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

　  1915年二件事，导致了这个国家和民族过上了35年灾难深重，艰苦卓绝的日子。一件是 “二十一条”，另一件是世凯公称帝。

    到现在为止，还不了解日本向袁世凯政府递交的二十一条的内容的中国人，我建议你就不要再看了。看了之后，足可以让你血压升高。

    我还是把地球说成是一个屯子，或者一栋楼的居民吧。如果你的邻居家比你贫困，日子过不下去了，好言好语的向你借钱或用品。你可以借给他。借后是要还的。好言好语的向你要钱或用品，你也可以量力而行，便当地给他一些。人之常情。相反，你的邻居家日子过得比你要富裕得多，却向你要钱，强占你的房子，睡你的女人，叫你必须答应，以书面的形式，保证他权利的合理合法。我们应该如何呢？这就是二十一条。这就是当时的日本和中国。日本富强，中国贫弱。以一个修史者的角度，必须提醒我的同辈和晚辈，日本是我们身边的一条疯狗，早晚要咬我们。我们必须一手拿着棍棒，一手随时把门关严。这条狗，以后还是要咬我们的。切记！

    下面，有必要全面地剖析关于“二十一条”的前前后后。

    前一：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和沙俄签有密约，准备在中国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两国按密约中的满蒙境内分界线，一起出兵瓜分了满蒙。但没有想到的是，辛亥革命的时间非常短，且没有发展到他们期盼的“严重程度”；出兵的机会便已经错过了。

    前二：在清帝退位前，日本打算出兵帮助清廷扑灭革命。但其他列强对腐朽的清廷失望至极，受命组建的袁世凯内阁对继续维持大清也无兴趣。日本计划再次落空。

    前三：世凯公更亲近英美等列强，不亲日。因为袁世凯早年在朝鲜的时候就一直与日本人斗法，对日本伎俩知根知底，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

    前四：1914年7月，{dy}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抱成团与另一团伙的德国及奥匈帝国捉对厮杀，日本在一战前曾与英国结成同盟关系，它可以对德国下手。对德国在中国青岛的租借地下手，成本低，见效快，一石几鸟。

    1914年9月2日，日军借口对德宣战，随即在德国胶州湾租界之外的龙口登陆，并向青岛发动进攻。

    前五：中国xx无力与日军抗衡。袁世凯遂决定仿照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的老办法，划定日军过境的走廊和交战区，以尽可能的防止战争波及其他地区。

    前六：中国在一战爆发后已经宣布中立，日军此次乘欧战爆发而侵略中国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在无力阻止日军行动的情况下，袁世凯也只能再次接受当年日俄战争时期的屈辱“中立”。在自己的国土上，看着另外二个国家交战，宣布“中立”，是莫大的羞辱。

    前七：日军迅速占领青岛后，并并没有收手，反而借口胶济铁路是德国产业为名，出兵占领了整个胶济铁路并进占济南火车站，将铁路和车站中的德国及中国雇员全部赶出门外，由日本人全面接手，丝毫没有理会袁世凯政府发出的“中立”声明。不仅如此，日本在占领青岛后，其不顾袁世凯政府的一再抗议，随后又将胶济铁路沿线的矿山、企业及海关加以全面占领，事实上是继承了德国的一切侵略权益。    前八：从强盗逻辑上看，日本承接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算是应和一战同盟的对德的军事举措。但下一步就不是一战军事问题了。是实施对中立国悍然的侵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攫取了朝鲜和台湾，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东北（南满）的侵略权益。1915年1月18日，突然抛出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如下:

    {dy}号共四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给他国；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山东各主要城市开放为商埠。实际上要把山东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为瓜分中国做准备。

    第二号共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日本人有居住往来（实际上是无限制移民）、经营路矿等项特权，且不许其他列强介入；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长至99年。日本阴谋将东北和内蒙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可谓是存心积虑。

    第三号共两条，要求把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一条，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换句话说，中国成为日本的被保护国。

