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提交日期：2010-1-19 2:10:00 | 分类: | 访问量：8

三•蚕丛之神
 蜀山氏在瓦屋山一带享有非常优越的生活条件，水源丰富，食物不缺，居住宽敞。{wy}感到不足是衣着，树皮和蓑草的确太粗糙了。于是，如何改善衣着，成为一个重大攻关项目摆在全氏族的面前。
 蜀人养蚕取丝，经历了两个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蜀山氏阶段，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男人上山狩猎，或入水捕鱼，妇人则在竹林中采笋。女人心细，发现了有一种虫，使人感到毛骨悚然。但是，这种虫会吐丝，做成茧壳，把自己包起来。她们把这些茧壳带回山洞里，堆积起来，睡在上面，也像蚕虫一样，把自己包起来，真是舒服极了。大概又经过了几十上百年的探索，才找到了一种把茧壳撕开或捣松的方法，这样可以使数量有限的茧壳成倍增长。以后又渐渐学会了抽丝，就更能发挥蚕茧的作用了。这时所取的丝，与其说是蚕丝，不如说是虫蜀丝，工作十分艰苦。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中有这样的描写：“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非常形象，荒郊野外，一群女子，跪在树下，抽取蚕丝。男人们哪里去了呢?“渔者持鳝，妇人拾蚕”(《韩非子•内储说》)，男人下河打鱼去了，原来这是分工不同。
 由于蚕茧的广泛使用，分散在树林中的野蚕寻找起来很不容易，而且数量极少。人类开始运用自己的智慧，把蚕虫集中起来，让它们在竹丛或树丛中结茧，这样既可减少蚕虫和蚕茧的自然损失，又可省去到荒野中拾茧的劳作，因而产茧量大大提高。这种蚕是经过对魙蠋的改造而形成的，两者有很大区别，正如《淮南子•说林训》所说：“蚕之与蠋，状相类而爱憎异。”妇女们见到蚕虫，感到很可爱，再不象从前“见则毛起”(《韩非子•内储说》)了。这是蜀族养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大飞跃，也是中华民族养蚕史上的一次历史性大飞跃。从这时起，蜀山氏已不再是原来的蜀山氏了，{zx0}发明集中养蚕的蜀民开始独立出来，称他们为蚕丛。丛者聚也，自聚为集，被聚为丛。蚕虫被蜀人聚集起来喂养，是以蚕丛为名。随着养蚕水平的提高，蚕丛氏繁荣富强了，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些大富大有的蜀民，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宗，没有忘记自己是蜀山氏的一部分，仍以国号蜀，是为蜀国。
 蚕丛之国在什么地方，是怎样立国的，史无定论，以至于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慨然叹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蜀道难》)蚕丛氏所居之地，据《古文苑•注》引《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是指蚕丛氏早期尚未立国，与蜀山氏有着直接继承关系，仍是一个较为原始的氏族部落，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再是“无常处”，而是“居”石室了。蒙文通先生认为，蚕丛氏从岷山下居低湿之地，先在青衣、临邛一道何谷，“蚕丛建国亦在此”(《巴蜀古史论述》第82页)。这一带不仅有以瓦屋山为中心的良好居住条件和捕食条件，而且可以就近从临邛获得盐水，以提高原始人群的生命素质。原始氏族之立国，不是后来意义上国家制度和国家机器的建立，而是指蜀人发展到蚕丛氏阶段，已不是一个分散的群龙无首的氏族，开始成一个有主有从的整体。这个整体可以在君长的带领下，进行群体活动。宋代黄休复所说，“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茅亭客话》)，正是这个意思。所谓“民无定居”，是指尚无单独立户，一个氏族集体行动。蚕丛氏立国之后，并非始终停留在一个地方，而是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大他们的活动范围。可以这样推测：蚕丛氏先在青衣河谷即瓦屋山一带的石室中居住，后来逐步向眉嘉平原发展，把他们的蚕桑事业推向了以今青神县为中心的川西大平原。
