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技术变迁概念的界定
科技进步是通过技术变迁来实现的，技术变迁是科学发明与技术创新自动的内在逻辑的产物[①ａ]。根据技术变迁理论，可将农业技术变迁的内涵和处延界定如下：
（一）诱致性农业技术创新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其一，某些经济变量的改变，使xxxx在已知的可供选择的菜单上选择一些新的技术流程，改变整个产业的技术结构。如要素相对价格波动，企业面临某一要素相对价格的降低，在给定的时间内，它将会改变生产流程，从而更多地利用那些投入要素相对便宜了的生产流程，较少使用相对价格上升了的生产流程。其二，市场规模的扩大，可能会使整个产业（包括xxxx）使用更多的资本，而较少地使用劳动，从而改变它的要素组合。其三，一个行业由于相对价格的变化所诱致的一项技术创新，可能在农业产业中产生新的发明与创新。一般科学技术的进步降低了农业技术和企业家创新成本。例如，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化工技术的发展、内燃机技术以及原子能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都对农业技术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四，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产业链中某一环节的技术创新，打破了产业中技术系统的平衡或均衡，造成了技术“瓶颈”，这些“瓶颈”把科学家、发明者、企业家和共同管理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获得更有效的资源配置这些问题的解决上，拉动了整个产业链的技术创新与升级。
（二）发明创造的农业技术变迁
某些发明创造可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迅速提高投入要素的生产率。如高效作物新品种选育成功，新型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发现，都可以直接应用于农业生产，提高土地和劳动生产率。
就农业技术变迁的外延而论，不能仅仅理解为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生物、化学、机械等技术的创新，而应该包括农业各产业链环中产前、产中、产后的全部技术变迁。
二、农业技术变迁与农业产业化的关系
农业产业化发展作为一种组织制度创新，其运行的高效在于必须以技术创新与应用为前提。在农业技术停滞阶段，某些具有动态的技术和体制变化即使发生，但它们对生产率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只有以刺激为目的的产业化经营体制改革，而没有其他变化，或者只有化肥的使用而没有改良的高产品种，几乎不可能导致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农业技术变迁不仅对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而且技术创新能改变特定制度安排的相对效率并使某些其他制度不再起作用，或者技术的创新可能影响交易费用，并使得原来不起作用的制度安排重新得以运用[①ｂ]。创新的制度安排又可能降低技术变迁的成本，营造良好的技术传导创新环境，带动技术不断创新。
农业技术变迁使产出在相当范围里发生了规模报酬递增，使农业产业化经营获取规模报酬的初衷得以更好地实现，显示了制度变迁的强大生命力。
农业技术创新不仅增加了产业化制度安排的潜在利润，而且降低了某些安排的操作成本。特别是，农业产业的日益成熟，迅速降低的技术发展，使得一些旨在改进市场和促进货物在市场间流通的安排革新变得有利可图。
农业产业化可降低农业技术变革的成本。市场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与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交易费用的增加，意味着原有制度组织的不适应性，迫使经济组织发生改变（更有效率），从而降低了技术创新的费用[②ｂ]。
农业产业化作为制度变迁促进了发明创造的农业技术变迁。因市场扩大或交易费用等原因诱致的制度创新，营造了技术传播、更新的环境，当一项发明创造的技术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原有技术的成本与收益时，这种技术创新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三、农业产业化对农业技术变迁的内在要求
农业产业化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贸工农xxx的经营体制。由农工商到贸工农，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其内涵是xx不同的，它们各自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经济运行方式。八十年代中后期，曾大力搞过农工商综合经营，但没有取得显著成效，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市场体系不健全。农业技术创新缺乏相应的动力机制，决定了当时的思路是“以产定销”，xx忽视市场需求。贸工农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农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其着眼点是市场，由市场需求来决定组织产品加工的方向、规模，围绕加工来组织农产品、原材料生产的种类、数量和品质，使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了产销脱节，有利于小生产和大市场的对接。