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集萃 1、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２０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 2、2008年9月8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塔矿)发生尾矿库特别重大溃坝事故(以下简称“9·8”溃坝事故)，造成277人死亡。按照党中央和中央纪委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央纪委、监察部会同山西省纪委及有关部门，对“9·8”溃坝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进行了认真调查。 日前，经山西省纪委常委会讨论，并报山西省委批准，运城市公安局原局长段波、临汾市原副市长周杰、临汾市吉县原县委书记张金凤、临汾市原市长助理张德英、临汾市国土资源局调研员张福成五人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上述五人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同时，查处了一批其他党员干部在新塔矿投资入股及收受新塔矿钱款等违纪违法问题。 3、吉林政协委员呼吁慎用融雪剂清雪以防止污染。 4、汪洋论反腐：腐败不是越反越多,而是反腐越抓越紧。 5、1月7日，邳州市河湾村百余村民与前来强行征用该村耕地的社会闲杂人员发生冲突，引发斗殴，致村民李冬冬、李卫南受伤。其中李冬冬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李卫南则经抢救脱险。到19日晚，公安机关经办案查实确定了参与斗殴的社会闲杂人员共计75人，包括孙孝军、陈爱中、路祥超等8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在内的72人已抓获归案。目前，警方对上述人员以涉嫌聚众斗殴罪，分别采取了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 文章精选 之一：学者称中国公款消费多年居世界{dy} 财政部心里没底 政府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广泛xx，但是行政成本的规模却一直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财政部有关部门日前开始深化预算科目改革，设立反映行政成本的支出科目，从而统计出全国的行政成本的规模。 从2008年开始，“三公”问题和行政成本过高开始引发公众热议和广泛xx。 当时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公款招待3000亿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并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多年来高居世界{dy}，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 有专家认为，机构编制的急剧膨胀、政府行为和公务消费缺乏有效约束和政府支出，尤其是预算不公开不透明，是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几个原因。 此前，广州财政局在公开114个市级部门的部门预算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三公”消费的问题，广州财政局的有关负责人表示，“三公”没有数据主要是制度安排不到位。 据知情人士透露，对于这些状况，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要求财政部采取积极措施，财政部相关司局共同研究的结论是，三个3000亿元的数据肯定不对，实际比这个小。 一名地方财政官员对《{dy}财经日报》表示，财政部官员认为由于是报表统计上来的，“心里也没有底”，结论是，要统计准确必须改革支出科目或者回到老科目。 增设行政成本目级科目 为了便于统计行政成本，此次深化预算科目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增设了支出功能分类目级科目22个，其中10个反映行政单位支出和参照公务员管理、财政补助及经费自理事业单位支出。 中国现行的对政府收入和支出分类的方法是在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之后确定的，科目体系由收入分类、支出功能分类和支出经济分类三部分构成。 收入分类主要反映政府收入的来源和性质，分为类、款、项、目四级，包括税收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债务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6类48款。 支出功能分类主要反映政府的各项职能活动，如教育、国防、农业和社会保障等支出，这也是现行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公众所能看到的预算的编制方法。 而支出经济类分类则反映政府支出的具体用途，即政府的钱是怎么花出去的，是支付了人工费、会议费还是买了办公设备。 此次增加的目级科目属于功能分类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功能分类的类款项之后新增的一个层级。也就是在对项级支出进一步细化。 国内对行政成本的口径进行量化分析的时候，通常是“小中大”三种口径。