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情报工作：(广东情报站，搜集情报的具体工作情况)

(1)巧取湘桂线桥梁涵洞图

徐益三同志在调来广东情报站以前，已经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他有丰富的经验，曾经出色地完成过重要任务。例如：1948年时，他曾由武汉冒着危险向中原xx送“江防图”，这是敌人对长江布防的重要军事资料，他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他到广东情报站是1949年4月份，原来中原xx情报处柴军武处长命令他到湖南领导一个地下小组的工作，他是党小组的领导人(党小组成员还有李仁山、张英华两人)。当时李仁山同志任粤汉铁路军事运输司令部驻衡山车站军运联络参谋，他也是我党的一位老党员，徐益三到衡阳以后，即换上国民党的军服，作为李仁山同志的勤务兵，以合法的身份，站稳脚根，指导收集情报。李仁山同志利用“军运联络参谋”的职权，获取敌军调动情况及武器装备运输情报，交徐益三同志，徐晚上在灯下整理、密写，及时交给政治交通员杨荣华和杨茂华兄弟二人送交情报站站长郭士魁同志。徐益三的日常情报工作，由三人小组研究处理，做得机密稳妥，从未出过漏洞。

在这段时间以后，郭士魁站长又命徐益三同志到衡阳同熊怀侯(粤汉铁路衡阳警务段警事科长)、张洁民(政治交通)、李健超(铁路工人)、寇勤等同志取得联系，指导工作，获取情报。徐益三同志经常往来于衡山与衡阳之间，兼顾两地情报工作。有一次，熊怀侯巧取了一份重要的军事情报，是衡阳至柳州的桥梁涵洞图，交给徐益三同志。徐益三冷静沉着地把图纸藏在身上，通过军警林立的车站入口处，在利刀枪杆中间登上了火车，直奔衡山，完成了转送图纸的重要任务。除此以外，徐益三同志还密写了很多有关敌军兵力、武器装备等材料，至1949年秋，因病休息时止，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对广东情报站也作了一定的贡献。

(2)广州郊区防御工事图如何获得的

杨传鼎同志是1949年5月份派往广州的，他与冯百熙同志一起，到广州后与史华章、郑幼悲同志共同开展工作，搜集情报，曾经获取重要材料：(1)广州黄埔港全部图表。(2)广州郊区敌人临时修建的防御工事、分布情况、构造、形状等详细图表，这对解放牟南下进军有重要价值。他获得这些材料也不是轻而易举的，经过了比较复杂的过程才取得成功。他和冯百熙来广州时，在路上就碰上了特务，他们千方百计地应付环境，摆脱了特务的纠缠，顺利到达广州。在广州又住进了一间比较复杂的公寓，这里都是国民党南逃人员，引起了怀疑，他们警惕地转移到黄埔港，住在史华章同志处。史华章是黄埔港筑港工程局的高级技术人员，因战局动乱，国民党把建港费用都卷逃了，致使工程局全体人员失业。史华章同志家属为了生活，就在码头上做小贩，蒸馒头卖给军舰和来往船只上的人员，取得微薄的利益，维持生活。传鼎同志动员，依靠史华章的关系搜集情报，获得了上述两种重要情报。

杨伟鼎同志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情报人员，1948年在徐州时，他就把徐州市建筑的各种碉堡的分布情况、位置、形状和枪眼方向查得一清二楚报告组织，做出出色的成绩。1948年夏，他以国民党还乡团团员探亲的身份，混在国民党xx正在开拔的一个师中间，摸清敌人的番号、兵力、装备、动向，连夜报告军分区，这个情报很及时，使我军作了作战准备，争取了主动权，这些功绩都是十分动人的，1950年他又前往香港，传送了十分重要的情报。

(3)有关英国海、陆、空驻军情报

曾伟光同志1949年8月由两广纵队调到华中社会部工作，卜盛光部长和王革非处长亲自分配工作，任命他为策反组长兼任香港国际情报组组长，并派冯臬同志(家在广州、香港两地都开设了药材行)掩护曾伟光的活动。他们俩由武汉出发，到长沙领了经费，换成金条，藏在竹纸伞内，历尽危险，到达广州，幸有冯家药材行作为落脚点，开展工作，顺利地完成了策反任务。

