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女儿的那天是旧历正月十六，下午三点二十分的航班。按既定时间，父女俩在大厅里坐到两点整，女儿起身推起行李车，我跟在后边，女儿把护照递给检查人员，我被挡在玻璃门前。女儿向我摆摆手，推着行李车东向而去，我的目光追随女儿的背影――蓦然间模糊。

　　在门口工作人员的示意下，我稍稍退后两步，眼瞅着玻璃门里的动静。心里似乎有一种预感，果真，女儿推着行李车走了出来。女儿苦笑着说：“超了两公斤。”

　　女儿不想放弃什么，包里的每样东西都是反复斟酌过的。她说上次坐南航的飞机出去，允许随身带了两个包。这回把提包也随身带着，只托运一件行李箱，试试看！她把书包熟练地背在背上，推起行李车又朝玻璃门走去。

　　“再等我一会儿，爸！”女儿心里不踏实。

　　这一回时间更短。“再也不坐这家航空公司的班机了”女儿说，“连随身带的书包也不放过，总共超了七公斤，没办法只能往出拿东西，郁闷死了。”

　　一部词典、两双皮鞋被迫留下来。

　　第三次女儿怀抱两双鞋，面带尴尬的笑容跑步出来，说声“爸你放心！”着急慌忙地跑了进去。

　　原地等了约么十几分钟，我往玻璃门里纵深瞅了瞅，回头匆匆忙忙到对面的货位上买了物品袋，将女儿不情愿放弃的东西装好，拎着向东走了一段，透过模糊的玻璃墙没瞅到女儿的身影，转回来呆呆地守候在那扇门前。心里就有些矛盾，担忧女儿还会有什么卡绊，又希望女儿的身影再一回出现在眼前。两次出来都忘了安咐到那边后回个电话。

　　许久……我的心还是有些不大安宁。又朝东随走随瞅一个来回，在原地站了约有五六分钟，木木地走到候客的地方找位置坐下，远瞅着那扇的玻璃门，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渐渐从心头泛起――心头好像落潮后的滩头。女儿读大学那几年，虽也远在千里之外，但随时能够给予你的呵护。相比而言那还是一种在家的感觉，邦国是更高层面上的家，现在真正感觉女儿离开家了，离家独走天涯。

　　夜里做过的一个梦，不经意浮出脑海。梦的场景是刚下过雪的村庄，我和女儿俩个人，要去那儿，做什么，搞不清楚了。清楚地映记着，我们被挡在一个闸门样的夹道内，闸门压得很低，我拉着女儿的手，蹲下身子，小心奕奕地踩着雪泥和积水中黑亮的踏石，极为艰难地穿过了闸门，闸门的那边是我儿时常去的一个村庄。这个梦，似乎印证了这次出行通关的艰难，也印证了女儿在留学路上的磕磕绊绊。但不管怎么说，最终还是如愿成行。这“愿”女儿当然有份，但似乎更大比例上是我和她母亲的。

　　女儿出去留学，出乎全家人的意外。

　　女儿的毕业设计拿了“白木”奖。第二天晚上打回电话说，日本籍的香里老师让她考虑去日本留学的事。香里老师认为女儿悟性好，出去深造一下有益于她将来的职业发展。妻子不加掩饰的欣喜和超百分之百的赞同并没有打消女儿语气里的忧虑。女儿说，她有点不想出去。她想听听我的意见。我琢磨着女儿不乐意出去的主要原因是不想给家里增添经济负担。女儿原本对绘画更感兴趣，中学时满脑子的凡高、康定斯基，临近高考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选择了艺术设计。她说纯绘画毕业后路子窄，还是先解决好生存问题再奔理想吧。这一次她的考虑也许更为实际：一年预科加两年读研，出去至少要三年时间。三年的工作实践比单纯的理论学习进步可能更快，收获可能更大；何况，三年后回来好不好找工作还是个问题？然而，我还是从为人之父勇于为儿女担当的骄傲心理和从众从俗的惯性思维出发，主张女儿留学。理由至少有两点：其一，机遇贵在把握；其二，出去至少可以开阔一下眼界。

　　去年四月女儿只身前往异国他乡，参加入学面试并留在日本强化了三个月的语言。刚去的时候不大适应，一个多月以后她在电话里不再说提前回国的话，我的心算是安定了下来。七月底女儿满面春风归来，喜悦的心情感染了全家。晚上，一家人围在电脑前，看女儿拍摄的异域风光，听女儿讲述照片的背景，背景里的人物，人物的故事。女儿说，和国内相比同样的食品在那儿要贵好几倍――尽兴吃一顿西瓜感觉是一件特别xx的事。在中国饭店里吃半桌剩半桌的情形司空见惯，在日本的餐馆见不到（女儿没考虑到文化方面的因素，在国内吃得“杯盘见底儿”，请客的人多没面子）。在那儿的三个月，印象中她没有看见过胖子，由此可想日本人的幸福指数不见的比中国高。去了那儿，一边打工，一边还要完成学业；更何况身在异邦难免有一种孤独和落寞。女儿半带玩笑说：别无选择，自己只能赔上青春，牺牲幸福来满足父母的虚荣。