小口径就是人大、政协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费，中口径为2006年旧科目的行政管理费、公检法司支出和外交外事支出之和，大口径在中口径的基础上加上武装xxxx支出、对外援助支出和其他部门事业费。 此次财政部将行政成本定义为行政单位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开支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不包括行政单位离退休支出、住房改革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 上述口径与旧科目下的行政成本口径即行政管理费、公检法司支出和外交外事支出较为接近。 行政单位的范围包括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审判、监察各级机关、人大和政协各级机关以及各级行政机关，还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各级机关。 财政部要求，各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财政部门自行确认属于行政成本的支出及项目，然后上报2001年到2010年的行政成本数据。（来源：{dy}财经日报） 之二： 发现中国历史（之三）：中国人没有信仰 黎 鸣 前面的《发现中国历史（之一）》谈到“中国人没有道德”，这个发现是最根本的发现，因为没有“道德”，从而匮乏“人性”的“自觉”，必然地造成中国人在两千多年的漫长的历史之中，几乎丧失了一切“人性”的“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机会。这实际上已经被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充分地证明。 非常可悲的是，中国人还自以为很有“道德”，他们把自己的来自孔儒的“礼乐”、“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忠恕”，“三畏”、“四非”以及跟随而来的自己的“奴性”、“愚昧”、“非人”的“自虐”、“幻景”的“乡愿”，甚至自己的最擅长“说假话”、最擅长“搞阴谋”、最擅长“施诡计”，等等等等，全都视之为自己的最了不起的“道德”。正是有许多如此无知、无能、无耻的儒家“仁义道德”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儒家的“官人”和“文人”，所以才大大地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实际上真正“文明”的“发展”。回看中国过去“历史”的两千多年，我们中国人到底为全人类“文明”贡献了什么样真正具有“真理”的“学说”呢？我们中国人到底为全人类贡献了什么样真正具有“真实”效益的“科学技术”呢？我们中国人到底为全人类贡献了什么样真正具有“真诚（成）”价值的理论思维的“观念”呢？有吗？有多少？它们到底传播到了世界的何处？说到底，这一切，在与西方人的全面对比的情况之下，几乎就是一片空白。我真为那些还在继续叫嚣“孔丘伟大”的人们的心灵堵塞的下贱、头脑顽固的荒废、情感廉价的张狂而感到深深的悲哀。这一切，全都是来自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对孔丘及其儒家的顽固的“迷信”，这种“迷信”彻底害苦了中国人，彻底糟蹋了中国人的历史。问题在于，我们中国人原本不应该是如此，因为我们中国人并不是没有伟大文明的“向导”啊，老子，以及墨子，现在看来，他们本该是中国人多么伟大的祖先啊！非常遗憾，中国人xx冷落了他们，老子被扭曲，墨子被遗忘。 我的后面所有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发现”，可以说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全都来自中国人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这个“源发现”。顺便指出，西方人，特别是他们的文明源头的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他们之所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能够始终都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最根本的原因也正在于，西方人有“道德”，有什么“道德”？他们既有宗教（上帝一神论）的“道德”，又更有哲学（真理）的“道德”。xx可以得出最重要的结论，没有“道德”的人类是根本就没有真正文明的前途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之中，由于统治者们对于“独尊儒术”的选择，基本上就已经陷入了非文明，甚至反文明的历史歧途了。 今天文章的题目关于中国历史的发现谈到的是：“中国人没有信仰”，其实，从逻辑的意义上来说，这个结论已经可以从“中国人没有道德”的原理之中推演出来，但我今天主要讲的不是哲学逻辑的“推演”，而是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同样也是我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最重大的“发现”之一。 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才是人类真正的“信仰”？人类为什么必须要有“信仰”？如果没有信仰，人类历史将产生什么样的恶果？ 我的回答仍然用最简洁的理论语言来回答：人类真正的“信仰”，其实质即是人类对于自身“人性”的“永恒”的“高尚性”、“崇高性”，甚至“至高无上性”的“确认”。 前面谈到“道德”时，我曾谈到，“道德”是人类对“人性”的“自觉”，自觉什么？