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记者：
除了您刚才说到低碳展示之外，这次世博会要打造一个“低碳世博”，除了这个低碳展示馆之后还有什么措施？第二个问题，前一阵子网上有流传关于，还有“”，请问这两件事和这次世博打造“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是有相冲突的地方？
关于低碳世博的措施问题，我们在筹办世博的时候就提交了关于上海环境保护的报告，联合国环境署作为第三方，独立地发布了上海世博会环境评估报告，联合国环境署和我们共同制定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绿色指南》，根据我们的研究，在专家的指导下，在低碳、绿色世博的实践上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比如世博园区有38万平方米旧厂房改建成为展馆和其他基础设施。在世博园区有4.6兆瓦太阳能发电机组容量，是全国目前{zd0}、最集中的装机容量所在地。整个园区的灯光设备大量采用节能的LED光源，我们空调大量使用了江水源和地热源热耗。园区的公共交通系统采用的是电动汽车、超级电容汽车和清洁能源汽车，实现“零排放”。
洪浩：
在中国馆、主题馆、世博中心、演艺中心等大型建设上都建立了雨水收集系统，这些雨水通过沉淀和过滤之后，能够基本满足园区的环境卫生清扫和绿化灌溉需要。园区里还有一平方公里的绿化和公园，占整个园区围栏区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我们采取这一系列措施之后，专家们对我们作了预估，估计世博会开幕以前一直到世博会结束以前，整个采取的措施能够抵消世博会的碳排放的60%-70%。我们正根据专家建议采取进一步的改善措施，努力工作，力争在四到五年之内能够实现碳平衡。
洪浩：
此外，我们在世博会上为低碳展示创造条件。除中国馆有低碳的展示外，主题馆、城市{zj0}实践区以及一些重要的外国展馆都有一些低碳的展示，来展示他们在低碳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从现在起一直到世博会举行期间，我们还将举行一系列低碳活动，这些活动包括鼓励大家能够节约能源，养成一些好的生活习惯，能够积极地投入到减碳的活动中去，我们将尽全力为实现“低碳世博”的目标而努力。
这位记者刚才提到“世博期间不准穿睡衣上街”和“雷人英语”的问题，我首先说“雷人英语”的问题，我不知道哪个标准算是“雷人”，我们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举个例子，在二十世纪初，我们专门对上海的英语标识进行过一次研究，我们当时也希望所有用英语标识的东西能够标准化。后来我们研究发现，可能美国有关标识英语和欧洲有关标识英语也不一样，比如化妆间的标识都不一样，后来我们研究，是不是用图形标识更适合一些，通用性更强。后来发现图形也不xx一样，有画烟斗的，有画人的，有画高跟鞋的等等，都不一样。
杨雄：
同时，我们在很多地名、标识的翻译上确实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所以我们也组织了很多专家，包括很多学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帮助我们找。同时联系历史，上海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洋泾浜”英语，在一段时间非常流行，大家现在觉得“洋泾浜”是一个很好的文化遗产，“洋泾浜”英语丰富了很多词汇，比如讲“水门汀”等等都是外来语，丰富了我们的语言。
王锦珍：
我插一句，有的现在大家逐步接受了，比如说“很长时间没见”，现在英文大家多接受“long time no see”。
杨雄：
{dy}，标识、标志一定要标准化，因为要给人家指路，指错了不行。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宽容一下，不能都是标准的伦敦音、标准的牛津音。我们为了便于大家跟内外交流，只要大家听得懂，有些语言上的东西还是让它有自我发展的过程，有一个相互交流的过程，可能更好、更丰富。
第二，我想说说“世博期间不准穿睡衣上街的事情”，实际上这个现象是在上海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一种普遍现象，这个现象已经在慢慢演变。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可理解，穿着睡衣上街，但是这个有点文化现象，也有点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当时上海的住房条件比现在要差得多，当时人均居住面积大概也就是三四平方米或者五六平方米，居住条件相当差。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讲这个问题，当时居住面积太小，也就是一间卧室，没地方换衣服，所以上街没办法，只能穿着睡衣上街。
杨雄：
另外，我记得我小时候是不穿睡衣睡觉的，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一部分富起来以后，现在条件改善了，发现可以穿睡衣睡觉，也是生活质量提高的一种标准，也是带有一种炫耀的意思。这是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研究的结果，我觉得很有意思，也一定程度说明这个现象当时有它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实际上这个情况随着上海的发展、城市的改造，大家收入条件的改善，这个现象实际上比当时已经大大改善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某些区域、某些地方还有一些这样的现象。但是我觉得对这个问题要通过宣传、教育，希望大家了解这样做不合适。我觉得我们也要有一点宽松，不要把这个事情觉得有什么大不了，随着文明程度的发展，大家会逐步改变这种生活习惯，或者过了几年以后，特别是通过世博会，大家看了世博会以后觉得自己这种行为不合适，会改掉不好的习惯，我觉得世博会的作用就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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