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服务是一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供的商品之一。过去，对病人来说，他们只需要付钱买药就可以了。但今天，医药费和医疗费常常由第三方（保险公司或政府机构）来承担，或者由保险公司和政府机构共同承担，而病人只需要承担部分的医疗费或根本不用支付任何费用。例如，加拿大等一些国家和斯大林时代前苏联的做法一样，部分药费和医疗费都由政府无偿承担。采用这种医疗方式的国家有些至今依旧如此 由政府和个人共同支付，而且病人和医生可以享有多种自主性选择。

由于政府通过征税来承担这些医疗支出，所以，尽管这些钱是经过政治机构和政府部门直接支付给医生，但实际上老百姓用于保健和治病的花销并没有真正减少。显然，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险之所以能够广泛推行，是因为许多人都期盼这种政策可以带来真正的利益。

原因之一就是，政府部门一般不是根据供求关系的需要去支付实际发生的所有医疗费用，政府是对价格进行控制，并以此来控制医疗费占用他们过多的财政预算，从而避免过高的医疗费严重影响政府其他功能的实施。所以，政府支付医疗费用通常表现为价格控制，而由此引发的局面与几百年来对其他商品和服务进行价格控制时所造成的状况如出一辙。

总的来说，对价格进行控制在政治上受欢迎的原因就是，这样做能够掩盖部分成本 或者至少在价格控制法案通过的初始阶段是看不到的。价格控制也因此而显著地吸引着那些没有超越{dy}阶段思考的人 这些人通常绝大多数都是选民。靠政府力量颁布法令而不是靠正常的供求关系人为压低价格，会刺激人们过度消耗相应商品和服务，但这样做反而容易挫伤这些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积极性，而消费的增加和产出的减少就意味着短缺即将出现。

然而，紧跟着价格控制之后的产品明显短缺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质量下降通常是伴随着产量的减少发生的，不管生产的是食物、房屋还是其他的商品服务，只要被政府的法令人为地压低价格，那就会出现质量恶化的情况。质量下降是因为价格控制弱化了确保质量的动机，而销售者通常会保持自己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是因为怕失去顾客。但是，当价格控制产生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需求比供应多，这是一种短缺 害怕失去顾客的心理不再像原来那样强烈。例如，存在租金控制时，房东就会省去粉刷和修理费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房东没有必要担心房屋会空置，盼望租到房屋的人要比现实可供出租的房屋数量多出很多。

比起医疗的价格控制，没有什么方面要比其质量上的降低更加明显了，或者说更加严重了。导致医疗质量下降的一个方面就是，医生用于给每个病人看病所花的时间明显减少了。这一点在前苏联时期的表现尤为突出，当时政府xx控制着医疗体系：

一个社区门诊要负责xx社区内80%的病人，诊所规定每个医生每小时要给8个病人看病。也就是说用在每个病人身上的时间平均只有7.5分钟，而前苏联研究者的调查表明，每个诊疗过程中有5分钟则是花在书写诊断书或病历卡上。这个任务是繁杂的，因为预先印好的专用表格长期存在短缺现象，并且当时也没有计算机。

“我们的头脑在高速地工作着。”莫斯科一家诊所外伤科满头银发的主任帕维尔这样说。他与这篇文章中接受采访的其他人一样，不愿透露自己的姓氏。十几个绑着绷带的病人坐在昏暗的走廊里，他们为了那个产于20世纪50年代的过时荧光镜检查而焦急等待着。“我们匆匆忙忙地给病人看病，结果经常发现同一个病人要来很多趟，”这名医生继续说道，“如果我们有足够时间的话，一个彻底的检查就能解决问题。”

虽然前苏联的这种情况只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但在其他国家类似的政策也往往产生这样的结果。在由政府支付医疗费的日本，病人每次的就诊时间比美国病人就诊的时间短，但去医院就诊的频率却更高。韩国的做法照搬自日本，研究发现，“甚至是注射时的剂量还被分成两部分，目的是增加病人的就诊次数”，因为“医生可以收两次就诊费和两次注射费”。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魁北克省制订了政府保健计划后，电话问诊率减少了，到门诊看病的人增多了，而每个病人就诊时间也减少了。换句话说，在价格控制之前，医生和病人都认为没必要到医院就诊的病情现在却会占去病人（在路上）和医生（在诊所）更多的时间，其结果也就必然缩短了病情真正严重的患者的就诊时间。

通常，在医生根据接诊次数取酬的情况下，本来可以5次完成的系统xx，现在可能要经过10次更短的单位就诊时间，或者更多次。因此政府官员可以宣称价格控制政策已经成功了，因为单位就诊时间内的费用比自由市场上的价格低多了，但事实上xx某一病症的总体费用并没有下降且往往上升了。而且支出的费用比最初的任何预算都要更多，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到法国、英国、加拿大和其他地方。面对如此飞速增长的医疗费，这些国家采取的应对措施是缩短医生的问诊时间和病人的住院时间。

在英国，由政府管理的医疗系统所支出的成本已经急剧增加了。这种增加不仅表现为其{jd1}数值的增长，还表现为它在不断提高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例的相对增长。1960年，英国的国民医疗保健服务（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L）的支出还不到GDP的4%，2000年时却上升到了GDP的7%，而这段时期的GDP其实也在增长。但是，英国的人均医生数量只是德国的一半，尽管德国政府的投资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仍然有一半医院掌握在私人手里。医疗质量变差是对医疗成本升高所作出的另一个回应。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其他富裕国家的病人可以在干净整洁的病房里得到{zx1}科技手段的及时xx，而不是在脏乱恶劣的病房里”。显然，在英国不行，低劣的医疗质量是统计数字无法显示的隐形成本的一部分。

