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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荣政:中国档案事业起始时期商榷(上) [转贴 2010-01-17 20: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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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档案事业起始时期商榷(上)

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吴荣政

 

[  ]  社会大转型的春秋时期催生了档案事业,表现在:高素质的文书档案专职官员队伍系统,关于自然、人事的大量及时记录,丰富多彩的文书档案,严格创新的档案管理,文书档案的广泛利用,孔子编纂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六经。

[关键词]  档案事业  起始时期  文书档案官员系统

 

中国档案事业始于何时?档案学界对此问题,迄未达成共识。1985年邹家炜、董俭、周雪恒三位先生编著的《中国档案事业史》认为商、周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通通只有“档案工作”;1988年裴桐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档案管理”,近代才有“档案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有了“档案事业”;1994年周雪恒先生主编的《中国档案事业史》认为夏至新中国成立前只有“档案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档案事业”;分别于1988年、1997年出版的吴宝康先生著《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论新时期档案学与档案事业》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只有“档案工作”,建国后才有“档案事业”,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事业体系”。而2003年再版的刘国能先生著《体系论——中国档案事业体系》认为夏商周只有“档案”,春秋战国至xx战争前有“档案工作”,近代已有“档案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了“档案事业体系”。总之,在档案学界颇有影响的著作认为档案事业或始于解放后,或始于近代,或无明确表述。

本人不揣谫陋,近几年来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认为中国档案事业始于春秋时期,并已奠定体系基础。兹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春秋时期为档案事业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变革助长了学术环境的宽松,王官对档案文献垄断的局面被打破,专业文化阶层“士”兴起,文化传播规模日盛,私人讲学出现。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学术潮流有两大特点:

(一)史官与历史记载并不局限于周王室,列国甚至世卿都有了,典籍形式不仅仅官文书、诗篇,而且文书档案,特别是真实记录“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体系”业已“奠基”的科技档案颇为可观,并且诞生了私人撰修的史书,从而显示史官文化是学术的主流。

()百家xx拉开序幕,以王室柱下史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中国史学祖师孔子开创的儒家,以孙子为鼻祖的兵家,以管仲、子产为先驱的法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阴阳家也初见端倪;神权遭到质疑,民本思想受到重视;中国文化元典性系列著作《易》、《书》、《诗》、《礼》、《春秋》、《老子》、《论语》、《孙子》等隆重问世。

 

二、各级各类高素质的史官——文书档案专职官员系统的形成

春秋时期的史官队伍其实是承担多种职责的文书档案官员系统,除王室有史官外,大国齐、晋、楚、秦,后起强国吴、越,中等国鲁、郑、卫、燕、宋,小国陈、蔡、虢、曹、杞、许、邾,甚至某些世卿,都有史官。各级各类史官的名目繁多,诸如史、大史(太史、左史)、小史(南史)、内史(右史)、外史、御史、女史、祝史、筮史、侍史、瞽史、董史、柱下史、守藏史(征藏史)等等。

据文献记载,王室史官的职责如下:“大史掌建邦之六典……掌法……掌则……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内史掌王之八枋(柄)之法……掌叙事之法……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书之。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字)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掌赞书(代拟诏文)”;女史“书内(王后)令”。(3)上述史官除女史在内朝供职外,其他都在外朝记载国史(4)。上举资料说明,王室史官除充当神职人员外,还要掌管法律、档案文献,辨析帝王世系、亲疏,策命诸侯卿大夫,草拟文件,宣读文件,记录王室主要成员的言行(详后)。

列国史官除了记录历史(详后)外,主要还有四方面的职责。其一,参与宗教活动。史载狄人伐卫,“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5)这两位大史既主持祭祀大典,还记录宗教活动,至于圆梦、观象、占卜以预测未来吉凶也是其份内之事。其二,策命卿大夫。郑“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为卿。”(6)这个伯石很是虚伪,大史连续三次策命,他才接受世卿之位。其三,保管文献档案。晋大夫韩起到鲁访问,得以在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鲁历代政令)、《鲁春秋》(未经孔子改定的《春秋》)”(7)其四,充当顾问。晋“有史赵、师旷而咨度焉。”(8)意思是史官备咨询,充当国君与世卿的顾问。

