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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认识程度的提高和文物收藏的升温，文化遗产类图书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其中广受大众喜爱的精品图书少之又少，甚至“有些图书出版后，少有问津者，以至于作者几乎成为{wy}的读者，只能孤芳自赏，自娱自乐”。

    文化遗产类图书受众面窄

    日前，首届“紫禁城杯”全国文化遗产xx图书评选在四川省成都市揭晓。40余种图书分别获得了“紫禁城杯”（2009年度）xx图书、{zj0}普及图书、优秀图书等10个奖项。但是，让人有些尴尬的是，这些获得了行业内{zg}评价的图书却在社会大众中少有人关注，也基本上与各种图书畅销榜无缘。

    “由于体制和观念的原因，文博系统的大多数出版物都非常专业，处于xx学术层面上的著作，受众面狭窄，传播的半径非常有限。”《客死长安——解读文化遗产背后的沧桑故事》的作者、陕西省文物局副巡视员吴晓丛告诉记者。《客死长安——解读文化遗产背后的沧桑故事》获得了200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zj0}普及图书奖。该书讲述了唐朝时期，波斯、琉球等国人士在长安的遭际沉浮、悲欢离合。吴晓丛坦言，从普及的角度说，这本书的发行量不大，知晓的读者并不多，看过的就更少。

    “这说明我们对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开展的工作、研究解决的问题和已有文化学术成果的宣传推广还难以适应社会公众的需求。”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表示，一方面，文化遗产的大众传播研究与探索缺位，还没有找到足以吸引公众的理想的表达和传播方式，行业专业的束缚严重地阻碍着与公众的顺畅交流沟通；另一方面，行业外的出版机构缺乏对文化遗产事业的深刻理解与准确把握，关注点往往不得要领或流于表层，导致过分追求娱乐化、趣味化，无形中消解了文化遗产事业较高的文化艺术价值，甚至以有意无意地炒作迎合公众的猎奇心理和少数人的利益追逐，偏离了应有的价值导向。

    此外，文化遗产类图书的纸张、印刷成本较高导致其价格攀升，动辄几十、上百元甚至数百元，使得普通大众望而却步。

    “在经济转型期整个社会节奏不断加快的新形势下，如何降低阅读成本和门槛，满足绝大多数普通的非专业民众了解知识、寻求趣味的阅读要求，对于以弘扬民族历史文化为己任的文博工作者来说，是一个不能不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吴晓丛说。

    推进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播

    “10年中，我始终期待着这样两种书，一种是把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那部分讲得非常到位的文化遗产类图书，一种是专门写给孩子们的、把文化遗产讲得非常有趣的图书。” 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助理、全国文化遗产xx图书评选活动办公室负责人李让对记者表示，但是让他感到遗憾的是，这样的图书仍较为少见。“在弘扬传统文化和青少年文化遗产情感培养两方面，我们文化遗产保护传媒机构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下更大的工夫。”

    “怎样把让业内兴奋激动的考古新发现写得让行业外专业外的读者同样兴奋激动？如何写才能还原考古发掘过程中的神秘与趣味盎然？如何让普通读者从考古新发现里获得历史和科学知识，认识考古的价值与意义？如何避免和改变行外的看不懂、行内的不怎么看的尴尬境遇？如何使我们的考古工作焕发出凝聚力和吸引力，进而激发大众热爱和保护文化遗产的热情？”李文儒用了一连串疑问句，来回答记者关于如何更好地让文化遗产类图书走近普通大众的问题。

    “这些问题提醒我们，更需要对文化遗产、博物馆文化艺术公共传播加强研究力量，加大探索力度，加深与社会传媒的交流合作，有效、科学地推进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播。”李文儒表示。

    “一方面，我们需要继续出版科学严谨、质量上乘的考古报告、学术文集；另一方面，还需要大力编辑出版和发行更多的真正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文化类读物，以争取更广泛的读者群。”吴晓丛说，从图书外在形式看，绝非是越大越厚、越豪华精美越好，那种xx“贵族化”的所谓“珍藏版”图书，仅仅昂贵的价位就足以让普通消费者望而却步；从图书的内容和行文风格看，学术并非是思想的{wy}载体，用非学术的方法深入浅出地阐明学术见解和研究成果，更能受到大众的欢迎。

    “专业性学术著作与普及性读物并重，结合互动，往往会产生较好的社会阅读联动效果。特别是普及性读物能够不断强化社会影响力，有效地拉动市场，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故宫博物院出版部主任章宏伟认为，文化遗产类图书不仅要内容创新，还要载体创新、形式创新，要在图书的装潢设计上进行不断的探讨和改进。比如突破传统的仅用视觉进行阅读的局限，使图书集器件出版、纸质出版和电子出版于一体，综合运用声、光、电、力等来制作新型出版物，让读者既可阅读文字和图画，又可动手操作实验，充分调动视觉、听觉、触觉，不仅用眼而且用手和耳来“阅读”，对于文化遗产类图书来说非常值得尝试。

（《中国文化报》2010年8月3日头版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