同时，在{zd0}化利益驱动下，为了提高整个产业链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产业经营主体必然要求在整个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力求技术革新，大力研究、推广先进科学技术，努力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增强行业的比较优势，提高农副产品及加工品的质量，xxxx品质、商品品质和加工品质，使整个产业在成本下降的竞争压力下，不断进行技术创新。通过产业的经营，以最小的成本为消费者提供{zd0}的效用，获得较多的超额利润。
长期以来，中国广大农村由于受到城乡分割体制和自身落后的生产方式与经营方式的限制，农业被限定在狭小的范围里，生产、加工、销售不能很好地衔接，产业内部不能形成良性循环，相应地，农业科技上，农业教育、科研与生产严重脱节、条块分割，科研和生产之间不能很好地配合，产前、产后科研力量十分薄弱，近９０％的科技力量集中在产中阶段，其中的５５％又集中于种植业生产领域，畜牧和水产领域科技人员均为８％，而美国７０％集中在产后阶段。数据不仅反映了我国农产品贮藏、保鲜、运输和深加工技术的研究和推广还相当薄弱，不能适应农业产业化的要求，而且从深层次上说明中国农业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尚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技术变迁的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四、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方向与路径
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梅勒（John
W.MeHHor），按照农业技术的性质，把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①ｃ]。{dy}阶段是技术停滞阶段，第二阶段是劳动密集型技术进步阶段，第三阶段是资本密集型技术进步阶段。梅勒对农业发展阶段的划分对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方向是有意义的。由于中国的资源状况是劳动力充裕和资本稀缺，农业的发展必须尽量避免与工业发展相竞争的、具有替代劳动性质的资本投入，而多使用与劳动力相互补充的投入。必须发明、创新和使用劳动使用型或资本节约型的生物化学技术，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而且中国的国情，注定了农业技术变革的第二阶段将会是特别的漫长。
关于农业技术变迁的路径，日本农业发展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和美国农业发展经济学家弗农·拉坦（Vernon
Rutton）合作研究，在７０年代初提出了诱导的技术变革理论[②ｃ]对中国目前的农业技术变迁具有借鉴意义。
速水和拉坦认为，一个国家选择何种技术进步的道路才能促进农业生产率和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依该国的资源秉赋状况而定。对一个土地资源丰富而劳动力稀缺的国家来说，选择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是xxx率的。相反，对一个土地稀缺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而言，选择生物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是{zy}的。同时，他们没有把农业技术变化看作是科学技术知识自发进步的产物，而看作是对资源秉赋状况和产品需求增长的动态反应。更明确地说，农业技术变革不是外生决定的，是由内部因素引起的，是由相对要素价格的变化和产品需求的增长诱导的。
在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中，相对要素价格和产品需求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要素价格的变化实际上暗含地包括了产品需求的变化。农业技术进步可以只看作是由相对要素稀缺性的变化所引起的。
上述理论可以用诱导的技术变革模型来描述。这个模型所描述的技术变化与私人和公共研究部门的研究资源配置过程是一致的。就是说，当农业发展要求有更多的机械技术时，研究资源就被引导到机械技术的研究之中。反之，当生物化学技术被需要时，研究资源就被引向生物化学技术的研究。这里仅给出对中国农业技术变迁路径参考价格较大的生物化学技术变迁过程（见下图）。
（附图 ）
图中ｉｏ[＊]表示零期的创新可能性曲线，它是由一系列较无弹性的单位等产量曲线构成的包络线，每条曲线对应着一种不同的生物技术，这里用作物品种代表。越是靠右的单位等产量曲线所表示的生物技术对化肥的反应越大。假定零期的化肥——土地价格比率是ｂｂ，于是，一种作物品种被发明出来并投入使用，这种品种对化肥反应不大，如单位等产量由线ｉｏ所示。这时，{zd1}成本的均衡在ｐ点达到，生产一单位产出的土地、化肥和基础设施投入达到{zy}配置。一般说来，促进化肥代替土地的技术要求有较好的灌溉、排涝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因此，化肥与土地、基础设施之间具有互补关系，这一关系由图中下半部的ｏａ线表示。这样，当作物品种对化肥反应很大时，化肥和基础设施共同代替土地。