自觉“人”的“存在性”的“政治平等的自然”，自觉“人”的“此在性”的“经济生活的自主”，自觉“人”的“它在性”的“文化（精神）生活的自由”。现在谈到的人类的“信仰”，则是人类对于“人”自身“存在性”的“永恒的高尚性”的“自觉”的“确认”。凡是能够具有这种对于“人”自身“存在性”的“永恒高尚性”的自觉的“确认”的人们，即是具有真正人类“信仰”的人们。简言之，心灵中有“高尚”（崇高、至高无上的某种抽象的观念，而{jd1}不是任何具象的实物），即是有“信仰”。 什么是“人”的“存在性”的“永恒的高尚性”？希伯来人认为是“上帝”，希腊人认为是“{jd1}理念”或“真理”，中国的老子认为是“道”，因此，对“上帝”的“确认”、对“{jd1}理念”，也即对“真理”的“确认”、对“道”的“确认”，全都是人类的“信仰”。自古以来的中国人，只有老子有“信仰”，这主要是从现存文本的意义上来说的，而这一点，老子的《道德经》可以证明。可惜，老子的“信仰”没有变成中国人的“信仰”，而是孔丘崇奉的想象的“天命”和具象的“大人”、“圣人之言”、“礼乐”变成了中国人如顽石一般永恒不变的“信仰”，其实是“非信仰”、“假信仰”、“无信仰”。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历史已经给出了非常雄辩的证明。 孔丘的“道”xx不是老子的“道”。关于这一点，司马迁早就给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成语：“道不同不相为谋”，司马迁在《史记》的《老子传》之中已经指出，所谓的“道不同”，其实即是指孔丘与老子的“道不同”。可惜，司马迁本人也并没有在老子和孔丘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他xx世俗地、功利地跟随汉武帝选择了孔丘的“非信仰”、“假信仰”、“不信仰”的伪“道”。这是后话，这里不再继续讨论他。 前面的文章之中，我也已经谈到，孔儒不讲“道德”，却窃取了老子的“道德”之名，他们以“仁义”，实际上是“假仁假义”窃取了“道德”之名。同样，孔丘的“道”是“礼乐之道”，是“仁义之道”，而根本就不是可以与西方人的“上帝”、“{jd1}理念”、“真理”相媲美的老子的“道”。老子的“道”是“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道”，然而孔丘的“道”是什么呢？是统治者制定的具象的“礼乐”，是孔孟生造的想象的“仁义”，是xx不可知的想象的“天命”，是无知的具象的“大人”，是无能的具象的“圣人之言”，是xx人类后天甚至xx盲目（不可知的“天命”）的产物。孔丘把这种少数人后天的“伪造”甚至xx的盲目（不可知本身的“天命”）的“偶像”当作了中国人的“道”，中国人将如何可能由此“确认”“人性”存在的“永恒的高尚性”呢？如此“崇拜偶像”的人类还可能会有“高尚”、“崇高”、“至高无上”的观念可言吗？如此的人类将怎么可能会有人类真正的“信仰”呢？一句话，孔丘及其儒家彻底埋葬了中国人的“高尚”、“崇高”和“至高无上”，也即埋葬了中国人的“信仰”。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老子原本给予了中国人以“道”的“信仰”，按照这种“信仰”发展下去，中国人的文明历史本将前途无可限量，然而事实上不然，中国人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就以孔丘的伪“道”取消了老子的真“道”，中国人对孔丘的伪“道”的盲目的“信仰”，事实上已变成了“非信仰”、“假信仰”和“无信仰”。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在两千多年来的长期的历史之中，始终根本就不可能产生真正人类“信仰”的根源。 没有对老子“道”的信仰，其实质即是没有了对“真理”的追求，即是丧失了追求真理的意志，即是丧失了对“人性”存在的“永恒高尚性”确认的可能，实质上即丧失了对真正人类文明进取的自觉。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之中充满了人类“兽行”的折腾，充满了“权贵”的炫耀，充满了xx不眨眼的大量重重复复的文字记录？因为中国人的心中无“真理”的“信仰”，因为中国人的心中无“人性”存在的“永恒高尚性”的确认，所以，中国人除了吃吃喝喝，打来打去，杀来杀去，争权夺利，炫耀身世，鼓吹“光宗耀祖”，追求世俗的名望，等等等等之外，{jd1}拿不出半点可以称得上追求真正“高尚”“观念”的理由，孔儒的“仁义”高尚吗？孔儒的“仁义”xx围绕着“礼乐”转，孔儒的“礼乐”是什么？是xx由统治者人为编造的人与人之间永恒的“不平等性”，它能够有半点关于“人性”的“高尚”“观念”的可能吗？事实上是{jd1}地不可能，也即是说，中国人之中{jd1}地被取消了“人性”的“高尚”，也即取消了人类真正的“信仰”。 什么是“高尚”？“高尚”是超越一切“人”的“世俗利害”的“永恒的人性”，它或者是“上帝”的“人性”，或者是“{jd1}理念”的“人性”，或者是“真理”的“人性”，或者是老子“道”的“人性”，总之，它是这些具有“信仰”的人们的“人性”的“永恒的高尚性”、“崇高性”、“至高无上性”。换言之，只有“永恒高尚性”的“人性”，老子“道”的“人性”、“上帝”的“人性”、“{jd1}理念”的“人性”或“真理”的“人性”才有资格称之为“高尚”的“人性”，而一切离开了“真理”的“人性”，都不可能会有任何真正的“高尚”。 说白了，中国人自从“独尊儒术”以来，就已经丧失了“高尚”的“人性”，而只具有平庸的甚至卑鄙的“人性”。也正是因此，中国人这两千多年来，就只能具有平庸的“历史”，而根本就创造不了“高尚”的历史，所以也就不可能会有人类文明的真正创造性的“高尚”的进步。中国人丧失了老子的“道德”，当然也就丧失了老子的“道”，也即丧失了中国人自己“信仰”的“目标”，而丧失了“信仰”的目标，实即丧失了一切“高尚”“观念”的理由。