 养蚕取丝，是蜀人的专利。当蜀人生产的蚕丝有了剩余，便用来和周邻地区的氏族部落进行交流。据考古证实，大约距今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我国先民已经懂得养蚕并利用蚕丝了。到了商代，养蚕业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在甲骨文中不仅有“桑”、“蚕”、“丝”、“帛”等字，而且有从桑、从蚕、从丝的文字多达100多个。就当时的文字水平而言，如果养蚕业没有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是很难会有这么多的文字来记载的。蜀是最早发明养蚕的氏族，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养蚕和纡绸国家，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保持着{lx1}地位，公元前的希腊著作中，把中国称做“塞勒斯”(Seres)意思是“蚕丝之国”，就象中原国家把蜀称为“蚕丛”一样。
 蜀族是从蚕丛氏开始发迹，繁荣富强起来的。蚕丛氏继蜀山氏之后而兴起，是对于古蜀文化的承前启后继住开来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太平御览》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神化不死。其民亦随王化去。”神，即君长。蚕丛国之君长，即青衣神。相传蚕丛虽是一国{zw}，却从不养尊优。为了教会百姓养蚕取丝，不辞辛劳，四处巡察，发现问题，现场办公，及时解决。经他亲自指导之后，桑树长得特别快，桑叶又大又嫩，蚕爱吃，蚕也长得好，吐的丝又多又白。因此，百姓们非常敬重他，见他每次出行，总是身穿青色衣服，便亲热地称他为“青衣神”。这一传说告诉我们，蚕丛是在生之神，不是死后才被奉为神的，从而进一步说明，青衣神就是蚕丛之国的君长。
 蚕丛所着青衣，一种说法是用蚕丝织成的青色衣饰，但就当时生产力水平而言，有无可能将丝织品染成青色，尚值得怀疑。另一种说法是用牦牛毛绩织的本色褐布为衣，呈淡黑色，蜀人视此为青色，故称青衣。此说较为可信。进入瓦屋山区，或在山寨，或是逢场赶集，总能见到一些着装很特别的老年人。他们头上包的头巾，身上穿的斜襟衣，和道观里的道士道姑穿的道服颇有相似之处。据说这是古羌族的习俗，源于古蜀蚕丛。
 《全汉文》卷五十三引《蜀王本纪》说：“蜀之先，称{wz}，有蚕丛、柏灌、鱼凫、开明，时人萌，椎结，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所谓“人萌”，是草芽比喻人类的原始阶段；“椎结”，即将头发盘成巴巴簪；“左衽”，即衣襟在左边。蒙文通先生指出，椎结、左衽，为古蜀人之标识。今瓦屋山区着青衣之老人，主要是女性，还保留着头梳巴巴簪，衣襟也在左边的习俗，可见古风犹存。
 史前人类居住在山洞里，冬暖夏凉，是地神庇护的结果，走出洞口，失去了地神的保护，所以冬天冷得发抖，夏天热得流汗。后来，人们发明了衣物，穿在身上，走出洞口，照样有了“地神”的保护。人在野外，太阳暴晒或寒风吹袭，会感到xx，甚至一病不起，这是天神的威力所致。为了遮避天神的惩罚，人们又发明了头巾。头巾为天，衣襟为地，人在其中，是为天、地、人三才合一。自古以来，包头巾，穿衣襟，不足为奇。而瓦屋山区老年人至今还保留着头包青布帕，身穿青色斜襟衣的习俗，却不多见。
 蚕丛开创了养蚕取丝的伟大业绩，使蜀人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蜀王本纪》说：“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后皆仙去。”当蚕丛仙“仙去”之时，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敬仰哀思之情，在瓦屋山这座庞大的xx祭坛上，举行了最隆重的葬礼。按照蚕丛氏的尚五精神，对应天上五斗，地有五方，在中方设主祭场，在东、西、南、北四方设“圣德”、“薄山”、“遣福”、“万安”四个分场，将整个瓦屋山组成一个完整的“青羌之祀”，巫师们为他唱起颂词，极力表彰蚕丛的一生功德，画符念咒，请神劾鬼，为蚕丛的灵魂升天开辟道路。这套丧葬仪式，经过巫师们的不断加工，后来为道教采纳，蚕丛因此由民俗创业神变成了道教青衣神。后人为了纪念蚕丛，把他的出生地叫做“青神”，即今眉山地区所辖青神县。今青神县之地和洪雅瓦屋山一带，在秦汉时代，曾同属南安县辖，自古以来桑蚕极为发达。在这一带，关于青衣蚕丛教民养蚕取丝的故事，世代流传。