    第五号是最野蛮的，共有七条，包括: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中国向日本采购一半以上的军械；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的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日本人经营的医院、寺庙及学校，在内地有土地所有权；等等。这几乎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与当时朝鲜的地位相同了。

    后一：袁世凯在接到“二十一条”后，表面上未动声色，只是说事关交涉事宜，须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届时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等到日本公使走后，袁世凯知道事态严重，随后便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

    后二：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批示非常详细。

    如{dy}号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袁批示: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

对第二号至第四号，袁批示: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对于合办矿业问题，袁批示: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对于建造铁路，袁批示: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又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对于开商埠问题，袁批示: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对汉冶萍铁矿厂问题，袁批示: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对福建让与问题，袁批示: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对内地杂居事宜，袁批示:治外法权未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

    对于第五号，袁批示: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袁世凯特意加朱笔密圈)。

    后三：“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从政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所幸其应对还算有效得体。袁世凯采取的{dy}个措施便是利用各种渠道摸清日方的底牌，他先派出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返回日本访问日本政界元老松方正义及山县有朋，探查其中的内幕，随后又派人花重金收买日本间谍，调查日方的有关情况，以在谈判中争取主动。

    为配合摸底活动，袁世凯在谈判中故意采取了拖延战术，他首先将在外交交涉中不甚在行的孙宝琦换下，并再度启用了善于在困难局面前谈判的前外交总长陆征祥，并指示陆征祥与曹汝霖在谈判中逐条商议，务必拖延时间，不可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

    陆征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难得的外交人才，为了贯彻袁世凯的指示，他也想了很多办法，譬如日本提出每天开议，而陆征祥则和颜悦色的提出，他的事务非常繁忙，每周只能开一次会，{zh1}使得日方妥协，每周会谈三次。在每次谈判之时，陆征祥总是故意缩短会议时间，譬如每次开会，陆征祥说完开场白后即命献茶，并尽量拖长喝茶的时间，这与猴急的日方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日本代表也无可奈何，因为这毕竟是东方的礼节。

    袁世凯的努力最终有了回报，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信息显示，“二十一条”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如果要动用武力必须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为。由此，袁世凯便有步骤的通过报纸及外交渠道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出去，结果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二十一条”立刻成为纽约及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这也使得日本试图尽快结束同中国的秘密谈判已经不可能。而美国国务卿在得知“二十一条”的内容后，随即照会中日两国，声明美国对于中日两国所缔结的条约如果有违门户开放政策的话，将一概不予承认。国内人民在得知“二十一条”的消息后更是义愤难平，国内外各界要求政府对日抗战的电报如雪片飞来，这给当时谈判的双方代表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在各方的压力下了，中日谈判也陷入了僵局，一拖便是四个月过去。日本人见在谈判桌上无法取得进展，随后便在东北、山东、福建沿海等地增兵，摆出一副谈判失败即开战的架势，并在5月7日提出{zh1}通牒，限中国在48小时内对一至四号及其福建问题给予日本“满意之答复”，否则就要诉以“必要之手段”。

    后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召集政府各机关首长开会，与会者包括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参谋总长及各部总长、各院院长等。在会上，袁世凯悲愤陈词，称在“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的时候，目前只能暂时取辱，不然将重蹈甲午之覆辙。权衡利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后，大家务必以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着卧薪尝胆的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不然，十年之后，非但不能与日本一较高下，亡国之危险将更甚今日！

    后五：1915年5月9日，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及中方谈判代表施履本将“二十一条”的{zh1}修订本交给日本公使日置益，危机暂时化解。据当事人曹汝霖后来的回忆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国耻面前，凡国人当身同感受。

    后六：尽管是大兵压境之下的城下之盟，但若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二者还是有宵壤之别的。在四个月的艰苦谈判中，日本在各方压力下自行取消了最凶残的第五号要求；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的第四号删除，改由中国自行声明；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dy}、二号中的十一条中日本所要求的无限移民及日商课税须得日本领事之同意，“中国方面{jd1}不能接受”，其他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zh1}签订的实际上只有“十二条”。