说白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心灵之中根本就没有了“高尚”，而没有了心灵的“高尚”，就只能剩下心灵的“平庸”，甚至剩下心灵的“卑鄙”。正是因此，中国人的“历史”之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卑鄙”，根本就严重地匮乏任何真正的“高尚”。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根本就丧失了“信仰”的“目标”，丧失了“信仰”的目标，实即丧失了“信仰”的本身，而没有信仰的人，也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有可能变得高尚。中国诗人北岛的两句诗，可以用来归纳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墓者的通行证。”即是说，在这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之中，“高尚”被彻底埋葬了，而“卑鄙”永远通行无阻。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历史》是xx的见证。请问，在孔儒盛行中国之后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之中，我们能够找到真正“高尚”的“人”么？他“高尚”在哪儿？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啦，我亲爱的同胞，我们全都被害了，我们的卑鄙、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愚蠢、我们的孱弱、我们的挨打、我们的频频地成为历史上的亡国奴，等等等等这一切，全都是“独尊儒术”、“尊孔读经”的思想意识泛滥的必然的结局呀！ 有人会说，中国人两千多年来除了孔丘的“儒家”，还有“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啊，难道“道教”和“佛教”也不算“信仰”么？ 认真分析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事实上后来都已经沦为了多神“偶像”的庸俗的崇拜，而与“{jd1}的观念”、“真理”，包括“道”的观念的“信仰”并没有什么关系。到任何一家“道观”或“寺庙”，我们看到的均都只是一座一座的“菩萨”、“神像”，真正在此参与“xx”的人们，也多数都是随机而来，且都只为了各种具体的“功利”而来，他们全都陷在深深的迷信之中而希望获得“菩萨”、“神”们的“保佑”，他们最多只能称之为经常的“香客”，而难以称之为“信徒”，而真正出家为“和尚”、“尼姑”、“道士”的人们却极少。再说，即使“和尚”、“尼姑”、“道士”们本身，也多数是为了“生计”，而并非真正出于“信仰”。刚才也说了，中国的“道教”、“佛教”本身也并不存在任何值得“信仰”的“{jd1}”的“观念”，例如前面所说到的老子的“道”，希伯来人的“上帝”，希腊人的“{jd1}理念”或“真理”。而且还更有一点，无论中国的“道教”、“佛教”，在中国近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之中，全都成了儒家——儒教的附庸。如果说儒家、儒教{jd1}没有“信仰”，那么显然，“道教”和“佛教”也同样没有真正的“信仰”，它们也同样都与“人性”的“永恒的高尚性”的“确认”无关。 中国的“道教”不仅没有真正发扬老子《道德经》的真精神，反而使之成为了神秘主义、庸俗主义、多神主义的“迷信”。中国的“佛教”则成了中国人悲观厌世、逃离人生、期待来世的渊薮。在这种意义上，儒释道三家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天下（社会）上下其手、互为表里、苟且偷生的反文明、害智慧、丧道德的xx负面的“三位一体”。当然，最坏的还是孔丘的“儒家”，而在“佛教”的原型精神之中毕竟还有“众生平等”和“普度众生”的“真理”；至于“道教”，其实不过是中国“文化”之中的一个“怪胎”，一个“四不像”，既不是真正的“宗教”，也没有形成真正具有“真理”的哲学，而是一个充满了“迷信”、充满了现世反抗情绪、充满了形形色色神鬼xx的中国“天下”离奇的“怪物”。 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对“人性”的“永恒高尚性”（真理）的“确认”，这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严重证明了的事实。 从21世纪新时代的角度来看，人类“信仰”的“目标”只能是“真理”，既不应该是有神的“上帝”，也不应该是任何具象的有限的“观念”，包括任何人们凭空设想的“观念”，而只能是人类可以逐渐加深认知的“真理”——大自然、宇宙、生命、人类自身运动的经过人类抽象的规律。中国人惟一值得“信仰”的东西只能是老子的“道”，因为老子关于“道”的定义其实就是“真理”和“规律”本身。人类对于“真理”、“规律”、老子的“道”的“信仰”，其实也就是对于人类自身本性的“人性”的“永恒高尚性”的“确认”。xx可以认为，没有对真理的信仰，人类就不可能会有真正高尚的情操。中国人没有对真理的信仰，所以中国人永远地与“高尚”绝缘，所以才会有上述北岛的“诗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愿与我亲爱的同胞们共证，并共醒！！！ 中国人啊，我亲爱的同胞，回到对老子“道”的“信仰”来吧，彻底离弃孔丘及其儒家的毫无“真理”价值的胡诌，让自己成为真正有“信仰”的“人”，让自己真正成为有“高尚”情操的“人”，让自己真正成为有“真理”追求意志的“人”。只有这样的“中国人”，才是真正可能创造中国人自己的新文明的人；只有这样的“中国人”，才是真正准备文明“崛起”的“中华民族”。我深信中华民族的这{yt}，它终将在21世纪最近的20年之中到来。（2010,1,10.） 