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吴英案应该刀下留人

2010-1-23 南方都市报

    一审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的吴英，已经提出上诉。

   
    吴英被处死刑既无助于法律的公平，也无助于提升金融系统的有效性，更不能让江浙等地的地下钱庄略为收敛。吴英被处死，地下钱庄所赖以生存的土壤，民企集资难、官方银行效率低、江浙民间集资传统模式等均未有所收敛。有关方面应该觉得惭愧，改进制度性土壤，而不是对30岁的女人痛下杀手。浙江的“小姑娘”杜益敏被处死刑，并没有改变当地的金融生态，吴英被处极刑就能改变了吗？

    有后续追踪报道指出，在吴英案中，有浙江义乌现任官员多人涉及“亿万富组”吴英案。一份由东阳市公安局2007年5月31日出具《东阳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详细罗列吴英、林卫平、杨卫陵、杨志昂等8人每笔资金xx情况，其中涉案义乌公务员在20人左右。在义乌几名资金捐客中，光林卫平就借给吴英4.7亿元，林卫平原系义乌市文化局的工作人员。单林卫平一人涉及的债权人，就包括义乌市10多名国家公务人员。

    林卫平、杨卫陵等人是资金掮客，他们的下线出借者遍及各行各业，仅就吴英案而言，他就从其他义乌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处非法吸收存款共计980万元，其中包括义乌市环保局干部吕荣贵60万元，义乌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干部楼灿茂240万元、吴光荣100万元、叶荣全120万元，义乌市稠城街道干部李金财200万元，义乌市稠江街道干部楼益仁10万元，义乌市中心医院医生骆臻斌250万元。此外，林卫平还从亲戚、战友处吸收存款6998万元。除林卫平外，从官员中吸收资金最多的是杨卫陵。《起诉意见书》认定，杨卫陵从应军处吸收资金110万元(应军另借给杨志昂350万元)，从杨卫清处吸收资金130万，从赵晓处吸收60万，从季诚松处吸收55万元，从傅湘华、沈珉等人处各吸收50万元。赵晓原系义乌市府办建设科科长，今年刚被提拔为义乌市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季诚松原系义乌市府外事与侨务办公室党组成员，后任义乌市市场贸易发展局副局长；傅湘华系义乌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科长；应军系义乌市人民法院执行庭庭长，沈珉为执行庭副庭长，杨卫清原为义乌市北苑派出所副所长、现为义乌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指导员。而杨卫陵妻子吴小英当时为义乌市府办工业科科长不无关系。

    之所以不厌其烦罗列出上述名单，意在证明吴英案中存在的集资方式是当地普遍存在、且在民间广泛认可的集资方式。民间广泛认可不一定合法，却一定反映出深植于民间文化之中的经营方式。

    这样的筹集资金的方式当然存在巨大风险。比如围绕着地下资金链条，会在地下整合出一条自主的秩序维护体系，进而可能形成维护地下秩序的涉黑集团。这绝非危言耸听，吴英在被捕前，就曾遭遇绑架，被迫签下三十多张空白文件。

    笔者并不想追究涉案公务人员的刑事罪责，事实上在吴英判决之前大部分人已经领受罪责。公务员参与其中说明在当地的民间金融生态中，地下xx已经到达多么发达的程度，可以一夜之间集聚起上百万的资金。笔者曾经询问江苏、浙江的企业家，他们普遍认可并且赞扬江浙一带高效的民间集资方式，但对集资中存在的xxx风险，以及维护xxx秩序产生的xx现象胆寒不已。笔者在浙江民间时，曾有企业家向笔者指出哪些人“一看就像是这种人”。

    民间集资在民间人士眼中是正常不过的民企筹资方式，至于钱是从哪里来的并不重要，就象银行的存款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迅速筹集到钱为我所用。由于官方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从未承认民间融资方式，使得民间秩序脱离了体系的掌控之外而得以自行其是。

    每到经济紧缩、宏观调整、信贷由热转冷，银行骤然收紧信贷，往往是民间集资高峰期，民企籍此共度难关。如果政府能够提前介入，起码能够建立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合法秩序；如果政府改进民间集资方式，起码可以在江浙等地培育出高效的现代钱庄，而不会在每次经济周期过后留下一地鸡毛。

    {zh1}要说的是，吴英的罪名是集资诈骗，因此被判处死刑；如果吴英一审定罪的罪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则{zg}不过判10年有期徒刑。按照承办检察官的说法，吴英能不能还钱，想不想还钱是本质的区别，即看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吴英想还却还不上，还是压根儿不想还钱？其间的区别在一念之间，法律条款在此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却决定了一条年轻的生命的去留。法律应该得到{zd0}程度的尊重，但涉及人命的自由裁量权越小越好。很简单很容易辨别的区别是，一些企业主在金融危机时，在民间和银行融得巨资卷包而逃，而吴英却留到了{zh1}走上法庭。

    从上世纪80年xx始，因为抬会，有几个浙江妇女的生命就此凋落，制度不应该再陷人以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