他到香港后，通过亲戚关系，搞到了英国兵舰的船只号码和新有军官的名册和一本完整的档案材料。还有兵舰队在太平洋试验原子弹的爆炸过程及在太平洋活动情况。这些情报都是有参考价值的。另外，他又通过香港惠阳青年会的老朋友，搞到了香港边界英军数量、番号和军事设施、兵营、碉堡、桥梁建筑的图纸档案，也是整套的重要资料，他的功绩受到领导表扬。

(4)陈颀情报小组在广州执行任务情况。

武汉解放后，江汉情报站工作十分繁忙，但为了加强南下广州的情报工作，上级决定在刘杰三小组内抽调情报工作人员陈颀、刘兆麟、陈仰平三人组成情报小组，陈颀担任组长，化装成难民南下广州。陈颀原是山西新军第三纵队宣传科的干部，他和爱人刘兆麟(延安抗大五期毕业)三人以一个家庭的形式，还带了陈颀的大女儿刘以义，二女儿刘以南，伪装南逃人员，避免引人注意，并准备联系在广州电信管理局当秘书的堂兄陈乃刚作为掩护。在汉口经过学习，指示联络暗号，于1949年5月25日动身，当时交通已断绝，乘小火轮到岳阳，组织上只发了三百银元生活费。到长沙改乘火车，到达英德附近，被国民党xx下令停车，气势凶猛，上车军警上了刺刀，说要搜捕共产党。一群匪军以马鞭抽打了一小孩，要他指出谁是共产党，小孩被打得遍体伤痕，到处乱指，当即抓住几个人，绑在月台上，用烙铁烧红他们的腿部，要他们交出钱财和同党，真是惊心动魄，惨不忍睹。陈颀沉着机警地把两个女儿弄得大声啼哭，说她生病，抱住她，用身体挡住仰平和兆麟，把她们表露不平的神情强压下去，才算过了险关。第三天天亮车才开行，到达广州陈乃刚家，立即开展工作。

三人小组互相配合，获得情报主要分三方面：

①通过陈乃刚在电信管理局当秘书的重要位置，搞到了在广东省电信网络的资料和公路交通资料。

②摸清全广东的报纸和通讯社的政治背景和内部情况。例如，蒋帮中宣部的舆论工具“中山日报”是省党办的，由我党叛徒胡春冰主持，特务系统的“环球报”、“粤商报”等，都是以商务报的面目伪装的，特务分子的活动是以通讯社记者身份出现的，种种复杂情况都作了详细记录，提供我军胜利后接收广东新闻界，弄清政情，掌握舆论，有着重要作用和价值。

③利用蒋军的荣誉伤兵，搞到蒋军残部将押送重要物资和电台，取道广西逃往河内，这份紧急情报，陈颀非常着急，等候上级派政治交通来取情报，谁知长沙站已派骆少白同志来广州，找到她堂兄陈乃刚家中，不巧，陈颀因堂兄家中来往人多，而且她伯父非常害怕，多次查问陈颀来广州有什么工作，是否长住下去，因此，陈颀不敢公开身份，只得另外找东川路一间民房转移出去。生活费已用尽，又急电去法国巴黎请她的叔父陈定接济，并说她父亲病重，叔父接电后，马上电汇四百美金给她，她等不及交通员来，当时骆少白同志不懂广东话，在陈乃刚家问不清陈颀搬迁地址，只好自己回长沙去了。情报无人传送，她无可奈何只好派陈仰平化装行商，买了很多西药和xx牌，把情报用代号写好，用纸包装在西药箱内，令仰平送到长沙。仰平完成任务后，郭士魁同志又给他带了些黄金，并嘉奖了他，不幸从衡阳返广州途中被特务侦捕，押解桂林，惨遭杀害。他带回去的西药和家信，是由李永安同志带回汉口的，他连与父亲病危诀别的一次见面也放弃了，父亲不久在汉口病故。另外，介绍发展的情报关系人员。陈颀小组除了她的堂兄陈乃刚以外，还发展了两个关系，一个是四川美丰银行的会计主任徐纪达，因他协助和掩护我们小组做了不少的工作，由郭士魁同志亲自介绍他投考了人民大学，后来在中山农校任教。另一个是黄佐才(又名黄震遐)，他协助我们小组工作，提供一些情报，偏重于蒋军动态方面的活动(此人在广州园林局工作，已办理离休，转业时，是李修文同志给他写的证明)。

(5)陈仰平同志送情报去长沙以后，陈颀、刘兆麟在广州继续进行工作，把广州的’官僚资产、敌伪财产作了彻底的调查，列了详细清册。解放军进城以后，敌产清理处成立，钟非同志当处长，亲自走访了陈颀同志，当他收到清理详细资料后，对我们广东情报站表示十分感谢。