精华集萃 1、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２０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 2、2008年9月8日，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塔矿)发生尾矿库特别重大溃坝事故(以下简称“9·8”溃坝事故)，造成277人死亡。按照党中央和中央纪委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央纪委、监察部会同山西省纪委及有关部门，对“9·8”溃坝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进行了认真调查。 日前，经山西省纪委常委会讨论，并报山西省委批准，运城市公安局原局长段波、临汾市原副市长周杰、临汾市吉县原县委书记张金凤、临汾市原市长助理张德英、临汾市国土资源局调研员张福成五人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上述五人涉嫌犯罪的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同时，查处了一批其他党员干部在新塔矿投资入股及收受新塔矿钱款等违纪违法问题。 3、吉林政协委员呼吁慎用融雪剂清雪以防止污染。 4、汪洋论反腐：腐败不是越反越多,而是反腐越抓越紧。 5、1月7日，邳州市河湾村百余村民与前来强行征用该村耕地的社会闲杂人员发生冲突，引发斗殴，致村民李冬冬、李卫南受伤。其中李冬冬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李卫南则经抢救脱险。到19日晚，公安机关经办案查实确定了参与斗殴的社会闲杂人员共计75人，包括孙孝军、陈爱中、路祥超等8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在内的72人已抓获归案。目前，警方对上述人员以涉嫌聚众斗殴罪，分别采取了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 文章精选 之一：学者称中国公款消费多年居世界{dy} 财政部心里没底2 政府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广泛xx，但是行政成本的规模却一直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财政部有关部门日前开始深化预算科目改革，设立反映行政成本的支出科目，从而统计出全国的行政成本的规模。 从2008年开始，“三公”问题和行政成本过高开始引发公众热议和广泛xx。 当时有学者提出了三个3000亿的说法，即公款出国3000亿、公款招待3000亿和公务用车3000亿元，并认为中国的行政成本多年来高居世界{dy}，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超过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 有专家认为，机构编制的急剧膨胀、政府行为和公务消费缺乏有效约束和政府支出，尤其是预算不公开不透明，是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几个原因。 此前，广州财政局在公开114个市级部门的部门预算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三公”消费的问题，广州财政局的有关负责人表示，“三公”没有数据主要是制度安排不到位。 据知情人士透露，对于这些状况，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要求财政部采取积极措施，财政部相关司局共同研究的结论是，三个3000亿元的数据肯定不对，实际比这个小。 一名地方财政官员对《{dy}财经日报》表示，财政部官员认为由于是报表统计上来的，“心里也没有底”，结论是，要统计准确必须改革支出科目或者回到老科目。 增设行政成本目级科目 为了便于统计行政成本，此次深化预算科目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增设了支出功能分类目级科目22个，其中10个反映行政单位支出和参照公务员管理、财政补助及经费自理事业单位支出。 中国现行的对政府收入和支出分类的方法是在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之后确定的，科目体系由收入分类、支出功能分类和支出经济分类三部分构成。 收入分类主要反映政府收入的来源和性质，分为类、款、项、目四级，包括税收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债务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6类48款。 支出功能分类主要反映政府的各项职能活动，如教育、国防、农业和社会保障等支出，这也是现行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公众所能看到的预算的编制方法。 而支出经济类分类则反映政府支出的具体用途，即政府的钱是怎么花出去的，是支付了人工费、会议费还是买了办公设备。 此次增加的目级科目属于功能分类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功能分类的类款项之后新增的一个层级。也就是在对项级支出进一步细化。 国内对行政成本的口径进行量化分析的时候，通常是“小中大”三种口径。小口径就是人大、政协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费，中口径为2006年旧科目的行政管理费、公检法司支出和外交外事支出之和，大口径在中口径的基础上加上武装xxxx支出、对外援助支出和其他部门事业费。 