在自由市场条件下，一个人如果必须自己负担全部费用，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不会选择自己租房；而如果人为地把房租压低，却会导致一些正常情况下不租房的人去选择单独租房居住。所以在某些国家，人为地压低价格 例如免费医疗已经导致许多有小问题的病人消耗了医生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昂贵药品和更多的xx手段，这比由他们自己承担这些费用时的耗费要多很多。法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每个健康的法国人，都可能是一个急于被诊断出病症的病人，当然这只是一句法国讽刺性谚语。真正的困难是医生被鼓励着给病人提供想要的 扫描、血液检测、xxx、病假 这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顾客而导致收入减少。如果医生不在每个xx上列满他们想到的各种病菌和其他不良感觉的xx的话，那么病人就可能转向其他地方，直到他们找到一个愿意这样做的医生为止。

这对法国人或对其医疗体系来说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价格低廉，尤其是免费的东西太多会引发更多这样的结果。加拿大的一则新闻这样指出：“由于这个系统对需求不加限制，所以病人就去寻求尽可能多的医疗，最终使整体医疗费用上升。”在英国，一个12岁的女孩就接受xx手术，而这个费用却是由英国国民保健服务体系支付的。

当由政府为其买单的时候，不仅病人，医生也乐于使用更多超出必要范围的xx手段。许多疾病可以用许多不同的xx手段，但是否使用涉及范围最广、价格最昂贵的xx方法却往往取决于费用由谁来支付。例如，在2002年10月，xx调查局（FBI）得到这样一项指控记录，加州一个心脏病专家被指控无视医学标准，在不必要的情况下为许多病人做了开胸手术，其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来自政府支付的收入。有个病人被这个专家告知他需要实施扩大心脏旁路手术，而当这位病人在请教其他的心脏病专家后，却被告知他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手术。

人们通常会权衡成本与收益，因而在资源稀缺导致价格偏高的情况下，人们会首先解决迫在眉睫的事情，而把次要事情延后。但当资金并非由决策者自己支付的情况下，这种规律就不那么奏效了。这就导致不严重的病情得到优先xx，真正危重的病症却被延误。当病人自己为xx买单时，他们就更加能够根据轻重缓急建立自己的优先权，所以某个断腿的病人会比一个只是xx的人更加急切地想去就诊。但当对两个病人提供的xx都是免费时，那个只是xx的人可能会占去医生太多的时间和医疗资源，而那个情况更加严重的病人将不得不等待更长的时间。

当价格不再发挥作用时，就会有别的某种东西来发挥作用，因为资源短缺的现状不会因为政府控制着价格或政府免费供应而改变。可能发挥调节作用的方法之一就是等待。2001年，在英国等待手术的时间超过15个月的人超过了10 000人。这只是在价格管制造成药品和服务质量恶化变差时的一种表现而已。等待xx对病人来说代价更大，因为这不仅包括等待时不必要的疼痛，还包括等待时病情恶化，更何况等待的时间不是几个小时而是好几个月。病人可能会被原本不是很严重的疾病夺去生命，因为在他们等待接受xx的时候病情已经日益加重了。英国曾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讲的是一个患有癌症的妇女，她的手术被一拖再拖，直到这个手术不得不被取消，因为在无休止的拖延中，她的癌症已经恶化到无法实施手术的地步。如果只把这些情况称为质量下降，那简直是太轻描淡写了。

总的来说，医疗价格控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幕后的黑市交易，这个过程中会应用到一些非常的手段，这种现象在中国也特别常见：

与其在长长的就诊队伍中等待，许多中国人“选择走后门”，以此来得到更好的xx。他们让朋友向医生介绍自己，或者给医师和护士送礼或送红包。这样做虽然违法，但却能够保证获得更快、更好的xx。当医院的中层管理人员忙于给病人提供这种接近医生的有利机会时，他们就从这种安排里得到的了很多好处。

一项调查发现，日本就存在这样的非法交易，在“东京的高级医院里，给主治医师大约1 000美元到3 000美元的 礼物 是很平常的”。官方的统计数字并没有包含这些不合法的成本，更不会发现人们为了减少就诊次数，尽快得到诊断xx而支付的更大费用，也不会了解病人在获得诊断机会前长期的等待等。因此，在公开的可见成本和利益权衡下，医疗价格控制策略可能只是政治上的一种成功。多年来，前苏联鼓吹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医生和医院床位，但却掩盖其持续上升的婴儿死亡率和人口寿命缩短的事实，而这些事实直到xxxxx实行公开化或开放政策的{zh1}几年才得以曝光。

在医疗价格控制的体系下，未记录的人力成本也直接从那些选择“放弃”的人身上体现出来。选择放弃的不仅包括病人、医生，还有一些诊所。在政府对价格进行管制时，病人选择放弃人满为患的政府医疗资助，而是自己负担费用在国内或国外去进行私人xx。对加拿大人来说去美国看病是很正常的事，但却很少有美国人去加拿大治病。医生也已经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选择“放弃”。尽管法律禁止私人诊所给任何纳入政府保健计划的公民看病，但还是有一部分人选择去这些私人诊所。美国一些医疗保健组织已不再接受这种患者，因为政府为病人支付的医疗报销补贴不足以支付他们所需的费用。有时候医生选择放弃的时间会出现得更早，医生的薪酬减少就会导致更少的人进入医学院学习。例如在英国，有一半以上的医生都不是毕业于英国本土的医学院，而是从其他国家引入的，也包括那些医学教育水平可能远不如英国医科院校的第三世界国家。

付出越少得到的回报也就越少 是否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都如此呢？虽然这并不是买卖商品时的讨价还价，但这一点毋庸置疑，至少在所有的医疗保健领域更是如此。来源：网易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