(6)广州解放后，组织上准备安排陈颀、刘兆麟去国外，后来因故未去成，后转业。

潮汕情报站转为潮梅情报站的曲折过程和主要任务完成情况：

(1)1949年8月，罗彦同志和爱人陈洪被华中局社会部调到广东情报站执行外派任务，经过上海、浙江、福建到达广东汕头市。罗彦同志担任潮汕情报组组长，陈洪同志是组员。他们经过艰难困苦，到了目的地汕头，却难以站住脚根，因为，汕头市是广东东部的重要港口，国民党为了逃往台湾，特别重视对汕头市的控制，特派了胡琏兵团几万人驻扎在汕头及其附近地区，而且由国民党闽粤边区司令俞英奇兼任汕头市长。俞是一个xx不眨眼的刽子手，制造白色恐怖，天天xx，解放前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连嫌疑犯都杀掉。罗彦同志到达后，碰到这种不利的环境，夫妇二人没有泄气，晚上出街想碰碰运气，希望能找到个熟人，恰巧碰到了汕头市民盟的负责人方志星同志，从他的口中得知陈洪的亲戚林文海住在汕头市内。林的哥哥林羽经，是当时汕头信托局的局长，已逃往香港，留下一幢房子，并有一份较珍贵的材料“敌伪时期敌产清册”。由于罗彦夫妇找到了林文海，林文海思想开朗，亲切接待，可惜他的老婆胆小怕事，被当时大屠杀吓坏了，坚决不肯留罗彦夫妇住下去，罗彦夫妇不得已，想法移居到家乡。这份主要材料，动员林文海在解放后交给公安机关，很有价值的材料，回到人民手中，是罗彦同志{dy}次立功劳。

(2)在汕头市被迫离开后，就利用陈洪同志的父亲陈翼君在揭阳县当看守所所长，给开了张路条，帮助他们平安回到家乡普宁县，找到了县、地委的负责人，通过党的关系找到老隆会见了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同志和政委雷经天同志，还有参谋长姜茂生同志也在座，当他们听了罗彦同志的汇报后，立即派罗彦再回汕头，找到地委了解胡琏兵团的城防工事。罗彦同志不顾生命危险，又去汕头执行任务，通过地方党的协助，打通国民党第11师的情报科科长的关，进行策反教育，希望他为解放汕头作出贡献，立功赎罪。这个情报科科长×××，比较识时务，政治态度有所转变，马上提供了汕头市整个城防工事的布置和武器装备的数量等重要情报，并交出了一部份纪录手稿资料，这些资料很宝贵而且来得很及时，全部交给了潮汕地委转东江纵队司令部，当时是该纵队的干部余昌辉同志来接收的。解放后，余任汕头市教育局局长。第二次完成任务后，罗彦同志被当地临时委派为惠来县委书记兼县大队长。

(3)1950年2月，全国已解放了，潮汕地委内部电台接到华南分局的通知，要罗彦同志在原系统继续搞情报工作。1950年接到任务。要他陪同一位高级知名人士去港澳和国民党代理陆军司令联系，住在九龙柯士甸道，{zh1}完成了任务，这是为了解放海南岛而作出的贡献。

(4)全国解放后，为开展国际情报工作，上级决定在汕头成立了潮梅情报站，王树人同志任站长，罗彦同志任副站长，在汕头市继续开展工作，完成了外派任务。1951年王树人调去广西，罗彦接任站长，在这个地区做了不少的工作。“三反”运动开始，罗彦同志受了委屈，被指控为大贪污犯，他咬破手指，写血书给才方同志以表决心，始得调回调查部工作。他对情报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作过不少贡献，值得后人学习。

五、几点经验教训的总结

同志们回忆所提供的材料，都是十分珍贵的，实事求是而且脚踏实地亲身体会，作为斗争历史的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综合如下：

(1)参加地下工作的同志，都是受过革命斗争考验的，热爱党、热爱党的事业，是一支坚强的骨干力量。他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临危不惧，勇敢机智，能吃苦耐劳，敌情观念强，不计较职位高低和个人得失，所以在秘密斗争中表现出优良的素质，这是广东情报站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因素。