此次财政部将行政成本定义为行政单位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开支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不包括行政单位离退休支出、住房改革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 上述口径与旧科目下的行政成本口径即行政管理费、公检法司支出和外交外事支出较为接近。 行政单位的范围包括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审判、监察各级机关、人大和政协各级机关以及各级行政机关，还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各级机关。 财政部要求，各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财政部门自行确认属于行政成本的支出及项目，然后上报2001年到2010年的行政成本数据。（来源：{dy}财经日报） 之二： 发现中国历史（之三）：中国人没有信仰 黎 鸣 前面的《发现中国历史（之一）》谈到“中国人没有道德”，这个发现是最根本的发现，因为没有“道德”，从而匮乏“人性”的“自觉”，必然地造成中国人在两千多年的漫长的历史之中，几乎丧失了一切“人性”的“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机会。这实际上已经被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充分地证明。 非常可悲的是，中国人还自以为很有“道德”，他们把自己的来自孔儒的“礼乐”、“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忠恕”，“三畏”、“四非”以及跟随而来的自己的“奴性”、“愚昧”、“非人”的“自虐”、“幻景”的“乡愿”，甚至自己的最擅长“说假话”、最擅长“搞阴谋”、最擅长“施诡计”，等等等等，全都视之为自己的最了不起的“道德”。正是有许多如此无知、无能、无耻的儒家“仁义道德”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儒家的“官人”和“文人”，所以才大大地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实际上真正“文明”的“发展”。回看中国过去“历史”的两千多年，我们中国人到底为全人类“文明”贡献了什么样真正具有“真理”的“学说”呢？我们中国人到底为全人类贡献了什么样真正具有“真实”效益的“科学技术”呢？我们中国人到底为全人类贡献了什么样真正具有“真诚（成）”价值的理论思维的“观念”呢？有吗？有多少？它们到底传播到了世界的何处？说到底，这一切，在与西方人的全面对比的情况之下，几乎就是一片空白。我真为那些还在继续叫嚣“孔丘伟大”的人们的心灵堵塞的下贱、头脑顽固的荒废、情感廉价的张狂而感到深深的悲哀。这一切，全都是来自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对孔丘及其儒家的顽固的“迷信”，这种“迷信”彻底害苦了中国人，彻底糟蹋了中国人的历史。问题在于，我们中国人原本不应该是如此，因为我们中国人并不是没有伟大文明的“向导”啊，老子，以及墨子，现在看来，他们本该是中国人多么伟大的祖先啊！非常遗憾，中国人xx冷落了他们，老子被扭曲，墨子被遗忘。 我的后面所有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发现”，可以说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全都来自中国人丧失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这个“源发现”。顺便指出，西方人，特别是他们的文明源头的希伯来人和希腊人，他们之所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能够始终都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最根本的原因也正在于，西方人有“道德”，有什么“道德”？他们既有宗教（上帝一神论）的“道德”，又更有哲学（真理）的“道德”。xx可以得出最重要的结论，没有“道德”的人类是根本就没有真正文明的前途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之中，由于统治者们对于“独尊儒术”的选择，基本上就已经陷入了非文明，甚至反文明的历史歧途了。 今天文章的题目关于中国历史的发现谈到的是：“中国人没有信仰”，其实，从逻辑的意义上来说，这个结论已经可以从“中国人没有道德”的原理之中推演出来，但我今天主要讲的不是哲学逻辑的“推演”，而是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同样也是我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最重大的“发现”之一。 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什么才是人类真正的“信仰”？人类为什么必须要有“信仰”？如果没有信仰，人类历史将产生什么样的恶果？ 我的回答仍然用最简洁的理论语言来回答：人类真正的“信仰”，其实质即是人类对于自身“人性”的“永恒”的“高尚性”、“崇高性”，甚至“至高无上性”的“确认”。 前面谈到“道德”时，我曾谈到，“道德”是人类对“人性”的“自觉”，自觉什么？自觉“人”的“存在性”的“政治平等的自然”，自觉“人”的“此在性”的“经济生活的自主”，自觉“人”的“它在性”的“文化（精神）生活的自由”。现在谈到的人类的“信仰”，则是人类对于“人”自身“存在性”的“永恒的高尚性”的“自觉”的“确认”。凡是能够具有这种对于“人”自身“存在性”的“永恒高尚性”的自觉的“确认”的人们，即是具有真正人类“信仰”的人们。