    后七：即使是已经签订的几条，后来也大多被袁世凯设法破坏掉。譬如允许南满、东蒙地区中日杂居以及杂居地的商租权问题、聘请日本顾问诸问题，袁世凯就曾说:“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xx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而日本人想在南满、东蒙开发产业，也大都遭到张作霖的阻扰而极少施行。

    后八：日本的强蛮恶行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当时全国19个省的都督向中央表示支持的决心，他们不断呼吁中央决不屈服日本压力，而总统府也每天都要收到潮水般涌入的信件和电报，一时间民情沸腾，有xx日货的、有毁家纾难的，民众的爱国情绪日益激昂。就连海外的留学生、侨胞等也纷纷奔走呼吁，坚决反对签订“二十一条”。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抗议浪潮中，日本成为过街老鼠，不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国际上也受到了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

    后九：大隈重信也因为未经御前会议就贸然提出“二十一条”、结果导致外交失败（日本所认为的）而下台。接任首相的寺内正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大隈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后十：被袁世凯通缉而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如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人，他们在国难面前非但没有乘袁之危而共同倒袁，相反，他们却选择了公开呼吁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这是{dy}代革命人身上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

    二十一条的{zh1}结果就是：日本想咬断中国的喉咙，没有得逞，却在中国的身上重重的咬了几口，甚至中国的脸上也留有被咬坏的伤疤。

    1915年下半年，世凯公完成了政治生命中的{zh1}一件事，称帝。首先必须明确称帝的背景，或许能够找出称帝的理由。

    辛亥革命的结果：一是成就世凯公成为中国新的政治xx；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际上处于脱节的状态，在实际政治上一直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局面。利用辛亥革命之机纷纷“独立”的各省政府，为了维护自己既得的权益，在xx制的口号下相对独立，拥有{jd1}的行政、军事、财政与人事等方面的大权。革命后，“官僚政治的、财政的、立法的甚至军事的自治，被大多数省政府广泛采用”，“大多数省革命后以xx自治的姿态出现，它们无意放弃其自然增长了的特权，包括指挥省的xx、截留税收、挑选地方的和省的官吏。”在任总统的头几个月里，袁世凯虽然对现状颇不满意，但迫于现实还是默许了各省的自治。出于政治xx的本能，世凯公必须实现中央集权。在当时一盘散沙式的中国，中央集权能够形成合力，提升国力。另外，袁世凯把眼光投向了日本，小小的日本是通过什么来团结国家的上层建筑，才使国家越来越强大的？忠君，爱国！这是一种精神的纽带，让日本的武士和商人们放弃了个人的利益，而投身帝国复兴的大业中来的。而中国人，所缺少的正是一种共同的精神信仰。政治的{zg}层次，是精神的塑造。

    袁世凯实现中央集权的策略步骤：

    {dy}：大总统，准皇帝。

    就任北京政府临时总统后，他就不甘心受责任内阁制与《临时约法》的约束，极力挣脱此中“牢笼”。因为责任内阁制是以内阁代替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必须甘居虚尊之位。1913年10月6日他被选举为正式大总统后，他又让国会起草、通过并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废除限制他集权的《临时约法》，将总统职权扩大到几乎包揽各项政务于一身的程度。{zh1}，他将中央政府机构进行了重大的改组。政府政事的中枢表面在国务院，实际上是在总统府秘书处。为了根本改变这种名不符实的体制，袁世凯于1914年5月干脆撤销了国务院和秘书处，同时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凡一切军国大事皆由政事堂议决施行”，其地位略相当于前清的军机处。政事堂设国务卿一人，赞襄大总统政务，承大总统之命监督政事堂事务。

    第二：梦圆梦破。

　　1915年8月3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帝制。8日，各省的袁党或被收买的社会名流组成“请愿”团，要求实行帝制。