图中ｉ１[＊]代表{dy}期创新可能性曲线，它是由{dy}期作物品种表示的一系列较无弹性的单位等产量曲线的包络线。它位于ｉｏ[＊]下方，表示农业生产率随时间变化而提高了。当土地变得相对稀缺时，土地相对价格就会上升，而化肥和基础设施价格因工业发展而相对下降。于是，化肥——土地价格比率就从零期的ｂｂ下降到{dy}期的ｃｃ，从而导致一种引进的新型高产且化肥反应较大的作物品种的出现。这种新的生物技术由ｉ[，１]表示，ｉ[，１]与ｃｃ相切于ｑ，决定了资源的{zy}配置。显然与零期的品种相比，{dy}期的新品种对化肥的反应要大得多（ｑ位于ｐ的右边）。这是土地相对稀缺导致的结果。
必须明确，诱导的技术变革理论是建立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基础上的，是假定市场价格能正确有效地反映产品和要素的供给变化。这个条件基本上符合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时期的历史经验。美国和日本，每个农业劳动力和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始终伴随着机器的价格相对于工资率和化肥价格相对于土地价格的大幅度下降，这个事实与诱导的技术变革模型的一般假定是相吻合的。然而，目前中国的市场发育成熟度低，部分产品价格还不能准确地反映产品价格和供求关系，要素价格也不能反映要素的稀缺性。中国之所以必须走生物技术进步的道路，不是因为土地价格相对升高，而是因为人口迅速增长和土地供给的无弹性。当然，要素价格的扭曲能够阻碍农业技术进步的速度。如果理顺要素市场的价格关系，使要素价格比较正确地反映要素的稀缺性，那么农业技术进步的速度将会加快。
自６０年代以来，中国持续居高的农业技术效率一直为７５％—８９％，表明新技术不能及时应用于生产，另一方面，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仅为３０％—４０％，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６５％—８５％的水平，更为严峻的是，“六五”期间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贡献份额为３５％，“七五”时期降为２８％。其根本原因，除了农业技术推广机制不够健全，运行效率不高之外，中国市场发育程度低，农业技术成果的供求矛盾突出是阻碍农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值得欣慰的是，“九五”及２０１０年将要尽快实现“两个转变”，随着要素市场的日益完善，未来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速度将会加快。
五、促进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现实选择
经验表明，农业产业化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农产品必须是为市场而生产的；二是农业生产要有一定规模，科技含量要高。即是说，农业产业化只有在市场化和集约化这两个前提下才能得以顺利进行。显然，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是以农业技术变迁的前提条件和农业技术变迁本身为前提的。加速推进中国农业技术变迁显得尤为迫切。
（一）加快生产要素价格和物质产品价格改革的进程，使农业生产的各要素和农产品全部进入市场
目前，中国要素市场改革明显滞后，生产要素价格信号尚未真实地反映自身的稀缺程度。农业技术变迁迫切要求加快生产要素价格改革的进程，因为诱导性农业技术变革是以要素价格的变化能正确地反映要素供求变化状况为前提。只有如此，才能使技术变迁的道路沿着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发展，才能使其根据中国的资本秉赋状况和产品需求变动作出动态的反映，才能提高农业技术变迁过程中资源的配置效率。
（二）界定产权，保护产权
我们知道，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是以商品市场的发展为前提的，商品市场的发展又是以产品归不同经营者为前提，而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则以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为前提，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又以生产要素所有权归不同经济主体为前提。有效率的市场意味着充分界定和行使产权。产权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完整的产权包括财产的最终所有权、实际占有权、使用权、受益权和处置权。产权明晰，使社会的每个成员责、权、利明确，付出的劳动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自然会得到{zd0}限度的释放。对于农业技术变迁而言，农业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社会收益率高，私人收益率低。要缩小这一差距，关键是要合理界定产权，鼓励农业技术生产者发明创造，特别要强调专利法，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发明创造者的正当权益。直到现在，不能在创新方面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仍然是技术变迁迟缓的主要根源[①ｄ]。
（三）建立宏观政府启动与微观行为主体利益诱导相结合的农业技术变迁机制