春秋时期的史官不仅职责重大,地位显赫,而且综合素质颇高。其素质高表现在德识学才四方面。

首先,史德高尚。史官世业,如晋之董氏。周平王时太史辛有之次子名叫董的到了晋,从此,董氏世世代代任晋的史官,“晋于是乎有董史”(9)。历代董史名留青史的有董因(10)、董安于(11),特别是被孔子赞扬为“古之良史”的董狐。史官世守其职,有xx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正如晋大史蔡墨所言:“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12)史官为了坚守原则、方法(“方”),死也在所不惜。晋大史董狐不畏强权,书“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13);反抗暴力、以身殉职的齐大史兄弟三人终究书写“崔杼弑其君”(14)于国史。这种为了记录历史真相而不怕牺牲的直笔精神、高尚史德实在令人钦敬!

其次,史识{zy1}。诚然,在新旧交替、历史巨变的时代,有的史官思想保守、信仰鬼神是难免的。但是,具有{zy1}史识的史官却不乏其人。仅举一例:前510年,鲁昭公死于外地。“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支持)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史墨)对曰:‘……天生季氏,以贰诸侯,为日久矣(八年)。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纵)其失(佚,逸),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已)然。”(15)这说明史墨深谙夏商周以来“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历史发展进程,世卿史官对旧秩序被打乱与因放纵淫逸而被民众遗忘的鲁君死于外地并不惋惜,却认为世代勤政的季氏得到民众拥护是历史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

第三,学问渊博。史官制作文件,保管档案,传授文化,知天知地知古今,学问渊博,毋庸置疑。试举二例。其一,孔子根据鲁并参照王室、列国史官的记录而编纂的《春秋》,在前722年——前481年的242年间,记载日食36次,根据近现代天文学家的追测,有33次是准确的;《春秋》庄公七年(前687年)四月辛卯(五日)记载的“星陨如雨”,是世界上最早的天琴星座流星雨记录;《春秋》文公十四年(前613年)记载:“秋七月,有星孛(音佩,彗星)入于北斗”,是世界上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这些足可证明春秋时期历代史官观测天象的先进性和准确性。其二,楚灵王评价左史倚相“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16)此外,倚相还“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楚君),使寡君无亡先王之业。”(17)这一则说明春秋晚期有楚国宝之称的史官通晓古今,精熟三皇五帝以来的历史文献;再则说明过去华夏列国视为蛮夷的楚国已实现华夏化。

第四,编纂才能非凡。仅举二例。其一,《竹书纪年》是晋、魏历代史官连续编成的中国最早具有编年体通史雏型性质的史书,记夏商周三代王事,春秋战国时期只记晋、魏之事。杜预论其“编年相次”,属辞比事,“大似《春秋经》。”(18)其二,由周小史和晋、赵历代史官相承而作的《世本》,是中国最早具有纪传体通史雏型性质的史书,记黄帝以来至战国末历史,全书由帝系、世家、谱(年表)、传、氏姓、居篇(记三代帝王和列国之都)、作篇(记上古技术发明和礼乐初制)等体例组成,对司马迁《史记》的取材、五体结构和对汉唐以来的姓氏之书都有明显的影响。可见,编纂《竹书纪年》史官的编纂才能堪与孔子相颉颃,编纂《世本》史官的编纂才能已为司马迁《史记》与姓氏之书所示例。

 

三、史官从未间断的关于自然、人世大事的及时记录

众所周知,今存《春秋》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六年的自然现象,如虫、水、旱、霜、雪、雹、地震、彗星、陨石、日食,也记载了朝聘、会盟、征伐、城筑、田赋、各族关系及许多政治人物的婚丧等人事。试想,如果孔子编纂《春秋》时,没有鲁、王室、列国历代史官及时记载的档案资料参考,那是可能的吗?

