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如何在政府之外设置一个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载体，成立经营性国有企业体系(包括经营性国有金融企业)，我于1985年在《股份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好形式》一文中，提出过三种初步设想：(1)由各级“人大”授权专门机构(国资委)统辖经营性竞争性国企，国企不再是政府所有制，但受政府监督；(2)超越政府各部门之外建立一个国有资产(经营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国有投资公司)—国有企业三层次管理经营体系，实则利用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国有投资公司)等金融中介机构，在国资委和国有企业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确保“政企分开”；(3)由国家或国家支配的各种公共基金(如社保基金、共同基金、保险基金、投资基金等)成为国有企业的主要投资者(即控股者)，实则把国企从政府所有制转变为“基金所有制”——一种新型的公有制。以上三种选择，可以选一种，也可同时采用，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形式。

这篇文章及上述设想，是我在1980年代在国外学习、考察几年后于1988年回国写的{dy}篇文章，当时国内学界还热衷于股份制、承包制之争，我是根据个人考察与思考提出用股份制来贯彻“政企分开”。随后“股份制”受到质疑，迨至1992年xxx南方讲话后中央才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后于2003年中共中央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以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与此同时，我国在1990年代在政企分开上做了不少工作。不仅原各工业部门改制为集团公司，而且设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许多国企正努力建立公司治理结构。不仅如此，还有深圳、上海开始建立国资委—国资经营公司—国企三层次管理经营体系，社保基金也把巨资投向国有企业。尽管这些措施在我1989年论股份制文章中建议过，甚至一些用词也一模一样(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等)，但我不认为跟我有直接关系，因为我文章发表时间过早，当时这些问题远未提上日程。深圳、上海等地的举措xx是当地有关方面于1990年代后期在其自身的实践中探索出来，跟我文章的设想不谋而合。这表明各地有关方面在政企分开方面正在积极进行探索，改革在不断推进。

然而，尽管我国在“政企分开”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迄今仍“藕似断，丝更缠绵”。上海社保弊案以及房地产市场乱象，最近出现(国土部门有关人士介绍)不少以“大棚房”、“文化园林”、“生态庄园”、“农业科技园”等各种名义非法批地与用地而实则开发房地产的案例，这一切都表明“政企不分”、“政企难分”的胶着状态，成了官商勾结及贪腐的“温床”，孕育着一个权钱结合的既得利益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这些人中间不少人在改革初期曾是改革的促进派，因为没有市场就无法进行权钱交易；而今他们不愿将改革进行到底，怕侵犯他们的既得利益，一些人更由改革的“动力”变成改革的“阻力”。为了避免沦为“权贵市场经济”或“新型官僚资本市场经济”，就必须将“政企分开”进行到底，特别需要政府体制改革为之开路，需要用“法制、法治”来规范国企、政府、市场的定位与职能。这是我国今后十年间必须大力推进的一项开创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