简言之，心灵中有“高尚”（崇高、至高无上的某种抽象的观念，而{jd1}不是任何具象的实物），即是有“信仰”。 什么是“人”的“存在性”的“永恒的高尚性”？希伯来人认为是“上帝”，希腊人认为是“{jd1}理念”或“真理”，中国的老子认为是“道”，因此，对“上帝”的“确认”、对“{jd1}理念”，也即对“真理”的“确认”、对“道”的“确认”，全都是人类的“信仰”。自古以来的中国人，只有老子有“信仰”，这主要是从现存文本的意义上来说的，而这一点，老子的《道德经》可以证明。可惜，老子的“信仰”没有变成中国人的“信仰”，而是孔丘崇奉的想象的“天命”和具象的“大人”、“圣人之言”、“礼乐”变成了中国人如顽石一般永恒不变的“信仰”，其实是“非信仰”、“假信仰”、“无信仰”。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历史已经给出了非常雄辩的证明。 孔丘的“道”xx不是老子的“道”。关于这一点，司马迁早就给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成语：“道不同不相为谋”，司马迁在《史记》的《老子传》之中已经指出，所谓的“道不同”，其实即是指孔丘与老子的“道不同”。可惜，司马迁本人也并没有在老子和孔丘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他xx世俗地、功利地跟随汉武帝选择了孔丘的“非信仰”、“假信仰”、“不信仰”的伪“道”。这是后话，这里不再继续讨论他。 前面的文章之中，我也已经谈到，孔儒不讲“道德”，却窃取了老子的“道德”之名，他们以“仁义”，实际上是“假仁假义”窃取了“道德”之名。同样，孔丘的“道”是“礼乐之道”，是“仁义之道”，而根本就不是可以与西方人的“上帝”、“{jd1}理念”、“真理”相媲美的老子的“道”。老子的“道”是“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道”，然而孔丘的“道”是什么呢？是统治者制定的具象的“礼乐”，是孔孟生造的想象的“仁义”，是xx不可知的想象的“天命”，是无知的具象的“大人”，是无能的具象的“圣人之言”，是xx人类后天甚至xx盲目（不可知的“天命”）的产物。孔丘把这种少数人后天的“伪造”甚至xx的盲目（不可知本身的“天命”）的“偶像”当作了中国人的“道”，中国人将如何可能由此“确认”“人性”存在的“永恒的高尚性”呢？如此“崇拜偶像”的人类还可能会有“高尚”、“崇高”、“至高无上”的观念可言吗？如此的人类将怎么可能会有人类真正的“信仰”呢？一句话，孔丘及其儒家彻底埋葬了中国人的“高尚”、“崇高”和“至高无上”，也即埋葬了中国人的“信仰”。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老子原本给予了中国人以“道”的“信仰”，按照这种“信仰”发展下去，中国人的文明历史本将前途无可限量，然而事实上不然，中国人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就以孔丘的伪“道”取消了老子的真“道”，中国人对孔丘的伪“道”的盲目的“信仰”，事实上已变成了“非信仰”、“假信仰”和“无信仰”。这就是中国人之所以在两千多年来的长期的历史之中，始终根本就不可能产生真正人类“信仰”的根源。 没有对老子“道”的信仰，其实质即是没有了对“真理”的追求，即是丧失了追求真理的意志，即是丧失了对“人性”存在的“永恒高尚性”确认的可能，实质上即丧失了对真正人类文明进取的自觉。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之中充满了人类“兽行”的折腾，充满了“权贵”的炫耀，充满了xx不眨眼的大量重重复复的文字记录？因为中国人的心中无“真理”的“信仰”，因为中国人的心中无“人性”存在的“永恒高尚性”的确认，所以，中国人除了吃吃喝喝，打来打去，杀来杀去，争权夺利，炫耀身世，鼓吹“光宗耀祖”，追求世俗的名望，等等等等之外，{jd1}拿不出半点可以称得上追求真正“高尚”“观念”的理由，孔儒的“仁义”高尚吗？孔儒的“仁义”xx围绕着“礼乐”转，孔儒的“礼乐”是什么？是xx由统治者人为编造的人与人之间永恒的“不平等性”，它能够有半点关于“人性”的“高尚”“观念”的可能吗？事实上是{jd1}地不可能，也即是说，中国人之中{jd1}地被取消了“人性”的“高尚”，也即取消了人类真正的“信仰”。 什么是“高尚”？“高尚”是超越一切“人”的“世俗利害”的“永恒的人性”，它或者是“上帝”的“人性”，或者是“{jd1}理念”的“人性”，或者是“真理”的“人性”，或者是老子“道”的“人性”，总之，它是这些具有“信仰”的人们的“人性”的“永恒的高尚性”、“崇高性”、“至高无上性”。换言之，只有“永恒高尚性”的“人性”，老子“道”的“人性”、“上帝”的“人性”、“{jd1}理念”的“人性”或“真理”的“人性”才有资格称之为“高尚”的“人性”，而一切离开了“真理”的“人性”，都不可能会有任何真正的“高尚”。 说白了，中国人自从“独尊儒术”以来，就已经丧失了“高尚”的“人性”，而只具有平庸的甚至卑鄙的“人性”。也正是因此，中国人这两千多年来，就只能具有平庸的“历史”，而根本就创造不了“高尚”的历史，所以也就不可能会有人类文明的真正创造性的“高尚”的进步。中国人丧失了老子的“道德”，当然也就丧失了老子的“道”，也即丧失了中国人自己“信仰”的“目标”，而丧失了“信仰”的目标，实即丧失了一切“高尚”“观念”的理由。说白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心灵之中根本就没有了“高尚”，而没有了心灵的“高尚”，就只能剩下心灵的“平庸”，甚至剩下心灵的“卑鄙”。正是因此，中国人的“历史”之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卑鄙”，根本就严重地匮乏任何真正的“高尚”。