 蚕丛教民养蚕取丝有功，因而被尊为蚕神，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后世对蚕神的崇祀，在蚕神庙中却看不到蚕丛神像，所供蚕神像，只有马头王，又名马明王，很多人不得其解。古蜀人对蚕虫的观察是非常仔细的，并且将蚕头和马脸进行比较，发现两者脸面极其相似，由此而形成了一个离奇的传说故事：
 太古之时，有远征之人，家有一女，并白马一匹。其善养蚕，远近闻名，被称做“蚕姑”。有{yt}，年迈的父亲被被强人掳走。蚕姑思父，骑上她家的大白马，四处寻找，找了几
天几夜没有结果。蚕姑十分悲切地对大白马说：只要你能找回我的父亲，我情愿嫁你为妻。这匹马居然很通人性，听了蚕姑的话，长叫一声，然后以面部贴近蚕姑胸前，好象在问：“此话是否当真。”蚕姑也也明白了大白马的意思，非常真诚地说：“姑娘一言既出，绝不反悔。”于是，大白马脱开缰绳，仰天长啸，蹬开四蹄，朝荒野中奔去。第二天，大白马果然驮着蚕姑的父亲回来了。蚕姑为了履行诺言，梳洗打扮，准备同大白马成亲。可是，蚕姑的父亲坚决不同意自已心爱的女儿嫁给白马做妻子。大白马和蚕姑心里都很难过，整天愁眉不展，不思饮食。{yt}夜晚，白马居然企图强行与蚕姑又成亲。父亲大怒，恨心将大白马一箭射死，把马的皮子放在室外曝晒。蚕姑走到马皮跟前，用脚踹着马皮，非常哀惋地说：“谁让你太心急，自己讨死!”恰在这时，马皮骤然立起，向蚕姑扑来，将蚕姑的整个身体裹住，一起飞走了。父亲紧追不舍，没有追上。十多天以后，发现马皮在一颗桑树上，“其女化为蚕，食桑叶，吐丝成茧。”(《蜀中广记》引《仙传拾遗》)因此，人们视蚕为女儿和白马的化身，建白马庙以祀蚕神。
 蚕姑化为蚕虫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值得深思的信息。首先，一个远行之人，当是外族来蜀之人，大概就古羌族人。其次，蚕是由女儿变的，说明养蚕技术的发明，同母系氏族有密切关系，这和蚕丛氏所处的时代是一致的。再次，蚕姑和大白马结合而为蚕神，比拊为古羌和古蜀两个氏族的融合。古羌民族善养马，古蜀民族善养蚕，二者结合在一起，可谓比翼齐飞。由此可知，白马庙、马头王、马明王等都是对蚕神的崇祀，是由纪奠蚕丛演绎而来的。瓦屋山附近的汉源县古时即建有白寺，应是祀蚕神之所。后人却称三国时庞统所骑之马飞到这里，故立庙，就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了。
 后世对青衣神和蚕神的祭祀相当普遍，而以瓦屋山区最为特别。瓦屋山的三星洞，相传为蚕丛青衣神居住的地方，也是后人祭祖之地。所谓三星，即古星象学中的天乙星，又称天一星，由三颗明亮的星星组成。在原始宗教的五斗神中，天乙星为中斗，是{zg}星神。三星洞与天乙星相对应，意为天下之中，理应受到四面八方朝拜。后人在三星洞附近建“遣福寺”崇祀青衣神，寺旁又有晴雨洞，相传是青衣神掌管和预报气象的地方，意思是说，蚕丛先祖永远在为后世造福，即所谓“遣福万安，圣德簿山”。 蚕丛作为一个氏族，历数百年，所创蚕桑事业不断发展，由南而北，遍及整个川西大平原，并且发展到岷江上游河谷之地，留下许多遗迹，有蚕陵，秦汉之际设蚕陵县。蚕丛墓不只一座，这是肯定的。《华阳国志》云：蚕丛“死，作石棺石廓。”任乃强先生对此说颇有微词。岷江河谷的蚕丛墓是蚕丛后世之墓，但不是石棺石廓。瓦屋山有“七椁山”之称，为蚕丛祖墓，但不在鸳鸯祠。然而蚕丛墓之标志赫然，笔者于92年在山上考察时亲眼所见。那时虽然没有引起更多的人注意，但有录像并记诗一首。诗云：“蚕神不知何处去，丛林深处问老君。古树啼血花二度，暮观神灯待天明。”
 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动虽然神秘，但在今人看来，却又非常简单。从三星堆遗址发掘出的玉石器、象牙、象骨及其他动物骨渣，有着明显的烟熏火燎的痕迹。研究者们认为，这是长期的燔燎祭祀的产物。燔祭是一种火葬的祭祀仪式。人死后，放在柴草之上，加以金、帛、玉器、动物等培葬品，架起柴草，用火焚烧。燎祭是用柴火焚烧祭品对天、地、祖先的祭祀。燔祭或燎祭又分为坑祭和坛祭，三星堆则是二者兼备，既有祭祀坑，又有祭坛。三星堆遗址内原有三个黄土丘，故名“三星堆”，实为古蜀王的祭祀场所。