此外,周王、王后,太子的言行有史官记载。周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19)王后左右有女史八人记其令。“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太子有过,史必书之。”(20)

列国国君的言行同样有史官记载,即所谓“君举必书,书而不法(不合法度),后嗣何观?”(21)再者,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由史官记载。如“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22)别国通告的事件,史官也要及时记载。像卫大夫“孔达缢而死,卫人以说(解说)于晋而免,遂告于诸侯曰:‘君有不令(善)之臣达,构我敝邑于大国,既伏其罪矣,敢告。’”(23)同时,诸侯会盟时,盟会上的详情都有史官如实记载,即所谓“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24)还有,诸侯征战时,有史官同行。前559年,晋悼公率12国xx伐秦,晋军中便有左史(25)。此左史乃随军记述之官,其职责除“有绩而载”(26)即将国君卿大夫的功过得失、战斗过程写于简册外,还对军帅有参谋之责。因为晋军有史官同行,所以发生在晋楚之间、晋秦之间、晋齐之间、晋虢之间的战争历程都记载得生动出色。其他国家攻伐时应同样有史官随行记录。因此,孔子作《春秋》得以写出242年间的483次大大小小的军事行动。

列国世卿的史官记“家史”时,也是秉着“君举必书”的原则,严格按编年体记载。这种“家史”仍属国史范畴。像晋之史官周舍“墨笔操牍,从(司)君(赵简子)之过,而日有记也,月有成也,岁有效也。”(27)想必他国世卿也有史官,这或许是鲁太史左丘明创作《左传》与编辑《国语》时,能较详细地记述晋之三家特别是赵简子,鲁之季氏,齐之晏婴、陈氏,郑之子产,宋之华元等名公巨卿史事的资料来源吧?

至于王室、诸侯、世卿的国史记录形式大体有三种:一是简记某时发生某事。如《春秋》襄公二十五年记“夏五月乙亥(十七日),齐崔杼弑其君光。”二是详记某事过程。如《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按年、月、日顺序记王子朝之乱,这也许是左丘明根据王室国史编纂而成的。三是或以记言为主,如《国语》采摭的列国史的言论;或记事兼记言,如《左传》抄录的列国史的言行资料。

 

四、丰富多彩的文书档案

(一)反映时代特色的文书

春秋时期的文书样式较多,试举四种最富时代特色的文书于下。

其一,“策书”。一般由王室内史用简册书王命而任命诸侯公卿大夫。汉朝皇帝四种命令的{dy}种“策书”就与之相似。(28)如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结束后举行践土之盟,周襄王赴会,“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该策书内容如下:“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四方诸侯),纠逖(治)王慝。”(29)其意是周王用策书任命晋文公为诸侯之长,肯定晋国的霸主地位。

其二,“载书”。又称盟载、盟书、盟约。春秋时期会盟频繁,势必产生大量载书。有的载书似当今多国同盟条约,如前562年,晋范宣子主盟,其载书曰:“凡我同盟,毋蕴年(不要隐瞒丰收),毋雍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助)王室。或间(犯)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坠)命亡氏,踣其国家。(30)

其三,“刑书”。刑书似近现代刑法。如前536年,“郑人铸刑书。”晋保守政治家叔向“使诒(贻,送)子产书(信,279字)”,坚决反对公布成文法典。子产复信(26字),道出铸刑书的目的,“吾以救世也。”(31)无独有偶,前513年,“晋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又遭到眷恋西周旧秩序的孔子的严厉斥责。(32)501年,郑又“用其(邓析)《竹刑》(将刑书写于简)”(33)

其四,“书”。大多似近现代文书,主要用为外交文件、国内大事通报、契约等。首先,用于外交文件。前610年,诸侯在扈会盟,晋灵公因怀疑郑背晋亲楚,不肯会见郑穆公,“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郑大夫子家亲自修一324字之“书”,此书尽数郑诚心事晋,但作为弱国又不得不与强楚虚与委蛇的无奈,然后派通讯联络官将此书送给晋世卿赵盾。赵盾看后,弄清了情况,xx了误会,便派人到郑讲和。(34)前举晋叔向与郑子产来往书信,实质上也是外交文件,似近现代外交照会。其次,用于国内大事通报。前544年,鲁季武子占领卞邑后,派公冶问候远在楚地的鲁襄公,不久,用“玺(当时王、侯、大夫印均可称玺)书”即以封泥加印把信封好,追上公冶,让他将信转交襄公。该玺书曰:“闻守卞者将叛,臣帅徒以讨之,既得之矣,敢告。”(35)再次用于契约。如晋之“斐豹,隶也,著于丹书。”(36)斐豹犯罪,沦为官奴,官府用红笔将其名状写于简牍存档。这种“丹书”实质上是奴隶的卖身契。

