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路(弟弟的出生)

那次“灾难”以后一直到母亲第二次怀孕这之间的生活细节我毫无印象,不置可否的是,四季在更替,日夜在轮转,我在时间滚动的轮轴下接触探索着周边的一切事物。

         母亲怀第二胎的时候计划生育施行正盛,自然弟弟的出生是颇费周折的。记忆中,在母亲临产前的几个月,我们一家人总是在不停的更换住所,舅舅家,姨妈家,姨妈的邻居家......胆战心惊,躲躲藏藏,估计抗战时期的地下党也不过如此。我当时并不能感受其中犹如逃亡的紧张氛围,只是觉得有母亲在身边,有吃有喝就好了。

       ‘逃亡’的日子中,有两个记忆片段是相对比较深刻的。

         一个是在我们镇隔壁的大陈镇(现在是全国有名的衬衫之乡,‘能达利’衬衫,‘浪莎’袜业都出之这里)的姨妈家里。姨妈和姨夫是地道勤劳的农民,在自家地里经营大片的茶叶,李子树,桃子树还有池塘里的莲藕等等,在我印象中他们家总是黑乎乎的,拥挤的堆放着各种农用工具,各种破旧的衣服总是舍不得扔。我和母亲躲在他们家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也是黑乎乎的堆满很多东西,父亲还是每天去石矿上班,下班了过来看我们。我几乎每天和母亲待在一起,玩农村里的小游戏,累了就躺在她身边睡觉,渴了就一个劲的喊‘WA‘,这是我那会呀呀学说话时特有的语言,把水叫成‘WA’,想吃糖了就喊‘MAJI’,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种糖,农村里每到快过年的时候都会有人走村窜户的爆米,把米和糖精放到一个罐子里然后在火上摇,火候足了一声‘嘭’响,香脆的爆米花冒着热气从那个罐子里爆出来,小孩们总会冲上去直接把头埋进去吃个够,因为晚上就要做糖了。做糖好像也有仪式,要请一个专门切糖的师傅,必须在晚上的几点关上门,把红糖在锅里熬成糖浆,然后把熬好的糖浆洒在爆米花上搅拌,接着把搅匀的爆米花倒在一个四方的木框里面固定,压平,等冷却之后就可以切成片,装入袋子,一般可以吃到第二年夏天。‘WA’和'MAJI‘和那个黑乎乎的二楼小屋对我印象极其深刻,母亲至今也会不时提起我那时候属于自己的语音'WA'和'MAJI’。

         第二个稍清晰的印象则是在镇上的医院里。1988年的夏天,晚上后半夜的医院,我不清楚母亲到底出了什么事,哭天喊地的被医生用医疗床推进了手术室,我在医院灯光昏暗的走廊里也一个劲的哭,父亲则一直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时不时得过来劝我别哭了,我马上要做哥哥了,但我还是‘妈,妈’的喊个不停。也许是哭累了,后来就躺在走廊的长凳上睡着了,弟弟是几时生下来的,生下来之后爸爸是什么表情或反应我都不得而知。只知道那天好累好困,长大后一直到现在只要一熬夜我就会想起那天晚上的感觉,好累好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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