 人工夯筑土墩或土台作为祭祀之用，是成都平原古蜀文化的一大特点。考古工作者在川西平原接连发掘了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崇州紫竹古城以及郫县古城、双河古城，经过对其遗址遗存的科学检测，初步断定为距今4300—4500年左右的文化遗存。由于新津宝墩古城具有一定代表性，按照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惯例，专家们把这一系列具有独特内涵的古蜀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江章华等：《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遗址群—宝墩文化初论》，载《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4期)。专家们将宝墩文化同周邻地区文化进行比较，发现宝墩文化是一个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方性文化，与同一时期周邻地区其他考古学文化有非常明显的区别，首先同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别很大；其次与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和魏家梁子文化判然有别；同川东及川东北丘陵地区的考古文化也不相同。专家们在将宝墩文化同三星堆文化进行比较时，惊奇地发现：在月亮湾内城墙下面新发掘出的石器、陶片等，与宝墩文化同时期遗物相同，因而证明三星堆文化前身乃4000—4500年的宝墩文化。三星堆的“堆”，也是一种土墩。按照古代星象学的观点推测，所谓三星，即天乙星。天乙星是为三星，在原始五斗米道的五斗之中，位居中央，是为中斗。三星堆即本人着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据天乙三星夯筑的土台。这种土堆或土台，是一种建筑形式，“祭坛”则是它们的社会功能。《说文解字》称“坛，祭坛场也”，“场，祭神场也”，对这种独特的建筑物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宝墩”虽是一个地名，“宝墩文化”虽以古城为标志，但其内涵却是原始宗教祭祀文化。如果以宝墩文化作为作为祭祀文化的代表，那么，成都的武担山和羊子山土墩也应包括在内。
 五担山在今成都北校场内。据《蜀王本纪》载：“武都人有善知蜀{wz}，将其妻女适蜀。居蜀之后，不习水土，欲归。蜀王心爱其女，留之，乃作东平之歌以乐之。”蜀王的这个爱妃不堪后宫的寂寞，最终还是与世长辞了。“蜀王哀念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武担山为蜀开明王朝墓地，蜀王爱妃葬在这里是很有可能的。武担山在明代还保留着蜀王庙和祭祀石坊，今虽日深年久，当年土台仍依稀可见，其土质与成都土质显著不同，足见确系从他处运土建成，是为祭祀之所。
 羊子山土墩在成都驷马桥以北，今已不存。所幸西南博物馆于1953年进行过测绘，当时高度尚有10米左右，直径在约为160米，出土的陶片等物与三星堆、十二桥基本相同，由此可判断其建筑年代应在西周以前。当得和测绘工作者在“清理报告”中说，羊子山土墩的社会功能“当是观望、或者集会、祀典之所”。用于观望或集会只是一种可能，在那“国之大者，祀也”(《尚书》语)的时代，用于祀典应该是肯定的。祭天祭祖祭神乃国之大事，所以无论一个氏族或一个国家，都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或财力，用于筑墩或筑台，作为祭祀之所。这在华夏其他地方也有考古发现，如辽宁西部凌源、建平间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曾发现坛、庙、家配套建筑遗址，在浙江余杭瑶山山顶也曾发掘出一处良诸文化的祭坛，为边长约20米方形土台。这两处土坛遗址都比羊子山为早，大约与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同时。
