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庄事件远没有落幕的今天，评论得失尚为时太早。但从现有的情况看，李庄能有今天，也确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首先，残缺的法制环境造就了祭品李庄。

    尽管建国已六十周年，尽管恢复律师制度已三十周年，但中国的法制环境还远不如人意，法律人艰苦{zy1}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公权至上的现状。《律师法》遭遇尴尬就是充分的证明。按《律师法》的要求持三证无障碍会见嫌疑人、被告人的美好设定远没有实现。全国只有少数两三个省市的部分地区行得通，绝大部分省市律师对此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都无法实现，更不指望其它权利了。

    试想，李庄倘若能xxx的自主调查取证，证人也可以自主作证，他何必要百般谋划证人出庭，何必安排他人贿买证人；倘若李刚能轻松自主的会见龚刚模，他何必要和奉命陪同警官大吵大闹，又何必用肢体语言、表情语言对被告人暗示；倘若刑讯逼供在中国早已绝迹，他何必要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谋求法医鉴定？倘若能象某些发达国家那样，法律规定辩护人不在场，不允许对嫌疑人进行审讯，那李庄现象将永远不会出现。

    总之，是特殊的法制环境造就了李刚。即使李庄构成犯罪，也是被逼良为娼。

    其次，重庆的打黑斗争需要李刚为祭品。

    对于重庆的打黑，毋庸置疑是大快人心的，得到了包括十五万律师在内的全国人民热烈支持和坚决拥护。但打黑不能乱打，更不能黑打。

    在重庆打黑的前期，已经出现辩护律师的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问题。打黑的决策者和执行者，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对律师参与打黑斗争的排斥心理，认为律师是打黑斗争的绊脚石。随着打黑斗争的深入，大量案件的诉讼环节都有律师参与，众多的外地律师，特别是北京律师的不断涌入，给重庆司法机关形成了不小的思想压力。其实对重庆司法机关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是锻炼队伍、提高队伍素质的良好时机，应当变压力为动力，面对挑战、抓住机遇，把业务水平进一步提高，案件办的更加扎实，使其经得住历史和时间的检验。

    然而，重庆司法机关没能抓住机遇、完善自己。相反，却选择了杀一儆百的盲目决策。

    正在此时，李庄恰如其分的及时出现了。于是，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再次，李庄自身的性格弱点，奠定了自己的祭品命运。

    众所周知，李刚无疑是一位优秀的刑辩律师，思路敏捷、敢辩善变是其突出的优势，也确实成功办理过诸多重大刑事案件。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过于强悍，就显得锋芒毕露；狂傲不羁，就容易个性张扬。

    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这是对人xx展轨迹的准确概括。李庄也不例外。

    就本案来说，会见时面对xx的强行参与，如果李庄处理的再婉转些；和被告人及其亲属的交谈李庄如果再谨慎些；和警官、法官的交流、沟通李庄如果再谦虚些，对外界的表达、表述、表现李庄如果再低调些，一切都可能不会发生。尽管重庆打黑需要祭品，进去的也未必是你李庄。

    李庄啊，李庄，一位有诸多缺点的优秀刑辩律师，逃不出性格决定命运的客观规律。虽然你最终必然是无罪的，（只是时间问题）。但由于你桀骜不羁的个性，为这畸形的刑辩体制付出的代价未免太高了。在中国法制进程中，你只是祭品而不是丰碑。如若确似你所说的那样，能“用自己的自由，换取法制前进一小步”的话，大家会向你致敬。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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