农业是一个最广泛，最复杂的大系统，它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众多学科。超前安排农业科研工作，组织各学科力量协调行动，规范{gjj}农业科研机构、地方研究机构、xxxx或公司在技术变迁中的行为，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首先{gjj}农业科研机构应侧重基础性研究和基础性工作。农业科技的重大突破，往往都是在基础科学取得显著成就后，经过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才出现的。技术发展是建立在前人知识的积累上的，这些知识决定了发明活动的方向。除非基础知识存量扩张，不然新技术的发展最终将会陷入收益递减的境地[②ｄ]。当然，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是在解决应用领域研究工作者提出的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必须坚持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三结合的道路。其次，地方科研机构要加强应用研究和适应性研究，要使研究科学家和管理者在研究目标选择上对农民的技术需求或市场价格作出迅速反映，尽可能相吻合。第三，公司或xxxx要侧重开发和应用研究，由产业利益诱导其对技术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与合理流动。第四，产业化经营中，农民仍然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是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要广泛成立多种形式的农民技术研究会和各种农民科学技术专业协会，充分调动农民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四）把握农业技术变迁的方向，加速技术变迁的步伐
全面地说，农业技术变迁包括生物技术、化学技术和机械技术变迁，但是对于土地相对稀缺、人力资源丰富的中国而言，农业技术变迁最重要的是生物技术。首先生物学以及生物技术发展对动植物和人类本身将产生重大影响。要充分利用生物的遗传潜力，选育和推广优良品种，在培育高肥水条件下的集约品种的同时，要更加注意抗病虫、抗旱、抗盐碱等品种的选育。开发高光合潜力品种，改进耕作制度，提高光能利用率。加强生物固氮、生物防治技术的创新。其次，要加强农业化学技术创新，包括高效低残留农药，化学除草剂等。要重视科学施肥方法，提高化肥使用率，减少污染。第三，加强农产品保鲜、加工、贮运、包装、销售等技术和节水灌溉排水技术的创新。第四，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适当发展某些环节的机械技术。
（五）加强农业技术推广
农业技术推广是通过培训、宣传、示范、指导等渠道使农业技术在短期内得到扩散和应用的过程。从农业技术创新的整体上看，农业技术推广对农业技术创新的成败是直接而关键的因素。我国目前农业技术推广网络面临着“钱紧、线断、网破、人散”的危机状况。１９９４年全国有４４％的县级，４３％的乡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经费被缩减或取消。由于农业推广体系的弱化和信息、技能等落后与短缺，技术创新的行为近于搁浅。从８０年代以来，农业基本上没有重大技术创新，有份量的农业成果数大大下降，１９８５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农业成果达２０４项，而１９９２年仅７５项，这应引起足够重视。
（六）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农业技术创新
根据国际经验，欠发达国家，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适宜比例为１％—２％，而我国目前只占０．２％，远远低于这一水平。从农业科研资金投入来看，由于农业科研经费投资增加不多，大量科研单位无课题可做，或因缺乏资金只能应付了事。据统计，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农业科研经费政府拨款每年平均增加７．４６％，扣除物价因素为０．７６％，这对农业技术创新构成了强大的威胁。今后，除了国家和各级地方财政必须保证农业科学研究、科技开发资金较高比例的稳定增长外，还应当十分注重发挥政策导向机制，引导大型xxxx投入资金进行技术创新，更多地吸纳社会资金，全方位推动农业技术进步。
[①ａ]
参阅Ｄ．Ｃ诺斯与Ｌ．Ｅ戴维斯在“制度创新的理论：描述、类推与说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９５页。
[①ｂ]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８６—３８７页。
[②ｂ] 可参见陈郁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１版，“译者的话”中对Ｄ．Ｃ诺斯观点的全面概括。
[①ｃ] 梅勒：《农业发展经济学》，１９９６年英文版，第１３章。
[②ｃ] 速水和拉坦：《农业的发展》，１９８５年英文第二版。
[①ｄ][②ｄ] ［美］道格拉斯·Ｃ·诺思：《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８５、１６页。＊
《农业经济问题》1997年第18卷第4期
| 已投稿到： |
|
|---|
-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验证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