 人工筑坛作为祭神之所，这是生产力水平有了较高发展之后才出现的。那么，在这种人工土台建筑被发明之前，古人行祭祀之礼，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场所进行的呢?那就是在自然界寻找xx祭坛，如巫山的阳台等。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的行为是受人的意识支配的，人工夯筑土墩，必然是先有土墩这种概念意识，然才有可能按照这种土墩的概念进行夯筑。而这种土墩的概念，不是古人头脑中固有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古人根据对自然界的长期观察，按照自然界的土墩样式仿造的结果。自然界的土墩不计其数，但是，古蜀所见最早和{zd0}的土墩莫过于瓦屋山。当类人猿在这个庞大xx的土墩上生活和举行祭祀仪式的时候，海拔高度低于瓦屋山的大大小小的土墩，还沉睡在汪洋大海之中。“宝墩”为一地名，实际上是人们给土墩取的一个雅号。瓦屋山形似一个庞然土墩，堪称天下{dy}宝墩，是最理想的xx祭坛。
 史前蜀山氏为蜀地土著民族，“崖栖”于瓦屋山一带之“凹腔”之岩，为传说中的“娲屋”。原始人类通过对所居之处的长期观察，并在其上举行祭典，从而产生了以xx台地为坛的意识。以致迁徙到平原之地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出现了仿自然界的台地，实行人工筑台，以代xx祭坛。由此说来，古蜀文化的走向，不是从西北向南发展，而是从南向北发展。
 古蜀文化的发展趋向，是巴蜀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代羌史研究者把羌族历史和古蜀传说联系起来，认为是氐羌民族从西北康藏高原沿岷江河谷南迁，逐渐发展成为强大的蜀国。巴蜀史研究者，大都也持这种观点。
 在关于古蜀文化走向的诸多论述中， 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先生的观点可谓智高一畴。早在1980年，文通子婿蒙默和李有明秉其旨意整理出版了《巴蜀古史论述》一书。书中提出了青衣江流域是蜀文化发源地的重要论断。蒙氏运用《山海经》、《禹贡》等文献资料，对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流域的山和水详加考订，认为蜀之先民从岷山下居低湿地区，“可能先在青衣、临邛一道的河谷里”，《山海经》、《禹贡》等文献对临邛、青衣、严道之地的山水“详为序列”，表示这一地区在远古的重要，明确指出“这一地区可能是蜀文化的发祥之地”，并说“蜀文化的开始是在这一地区，而成都平原反是第二步的发展。”蒙氏这一重要观点之所以没有得到研究者们的认同，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完成对蜀山的定位考察，缺乏有力的逻辑支撑。
 随着三星堆史前古城和成都平原其他古城遗址的发掘，蒙氏高论的正确性日益凸现。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蒙氏所说的临邛、青衣和严道地区，正好成一三角地带，而瓦屋山则是这一三角地带的中心所在。古蜀文化从这里向川西大平原发展，形成了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宝墩文化，继而在三星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古蜀文明的形成。由于高山文化渐次向平原文明演进，古蜀文化的重心向北转移，但是，在三角地区形成的早期文化积淀并未xx消失，当平原文化遭到外力重创之时，它又以一种新形式表现出来——五斗米道在这一地区原始宗教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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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日期：2010-1-19 星期二(Tuesday)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