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根本就丧失了“信仰”的“目标”，丧失了“信仰”的目标，实即丧失了“信仰”的本身，而没有信仰的人，也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有可能变得高尚。中国诗人北岛的两句诗，可以用来归纳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墓者的通行证。”即是说，在这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之中，“高尚”被彻底埋葬了，而“卑鄙”永远通行无阻。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历史》是xx的见证。请问，在孔儒盛行中国之后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之中，我们能够找到真正“高尚”的“人”么？他“高尚”在哪儿？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啦，我亲爱的同胞，我们全都被害了，我们的卑鄙、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愚蠢、我们的孱弱、我们的挨打、我们的频频地成为历史上的亡国奴，等等等等这一切，全都是“独尊儒术”、“尊孔读经”的思想意识泛滥的必然的结局呀！ 有人会说，中国人两千多年来除了孔丘的“儒家”，还有“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啊，难道“道教”和“佛教”也不算“信仰”么？ 认真分析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事实上后来都已经沦为了多神“偶像”的庸俗的崇拜，而与“{jd1}的观念”、“真理”，包括“道”的观念的“信仰”并没有什么关系。到任何一家“道观”或“寺庙”，我们看到的均都只是一座一座的“菩萨”、“神像”，真正在此参与“xx”的人们，也多数都是随机而来，且都只为了各种具体的“功利”而来，他们全都陷在深深的迷信之中而希望获得“菩萨”、“神”们的“保佑”，他们最多只能称之为经常的“香客”，而难以称之为“信徒”，而真正出家为“和尚”、“尼姑”、“道士”的人们却极少。再说，即使“和尚”、“尼姑”、“道士”们本身，也多数是为了“生计”，而并非真正出于“信仰”。刚才也说了，中国的“道教”、“佛教”本身也并不存在任何值得“信仰”的“{jd1}”的“观念”，例如前面所说到的老子的“道”，希伯来人的“上帝”，希腊人的“{jd1}理念”或“真理”。而且还更有一点，无论中国的“道教”、“佛教”，在中国近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之中，全都成了儒家——儒教的附庸。如果说儒家、儒教{jd1}没有“信仰”，那么显然，“道教”和“佛教”也同样没有真正的“信仰”，它们也同样都与“人性”的“永恒的高尚性”的“确认”无关。 中国的“道教”不仅没有真正发扬老子《道德经》的真精神，反而使之成为了神秘主义、庸俗主义、多神主义的“迷信”。中国的“佛教”则成了中国人悲观厌世、逃离人生、期待来世的渊薮。在这种意义上，儒释道三家事实上构成了中国天下（社会）上下其手、互为表里、苟且偷生的反文明、害智慧、丧道德的xx负面的“三位一体”。当然，最坏的还是孔丘的“儒家”，而在“佛教”的原型精神之中毕竟还有“众生平等”和“普度众生”的“真理”；至于“道教”，其实不过是中国“文化”之中的一个“怪胎”，一个“四不像”，既不是真正的“宗教”，也没有形成真正具有“真理”的哲学，而是一个充满了“迷信”、充满了现世反抗情绪、充满了形形色色神鬼xx的中国“天下”离奇的“怪物”。 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对“人性”的“永恒高尚性”（真理）的“确认”，这是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严重证明了的事实。 从21世纪新时代的角度来看，人类“信仰”的“目标”只能是“真理”，既不应该是有神的“上帝”，也不应该是任何具象的有限的“观念”，包括任何人们凭空设想的“观念”，而只能是人类可以逐渐加深认知的“真理”——大自然、宇宙、生命、人类自身运动的经过人类抽象的规律。中国人惟一值得“信仰”的东西只能是老子的“道”，因为老子关于“道”的定义其实就是“真理”和“规律”本身。人类对于“真理”、“规律”、老子的“道”的“信仰”，其实也就是对于人类自身本性的“人性”的“永恒高尚性”的“确认”。xx可以认为，没有对真理的信仰，人类就不可能会有真正高尚的情操。中国人没有对真理的信仰，所以中国人永远地与“高尚”绝缘，所以才会有上述北岛的“诗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愿与我亲爱的同胞们共证，并共醒！！！ 中国人啊，我亲爱的同胞，回到对老子“道”的“信仰”来吧，彻底离弃孔丘及其儒家的毫无“真理”价值的胡诌，让自己成为真正有“信仰”的“人”，让自己真正成为有“高尚”情操的“人”，让自己真正成为有“真理”追求意志的“人”。只有这样的“中国人”，才是真正可能创造中国人自己的新文明的人；只有这样的“中国人”，才是真正准备文明“崛起”的“中华民族”。我深信中华民族的这{yt}，它终将在21世纪最近的20年之中到来。（2010,1,10.） |
郑重声明：资讯 【清水文摘（2010年1月21日）_清水徐徐_百度空间】由 发布，版权归原作者及其所在单位，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企业库qiyeku.com)证实，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若本文有侵犯到您的版权， 请你提供相关证明及申请并与我们联系（qiyeku # qq.com）或【在线投诉】，我们审核后将会尽快处理。
—— 相关资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