9月3日 于《京报》上发表文章，对即将实行的帝制大加嘲讽。 6日，鼓吹总统世袭，为世界开先例。

    就在这种拥戴与反对的声音里，世凯公进入了恢复帝制的程序。 袁世凯称帝，一定要“全民推举”，而不是“自立为王”。这就是政治家与绿林草莽的{zd0}区别。
　　以请愿序幕。1915年9月1日，正当参政院要讨论那些堆积如山的国体更改请愿书时，袁总统却突然派出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来到参政院，帝制派人物还以为袁总统亲自派人前来支持，。不料杨左丞掏出大总统的一纸宣言书，待到恭恭敬敬的捧读后，大概意思却是“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更改国体不合时宜；国民请愿须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云云，这下很是给帝制人物浇了一瓢凉水。
　　参政院院长黎元洪接过杨左丞的话头说：“大总统的宣言书，确为至理”，没想到梁士诒起立打断黎先生的话，大声说道：“大总统的意思，无非是要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现在国民请愿，民意却是趋向君宪，本院主张，也应当尊重民意呢。”
　　以民选为正戏。参政院也很快制定出国民代表选举办法，袁总统也就半推半就，同意在10月20日开始国民选举，并将选举办法发各省操办。为加速帝制进程，国民代表直接在各省xx决定国体，无需来北京召开国民会议。
　　因为这些“国民代表”大都是已经指定，首先在京的军政人员便占了一大部分，这些人当然都是拥袁的，不过这次是按照他们的籍贯分回各省去xx。至于那些给各省留出的名额，也是由各省将军、巡按使来决定。
　　　　在如此方法下，终于在全国范围内选出1993名国民代表，而在各省的xx日，在各省将军和巡按使的监督下，各省代表进行记名xx。在此之前，选票上早已印着“君主立宪”四个大字，代表们只需在下面空白处写上“同意”或者“反对”二字，然后签上自己的大名，便可xx了。在xx之前，每名代表都收到五百大洋的川资和公费，加上又是记名xx，于是xx结果：1993张选票都清清楚楚、工工整整的写着“同意”二字。
　　在随后的皇帝选举中，程序也与国体xxxx一样，只不过选票上印着“选举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以国家最上xx主权之皇帝传之万世”的字样，也是写上“同意”或者“反对”，然后签名xx。
　　最终的xx结果是壮观的，全国1993名国民代表，赞成帝制并恭戴袁世凯为皇帝的票数一张不少，整整1993张，既没有一张废票，也没有一张反对派。

这样，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召集各参政开会，在审查了国民代表的xx情况后，参政院决定以全国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拥立袁总统为中华帝国之皇帝。秘书厅递交劝进书。　当参政院将劝进书的大红喜报送到总统府时，袁总统还得要效仿“三揖三让”， 回后{dy}份劝进书。随后秘书厅重新拟定一份拥戴书。再进。至此，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帝制派终于是大功告成了。　
　　以登基为高潮。袁世凯便任命朱启钤为大典筹备处主任，并准备在1916年1月1日正式登基。在正式登基之前，袁世凯决定12月13日先举行了一次百官朝贺会。并划分旧侣（计有载沣、奕劻、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128个爵位分三等，由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充当，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为一等公。
　　特别说明：段祺瑞和黎元洪不曾前来祝贺，而这次封爵中，段祺瑞也是榜上无名。黎元洪是封而不受。此二人恰恰是几年后，一人掌府，一人掌院。是府院之争的主角。

    1915年末，世凯公个人登上了人生的{zg}峰。其实这一步登错了。其代价是：一，导致世凯公身死，这是当时中国{zd0}的损失；二，中国政治的崩盘。辛亥革命后，中国实现平稳过渡的喜人局面，化为泡影。

一个英雄倒下之后，十年之内，中国没有了英雄。再造英雄的过程，是以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深重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