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日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越是名校越成为“重灾区”。 “官博士”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关键在于官与学之间形成了一种利益链条。一方面，高校看中官员手中权力背后的资源，从“公”的层面，各级官员可以给高校带来各种政策帮助和财政支持；从私的一面讲，教授招收官员做博士，能为自己带来类似申请科研资金等方面的方便。另一方面，官员们遵循了“学而优则仕”的古训，认为学历越高升迁越方便。

　　当下，官员博士批量生产挤占了本来就稀缺的名额，大大增加了其他人考取博士的难度，许多真正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学子只能望洋兴叹。更为严重的是，倘若一个国家的{yl}大学的博士学位都被大量官僚所占据，则不能不说国家、民族之创新和前途堪忧了。

　　如何杜绝这种危害国家前途的现象呢，笔者认为首先是要遏制高校和官员“合谋”的渠道和动机。对高校来说，博导们手中的招生权力应有必要的制约。目前，官博士一般集中在人文社科领域，专业课成绩以及对考生的学术能力评估xx由导师说了算。这样的话，一些博导恐怕难以做到自律。而对官员来说，政府应适当变革官员绩效以及任职等各方面的评估体系，要看真正的学术能力或演讲才能，而非一纸xx。

　　其次，学术制度的大环境建设和外部舆论监督的跟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欧美等发达国家乃至我们的港澳地区借鉴经验。

　　在学术制度上，美国对博士学位的授予是相当苛刻严厉的，如果你想“混”一张博士xx，那简直是做梦。我们的高校在学位授予上过于宽松了，形同走过场。众多明星、官员都能轻易获得高等学位，就可见一斑。中国高校应实行严进严出政策，对博士论文的评估一定要严格审查，让那些不学无术的人根本无法考取，也无法毕业。若此，不少社会名流和官员就能自动望而却步。

　　舆论监督也是至关重要的。香港地区的大学很少有这种官博士现象，主要因为舆论监督起到了关键作用。别说是招官员做正规的博士，就连香港某大学授予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荣誉博士学位，都被香港媒体和民众痛骂。所以，{zh0}的办法就是让媒体把所有招收官员作为博士的博导和学院的信息公开，接受公众的质疑。因为，无论高校还是官员，都是公共服务部门及其人员，在这种事关重大的问题上，他们有义务接受媒体和民众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