验的视角：社会人角色。

    传统中国“情理法”历史的要求。{dy}，在传统上，中国的司法官吏们大体上遵循的是“天理、人情、国法”三者统一的办案标准，此典型体现在西汉董仲舒所倡导的“春秋决狱”之中。司法官吏们在断案中以儒家经义为标准，“以国法为中枢，使（前述）三者协调统一，以确保社会有序，国家稳定”。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结构与长久的文化积淀，决定中国古代官吏在司法中必须保证自己的判决符合民意和人情。第二，历史上，中国的民众也更倾向于将是否符合民意、人情作为判断司法裁断之正确性的依据，而将法律之规定放在第二位。情入于法，使法与伦理相合，易于为人所接受；法顺人情，易于在民众中推行。个人认为，在现代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对法律适用必须合乎情理性的考虑大于法律的概念与逻辑，在此情境之下，我国基层法官在扮演法律人角色时，应当注意从社会人的角度审视法律人的结论，以防止法与情的过分脱节。

    现阶段我国司法信任度缺失的要求。有人比较美国法官与中国法官在对待民意问题上的态度发现，我国法官在对待民意问题上，普遍对民意予以了较高的重视。实践中，公众舆论倾向是我国法官在审判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在没有充分信心能够使公众舆论发生逆转的情况下，法官不愿把自己的判决建立在与公众舆论xx相反的基础上。”个中原因在于，我国民众对法官的信任感不高，较之美国法官，我国法官更具有“寻找某种非人格的方法使自己正当化的强烈动机。”因此，关注社会，寻找共识，在很长的时间内，会是我国法官在审判中的重要工作。

    司法民主化的要求。从实质上看，法官的法律人角色与社会人角色的冲突，实为司法的职业化与司法的民主化的冲突。在当前中国，司法的民主化渐成趋势（近期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施即为适例），随着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公众倾向对判决的影响将越来越不容以忽视。

    一般而言，法律人与社会人角色不会发生冲突，因为，法律不是无源之水，其根源来于社会，是对主流社会道德在规范上的确认。然法律的相对静止性与社会生活的流动性之间、法律语言的有限性与社会内容的丰富性之间存在沟壑，有时，从两种不同的角色看问题，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在严格的依法裁判有可能与道德和习俗相悖时，我认为，法官不能无视社会的主流意识，应通过对法律条文的修正保证判决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但此非以牺牲法律价值为代价。遇此情形，法官应妥当适用法学方法论方面的知识，或依法律漏洞填补的方法、或依价值补充方法、或依对法律原则的适用，科学、合理地理解法律，总言之，对法官而言，解决问题的答案最终应回归于法典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