(2)士气高，斗志旺盛。无论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能灵活机动，应变不乱，尤其是打入敌人内部长期潜伏的同志，在紧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搞重要情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3)缺点方面也有，如在策反工作中，计划不周密，条件尚未十分成熟。通过人事关系，没有把握，对敌人内部情况还没有摸透，就要同志去执行任务，例如：郭士魁同志令吴华去衡阳，对白崇禧直系xx张淦集团军劝降，只通过一个国民党中将黄某，并未作深入了解，毫无成功把握，就冒险入虎穴，暴露了自己的意图，而黄表现慌乱，刚巧碰上白崇禧到衡阳开会。事机不密，就有杀身之祸，后来得该军的张参谋长协助，派车把吴华和他的助手送出前哨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4)在1948年至1949年时，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南下广东的外派人员，大多数是走湖南沿铁路线南下，但也有一部分人因这条路出过问题，蒋林同志被捕牺牲，就改道走上海、浙江、福建，转香港到汕头再到广州。这样走，在路上转折太多，时间长，危险也很大，而且，同志们脱下军服换上便衣，生活习惯、服装方面都不合白区式，容易引起人的怀疑，所带的国民党身份证，也是漏洞百出。据梅英同志反映，如碰上内行人检查，就会露出马脚，好在碰上亲戚们发现，帮忙应付过去，他们一行人，包括罗彦、陈洪、关秀、钟莹、郑强民、梅英等，都有同样的遭遇，对时间拖延，到广州后的工作开展．都受了影响，所以对交通情况的深入了解，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5)在香港情报站工作的同志，组织安排了合适的掩护职业，打入商界与人合伙做生意。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走到那里都讲“钱”，没有“钱”什么事都行不通。组织难筹经费，多数是靠自己想办法，解决个人生活和活动经费问题，还要伪装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本来是为了工作而伪装的，同志们立场坚定，对党无限忠诚，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而结果竟被诬陷为贪污犯，例如罗彦同志竟被逼得写血书以表决心，才算把问题搞清楚。同样情况，吴华同志在香港，工作开展顺利，与人合伙获得巨额利润，本应在原有的基础上经常派人检查、监督，使工作更进一步开展，而领导上突然调离，他原有的计划中断施行，使工作受到损失，似乎有些偏差之处。

六．烈士传略

(1)陈仰平烈士生平事迹

陈仰平同志祖籍广西桂林人，因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在湖南、湖北两省做过知县，所以家庭就移居到湖南和湖北两省居住。烈士的出生地在长沙河西三汉矶祖屋，父亲陈显功，1913年在湖北公立法政大学毕业，1928年到1932年曾在汉口地方法院任民庭推事，1932年以后在汉口当律师。陈仰平排行第七，上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共姐妹九人。从1935年起，受“12·9”学生运动的影响，姐姐和哥哥都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的到晋东南根据地搞革命，有的去延安学习。芦沟桥事变发生时，仰平才12岁，他从小就在家庭中受到姐姐和哥哥的影响和熏陶，思想上有强烈的爱国心，热爱党和人民。1938年武汉失守，他在沦陷区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爱尽民族压迫之苦，饱受失学失业的折磨，1943年才在武昌省立高中毕业，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冒着被日寇逮捕的危险，收集了当时很难搞到手的无线电材料，自己动手和两个弟弟一起制作了一部短波收音机，秘密收听解放区有关抗日战争消息，自觉地在青年中进行宣传。1944年武汉市惨遭轰炸，家中中了两颗xx，祖母、母亲等被无辜炸死，仰平腿部受了伤，他和两个弟弟从瓦砾中爬出来，强忍悲痛，重建家圆，继续为反法西斯斗争而奋斗。他在青年时代追求真理，勇往盲前，志向坚定。