(二)体现生产力大发展的科技档案

关于春秋时期的人事、行政、军事、外交、哲学思想等档案,前文提及,从略。由于农业生产力的空前提高,官私手工业、商业的飞速发展,城市的空前繁荣,科学技术水平的大大提高,促使“古代科学技术的各大门类,大都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传统的特征,奠定了体系的基础。”(37)因而催生了天文、地理、农业、医学、手工业等科技档案。

1.天文历法档案。《周礼·春官》的大史、保章氏、冯相氏专掌长期观测、记录、保管天文气象档案,大史还掌历法、预测天时的图籍,经天子授时(正朔、四时、节气)给诸侯,“诸侯受而藏之祖庙”。前文已论孔子作《春秋》,对日食、彗星的记载最为完备,便得益于此。

2.地理档案。《周礼·天官》的司会、司书掌管地图用于“会计”、赋税征收;《地官》的大司徒、小司徒、遂人和诵训掌管地图和方志以知行政区域划分;《夏官》的量人、司险、职方氏掌管军事地图用于战争;《夏官》的山师、川师、原师分掌记载山林、川泽、丘陵等地的档案以知物产。还有《老子》中朴素的宇宙演化论和地球起源说,《论语》中“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即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孙子》中的军事地理知识,《国语》中的人地关系思想。这些地理资料,弥足珍贵。

3.农业档案。《周礼·地官》的大司徒、载师、土均、草人、土训、司稼与《夏官》的土方氏掌管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渔业和改良土壤的文件档案。

4.医学档案。《周礼·天官》医师掌管医政文件,根据专人记录、保管的医案,岁终考核医官们的业绩,支付其俸禄。另设食医(食疗)、疾医(内科)、疡医(外科、骨伤科)和兽医,均有医案、病历档案。《周礼·秋官》小行人记录保管因凶、荒、厄、贫发生的流行疫病而死亡者的文书档案。

5.手工业档案。作为手工业技术规范文件汇编的《考工记》保存了30项(已佚6项)官府手工业生产的规范和制造工艺档案,最主要的有车辆、xx、乐器(钟、鼓、磬等)的制造,染色、练丝、练帛、皮革加工技术,都市规划宫室设计,青铜冶炼等。《周礼》其它部份关于官府手工业的档案资料也不少。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

2、白寿彝.中国史学史.{dy}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等主编.中国通史.修订本第三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卢嘉锡总主编、杜石然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通史卷.科学出版社,2003.

 

注释:

1)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前言,第116页,科学出版社,1985.

2)《周礼·春官》。

3)《周礼·天官》。

4)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

5)《左传》闵公二年。

6)(8)(14)(22)(25)(30)(35)(36)《左传》襄公三十年,三十年,二十五年,二十九年,十四年,十一年,二十九年,二十三年。

7)(9)(12)(15)(16)(26)(31)(32)《左传》昭公二年,十五年,二十九年,三十二年,十二年,十五年,六年,二十九年。

10)(11)《国语·晋语》四,九。

13)(23)《左传》宣公二年,十四年。

17)《国语·楚语》下。

18)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

19)《礼记·玉藻》。

20)《大戴礼记·保傅》。

21)《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24)(29)《左传》僖公七年,二十八年。

27)《韩诗外传》卷七。

28)蔡邕《独断上》。

33)《左传》定公九年。

34)《左传》文公十七年。

37)卢嘉锡等主编《彩色插图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0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祥云(美国)出版公司,1997.

(南宁市,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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