　　因为旧户口簿上的身份证号码没有注明填写时间，女儿的留学签证没按预期通过，十月份入学的计划被全盘改写，所幸未遭拒签。在重新递送资料的过程中，回老家开据证明又遭遇了不该有的周折，这使得女儿愈发的焦躁。我只有借用“好事多磨”一词来搪塞女儿并安慰自己。等待本身就是一个焦虑的心理过程，更何况焦虑中的等待。女儿不止一次地冲我“质问”，“爸，我这都在干什么，就这么无所事事的等着，白白地消磨时光，多难受呀！”我轻易不敢说劝勉学习的话，自从我主张留学之后，女儿最反感我提“学习”两字。我鼓动她在电脑上试着玩她母亲十分热衷的一种“打大A”的xx牌游戏，她在网上和一帮“大叔”、“大婶”级的人物边打牌边聊天，玩得不亦乐乎。我呢，在心里既为女儿忘乎所以的快乐感到高兴，又为她的学业将荒于“嬉”而担忧。

　　临行和她母亲告别时，女儿调皮地说：“在家多呆了四个月，吃也吃好了，玩也玩饱了，到那儿去劳我（方言读“e”，上声。下同）筋骨，饿我肌肤，将来好成龙变凤！”女儿将她母亲的目光牵到我的鼻尖上。

　　后背紧靠椅背，坐着，不时抬眼朝那扇玻璃门瞅瞅。自觉有的神经兮兮……却又不能自己！

　　我是不是错了――其时女儿犹豫不定，是因为我的极力鼓动摆渡了她心智的罗盘，女儿一向很听我的话！她犹柔、未能坚持主见、不情愿而又情愿顺从父母的内在矛盾，交织成怨气和焦躁，烦闷时便不自觉地在我和她母亲面前显露。早晨，北京站前广场，女儿约见了大学时最要好的同学紫燕儿。隔着十几米远的距离，两个女孩青春率真的笑语声让我不由地抬眼看了看天空，望了望的太阳。因为噙满了春意，北京的天空之蔚蓝出乎我的想象。阳光暖洋洋的，那是一种春天才有的饱含矜持的温润。告别好友，坐上去往机场的大巴，一路上女儿脸偏向窗口看外面的风景，眼角凝结着掩饰不住的悒郁。

　　在候机室里女儿谈起了紫燕儿。她俩原来定好了结伴闯北京的，想不到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紫燕儿工作一年多了，而她还在念书。我答讪说“你去那儿也要工作的呀！边读书边工作。”“爸，你把概念都弄错了，那是打工，不是工作。还不是为了念书，才不得已给人家端盘子刷碗。”女儿迟疑道，“去了，好不好找工打还是两说。”

　　还有四十分钟，女儿的航班就将起飞。想到女儿要去那边找工作，想到有关日本受金融危机影响失业的新闻报道，蓦然间，电子屏幕上闪变的秒数每一闪都紧抓着我的心。女儿对自己此去能否靠打工支撑起留学的费用，心里没底儿。这一点她虽然没有说，可我看得出来。临行前，女儿煞费心思地琢磨、筹划，将那边价钱贵的能带上的东西尽可能地想周全。她从商店“淘”了大半箱衣服（为价钱便宜选得多是过季的服装），买了几双皮鞋，备了一些常用的中成药。前天晚上忽然想起忘了一样东西――理发剪刀，到了那边自己给自己剪头发能省点钱。为此，临行前她又匆匆忙忙的上了一趟街。独生女，谈不上娇生惯养，可也没有经受过能够称得上的苦难和磨砺――这一走是三年不比上次的三个月！去了那边能不能打上工，找上工作又能不能吃得下苦！女儿是典型的内向型性格，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敏于自我，浅于世故。异域他邦，语言不熟练的障碍，文化和心理上的隔膜，无亲少友的孤独，能不能适应那样的一种生存环境？

　　明日复明日、少壮不努力、志向、事业、知识经济、竞争……这些语词，我喋喋不休地灌输了女儿十几年，我是不是错了？纵然是新社会新时代也不应该借用前贤培养儿子的模式培养女儿。春节前带女儿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父亲备责我：你都做了些什么？把娃娃念书念得脸白壳壳的啦，中国念得不济事了，还要送到外国念，你也真狠得下心啊！

　　其时，我并不以为然。我以为父亲对我责备xx出于重男轻女的老脑筋，内心深处为父亲一辈子闭锁在山村里见识跟不上而伤感自责。此时此刻，蓦然觉得父亲是对的。从女儿一出世，我就开始为她设计未来，当作义不容辞责任，不断地替女儿勾勒描绘心目中理想的图景，这期间交织着数不清的失意的懊恼和得意的欣慰。而此时此刻，目光追寻不到女儿的身影，倾耳宁神闻听不到女儿的声音……父女亲情蓦然间觉醒。蓦然间，寄予女儿的想望和憧憬如同冰雨洒落心空，每一点都戳中内心最柔软部位。蓦然间，感受到内心深处无尽的痛楚。蓦然间，我看清了自己骨头缝里的自私！

　　我又想起了夜里做得那个梦，想到鲁迅先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的一句话：“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的做人。”而那个梦里，我是引着女儿低头弯腰钻过闸门的，我琢磨不透其中的寓义。

　　三点十分……等到航班起飞，还是离开，心里一度矛盾。航班起飞之后再离开这里，这个心念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自我救赎。可是航班机舱已经关闭，这种等待早没了必要。往玻璃门望过去{zh1}一眼，确信没有女儿的幻影，回头――快步向电梯口走去。

　　在返回北京站的大巴里，留意着窗外，视线随一架银灰色的机翼上升，我下意识地看看手表，应该是的。女儿不会知道此时父亲正望着她，虽然眼目里有的只是心中放不下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