日寇投降以后，国民党接管武汉市。1946年他满腔热情参加了武汉市新闻界的工作，在民营《正义报》当记者。他以新闻记者合法身份，深入生活，深入社会，调查研究，运用有限的新闻“自由”，报导和揭露国民党官场的黑幕，主持正义，鞭挞反动派的倒行逆施。1947年武汉市学生运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院校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示威游行，蒋介石撕破了假民主的面纱，对学生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五月份南京发生了“5·20”血案，紧接着6月间武汉也发生了“6·1”惨案，惨杀学生。新闻界的进步力量，对学生的斗争及时给予支持，陈仰平当时从伪警方人员口中侦知惨案真相，立即写稿，准备据实报导。然而多数报纸均拒绝报导消息，{zh1}找到《新闻晚报》总编辑胡盛田，方得以“月星xx夜…………”的醒目标题发表了这条新闻。消息发表了以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新闻晚报》当晚发行了八千余份，比平时发行量增加十多倍，即时{qg}一空。消息见报后，汉口伪警备司令部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伪稽查处长胡孝杨鸣枪示威，勒令各报一律按中央社消息发稿(事后胡总编辑被解聘，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在街头摆卖地摊为生)。由于他们的革命行动，两人均被吸收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新闻学会”。1948年底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主持，仰平以记者身份参加大会，搜集大会材料向组织报告。在解放战争向南方发展的重要关头，他又把自己的工资节约下来，买了一部收音机，改装后听延安新华社广播。当时武汉警备司令部鲁道援命令禁止民间一切短波收音机。为了应变，把收音机内部接线装置改为活动式，防止突然检查。在山东孟良崮战役胜利后，仰平的两个弟弟陈乃茂、陈乃蒸全文纪录新华社广播电台评论员文章，然后自觉地暗中传播。胡宗南进据延安后，反动派大肆官传，发播“胜利”消息。他午夜回来，立即收听延安广播，得知xxx、党中央还留在陕北，高兴得几乎掉下眼泪，他对弟弟们说：“你们听，xxx还在陕北，领导全国的斗争，报纸上的消息不能信。”通过这些小事，证明他热爱党的赤诚之心。

武汉将近解放前夕，仰平在报社印刷厂发动了工人护厂活动，保护机器，准备转作党的宣传工具。反动派曾收买工人破坏机器，他得到情报后，马上通过外围工作的胡履吉同志的关系，把工人说服了，工人思想稳定下来，拒绝了反动派收买他们的金钱，保护了印刷厂。武汉解放后，他又带领胡履吉侦破敌人残余电台与敌人的特务活动，做了不少的工作。

1949年5月，又奉中南局社会部的派遣，化装到广州，作为由他大姐领导的三人小组的成员之一，搜集了敌伪情报和敌特活动的重要资料，并发展了徐继灰同志参加组织活动，由他提供经济情报，同时摸清了敌人报社、通讯社的背景和去向。由于解放广州急需情报，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仰平化装行商，买了一批西药，把情报藏在货内，不顾敌人封锁和铁路遭到破坏而中断的危险和艰辛，及时将情报送至长沙(当时情报联络站已到长沙)。站长郭士魁和组织上十分嘉奖，令他帮助将材料整理好后马上返回广州配合大军南下作战。1949年9月24日，在返回途中路经衡阳时，被特务发现，不幸被捕。在解放军兵临衡阳城下的情况下被押解到桂林，在监狱中受到敌人严刑拷打。仰平拒不招供任何秘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高尚品质，在桂林解放前夕，被敌人押赴刑场，惨遭杀害，时年仅24岁。

桂林解放后，经过桂林市长何伟(前教育部长)亲自调查，找到他同监在押的难友，证明他表现得十分英勇。11月25日临赴刑场前，还高呼口号，昂首阔步走向刑场。他遇难后，被敌人抛尸荒郊，解放军进城后，才将他的遗体掩埋好，他的生命是短促的，然而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光辉。他虽然已牺牲了40年，但是他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为了纪念他，已将他的事迹刻石立于他出生的祖居旁以志其事。1984年武汉市公安局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家属的申诉，立即成立专案组，派人员往桂林复查，并查对特务马希珍的供词(他是当年侦捕陈仰平的凶手，1950年在汉口被镇压)，以及武汉新闻界《长江日报》新闻资料所发表的事迹，1985年7月5日被追认为烈士。

(2)汪治华烈士事迹

汪治华烈士1 947年参加江汉军分区地委城工部工作，由城工部副部长郭伯承介绍到江汉情报站。汪治华化名程鹏，是当时川汉沔县县长汪文翰的弟弟，由于他在粤汉铁路任警务课长之便，当时由郭伯承副部长给他任务是调查敌人兵力实际情况和铁路运输情况，策反敌人。1949年汪治华转关系到沔阳彭家场，郭士魁站长交待他的任务是在衡阳铁路交叉点地段，调查铁路军运和桥梁地形情况，并派张洁民同志做他们的交通联络员，曾弄到铁路纵斜面打墙和桥梁墙，后张洁民调查，由辜学海与汪治华联系，情报站进入长沙市后，有一段时间未见汪治华有情报送来，1949年9月底，汪治华策反未成被杀害。后由副站长袁文超处理善后，呈报中南局社会部，批转湖南省公安厅(即社会部)徐启文部长和夏印副部长负责处理，追认汪治华为烈士并抚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