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饮食民俗的特点,一般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饮食事项本身内在的属性所显示出来的;一是饮食事项在时间、空间及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综而言之,它一般具有人类共通性、民族性、阶级性、历史性、地方性、传承性、变异性、集中性等特点。
一、人类共通性
所谓人类共通性,即是不同肤色、不同国别、不同民族的人的饮食都是遵循一定的习俗惯制的,没有人能够不饮食,也没有人能够长期实行与族众不同方式的饮食。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饮食是维持人的生命的基本前提,是人们恢复体力、补充营养、增进健康的生理需要。不论时代——采集经济时代、渔猎经济时代、畜牧经济时代、农耕经济时代或是大机器工业生产时代;不论年龄段——从出生到死亡,任何人都必须饮食,都是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饮食的。二是在各民族文化交流与传播过程中,一些民族化的饮食习俗逐渐为他民族所接受并被转化为国际化的习俗,成为人类共有的民俗事项。如汉朝时对游牧民族“羌煮貊炙”食法的接受;如分餐制逐渐以其科学性而取代集餐制;如牛奶因其营养性而逐渐得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认可。
二、民族性
所谓民族性,即是不同民族间的饮食习俗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它包涵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同一种饮食事项在不同民族中具有不同的特点。如同为饮茶。白族饮的是“三道茶”、藏族饮的是“酥油茶”、蒙古族饮的是“奶茶”,这些茶的制作原料、制作方法、饮用方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如白族是先将小砂罐放在火盆上干烤,烤热后,再将茶叶倒入罐中,然后边烤边摇动,待茶叶略呈黄色时,即冲入微量的沸水。沸水倒进茶盅后,再在茶盅中冲入少许开水,即可品尝。此时,砂罐内再倒满开水,稍微煨烤一会后,再斟一轮。每斟一轮称一道。一般斟三道,故俗称“三道茶”。三道茶的茶味各有特色:头苦、二甜、三回味[1]42。藏族是用砖茶加少许土硷,熬成很浓的茶汁,倒入一个高约1米、直径约10多厘米的木质桶内,再加上盐巴和酥油,用一种活塞式的棍轴在桶内上下冲击,使水油交融。打好后倒入陶质茶壶里,放在文火上,随时可饮[1]41。蒙古族是将红茶用铜壶煮沸,过一夜,第二天把澄清的茶水倒入木桶,用木塞上下捣动,直到把浓茶捣成白色,然后倒入锅内,加入牛奶、羊奶或骆驼奶及黄油、葡萄、蜂蜜、食盐等,煮沸后即可饮用[1]41。二是指不同的民族生活中有不同的饮食民俗事项在传承,即只有这个民族有而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独具民族特色的饮食习俗。如景颇族的“麂血饭团”和布朗族的“剁生”。景颇族族人猎获麂子后,立即淘米用竹筒煮饭,饭煮熟后,便把麂子剖开,将护心血倒入饭盘里,再放入姜、葱、蒜等佐料,趁热揉拌捏成团,即可食[1]44。布朗族人则是选取猪和兽的里脊肉剁碎,拌以猪血,将橄榄皮捣成粉末,用淘米水去掉涩味,配上酸水、盐巴、辣椒粉等佐料,便可生食[1]45。
三、阶级性
所谓阶级性,即是不同阶级在饮食民俗上所表现出的不同的特征。它包涵有三层意思:一是饮食民俗的内容不同。如桓宽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所记述的当时的富贵人家的饮食要比普通百姓xx得多。其载:“今富者逐驱千罔置,掩捕麋毂,眈湎沉酒,铺百川。鲜羔(羊兆)
,几胎肩,皮黄口。春鹅秋雏,冬葵温韭,浚芘蓼藓,丰薷耳菜,毛果虫貉。”[2]
二是饮食民俗的繁简程度不同。如同为清朝,宫廷的春节饮食要比普通百姓的繁褥、华贵得多。《清史稿》载:
“是日已刻,内外王、公、台吉等着朝服集太和门,文武各官集午门。设御宴宝座前,内大臣、内务府大臣、礼部、理藩院长官视设席。丹陛上张黄幔,陈金器其下,卤薄后张青幔,设诸席。鸿胪寺官引百官入,理藩院官引外藩王公入。
帝御太和殿,升座,‘中和韶乐’作,王大臣就殿内,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官就丹陛上,余就青幔下,俱一叩,坐。赐茶,‘丹陛大乐’坐,王以下就坐次跪,复一叩。帝饮茶毕,侍卫授王大臣茶,光禄官授群臣茶,复就坐次一叩。饮毕。又一叩,乐止。
展席冥,掌仪司官分执壶、爵、金卮,大乐作,群臣起。掌仪司官举壶实酒于爵,进爵大臣趋跪,则皆跪。掌仪司官授大臣爵,大臣生自中陛,至御前跪进酒。兴,自右陛降,复位,一叩,群臣皆叩。大臣兴,复自右陛升,跪受爵,复位,跪。掌仪司官受虚爵位退,举卮实酒,承旨赐进爵大臣酒。王以下起立,掌司仪司官里授卮,大臣跪受爵,一叩,饮毕,
受爵者退,复一叩,兴,就坐位,群臣皆坐。
乐止,帝进馔,‘中和清乐’作,分给各筵食品,酒各一卮,如授茶仪。乐止,蒙古乐歌进。毕,满舞大臣进,满舞上寿。对舞更进,乐歌和之。瓦尔喀氏舞起,蒙古乐歌和之,队舞更进。每退俱一叩。杂戏毕陈。讫,群臣三叩。‘大乐’作,鸣鞭,‘韶乐’作,驾还宫。
”
[3]三是饮食的风尚不同。即某种饮食习俗只在某一阶层的某一群体中盛行。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成员崇尚服用“五石散”。而服用此药,不仅花费巨大,而且还要有一定的规定程序。服药之后,往往通身红热,不仅要行走发散,而且还要用冷水浇身。因此,下层人士几乎不能问津,也不会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