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当年的海鸥照相机。双镜头，方箱形，翻盖。用120胶卷。翻开上方铁盖，可通过毛玻璃直视对焦取景。


    这就是“皮老虎”照相机，不用时可以折叠起来。画面左侧那条弯曲的东西造型有点奇特，它是快门线，俗称“小辫子”，用它按动快门可以防抖。画面右边两个长方形的东西是取景框，直接用眼睛观测，不用时可以叠拢来，实在是土得没法说。镜头上方那个像牛眼似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取景框，可以90度角扳动，竖拍横拍两用。这么小的玩艺怎么取景啊？没法子，当时就这样：看得到个大概，人不要跑到相片外面去就行。唉！——

照相今昔

徐 成 淼

题记：

在回复《毕业半个世纪后出版班级文集》的一则留言时，我在括号中顺手写下了“要知道吾迷恋此道已久”几个字。事后发觉这话说大了，想改已来不及，只得找篇东西来搪塞。

写这篇《照相今昔》时，数码照相机尚未普及，文中只提到“全自动”。——时代极速发展，七年前写的东西现在已赶不上趟了。如今有了数码相机，那架势更不可一世，连幼儿园的孩子也可以抄起来乱拍一气。而且其功能之完备，难以尽述。甚至还能“笑脸识别”：在被摄者微笑的瞬间，照相机会自动抢拍下你最美的表情。有广告语曰：你只须按一下快门，余下的事全交给我们办！看来就连这“按一下”也要被省掉了。机器进化得如此神奇，人还有什么用呢？ 鲁迅先生说过，美国的石油大王，不会明白北京捡煤渣老婆子的艰辛；贾府里的焦大，也不会爱林妹妹的。他说的是空间的阻隔。其实把人和人隔离得更远的，是时间。半个世纪前的事，眼下的年轻人已很难体味了。写这些陈年旧事，只能是痴人说梦罢……

 插图漫画 / 潜流

    当年我在浙东一个小城里读小学，全城只有一家照相馆，还记得它的店名：焕章。照相的是个小老头，脑袋上没几根头发。店里支着个三条腿的照相匣子，上面盖着一大块墨绿色的布。老头钻在绿布下拍照的时候，我们常躲在他身后看。看见里面的人是倒着的，又稀奇又好玩。那照相匣子连快门也没有，只有一个镜头盖。拍照的时候，老头叫声“别动”，伸手将那黑糊糊的镜头盖揭开，马上又盖拢。这一揭一盖，照片就拍好了。店堂的顶棚上开着天窗，盖了玻璃。天窗下拉了几根铁丝，铁丝上横挂着几条白布。照相时，老头子眯起眼睛看看照相人的脸，用一根长竹竿将白布挑开些；再看看照相人的脸，又把白布盖些回去。这个动作让我们这些小八腊子佩服得要死：这该有多大的学问啊！店里还有一幅布景，上面用粉墨画了一间客厅模样的房间，有圆拱形的门，有亮闪闪的玻璃窗，有带雕花扶手的楼梯，还有高高的放着盆花的木架子。在当时小城人的心中，那就是做梦都没见过的天堂般的地方了。过了几年，我长大些了，照相的也换成个年轻人，是小老头的儿子，我们叫他小焕章。小焕章挺喜欢我，特准我进暗房看看。暗房在一个小阁楼上，里面一片黑。小焕章打开木窗上的一块活动木板，一缕红光从窗外照了进来，看起来特别神秘。窗旁有一块斜放着的玻璃，玻璃下面有个方洞，洞上有个活门。小焕章拿起一张底片，贴上相纸，覆在玻璃上。他抽一下活门，啪嗒一声，说行了。把相纸丢进xx里，不一会儿，一张人脸就在水中慢慢地显现出来。这是我{dy}次目睹洗相的全过程，如此神奇，如此奇妙，激动得我半宿没睡着。后来我才明白，顶棚上的布帘儿是用来调节光线明暗的，印照片的时候，也只能用窗外的天光。那会儿小城没电。

进了中学，我们的物理老师有一架照相机。一个黑匣子，按下一个钮，啪的一声，镜头就弹了出来，后边连着皮老虎。上好快门，一摁按钮，咔嚓！快门一闪，好玩极了。可惜没有胶卷，只能是空欢喜。我就死乞白赖地缠着父母亲要钱，要了好多好多回，才把钱凑足了。我托人从杭州买了个胶卷寄来，还是“矮克发”，很贵的。但穷日子有穷办法，不是说一分钱要掰成两半儿花吗？一个胶卷不也可以破成两半？晚上，我在被窝里将胶卷从中间剪开，一分为二，一卷当两卷用。剪开后，还要将卷片轴改造过，计数的黑色衬纸也要重新标号。那会儿我才十二三岁，竟然有这般能耐，可见男孩子有多机灵，手有多巧。有了胶卷，就得设法把照相机借出来。为此，我先得把物理学好，作业做得整整齐齐的，测验也得在九十分以上才行。实验课时，还要跟在老师后面，屁颠屁颠地帮他拿这样拿那样。物理老师不知是计，常拍拍我的肩膀表示鼓励。看看火候差不多了，我提出要借他的照相机使使，他居然爽快应允。拿到照相机那天，就像过节似的，乐得我合不拢嘴。我给班上的同学拍照，拍好后拿到小焕章那儿冲印。同学们见了照片，都说比在照相馆照的好。我向他们收了成本费，把买胶卷的钱赚回来了。这也算是我最早的“经商”经历。

打那时候起，什么焦距、光圈、速度、取景、反差、景深这些玩艺儿，对我来说全都不在话下。同小焕章一起洗相，又很快就掌握了冲印技术。所以几年后，我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上“新闻摄影”课时，就轻车熟路，顺当得很。给我们上摄影课的，是赫赫有名的舒宗侨教授。他因为在鸣放会上拍案而起，成了上海市xx的右派分子。

那时候没有自动测光装置，也没有闪光灯。拍照全靠目测，全靠经验。该用多少光圈，多少速度，凭眼睛看。有一次，出去拍外景照片。是个阴天，光线不好。有个姓刘的同学拍回来的照片黑糊糊的，曝光严重不足，原来他竟用了8光圈，1/100秒。而我看天上有大片阴云，迎光面光线更暗，决定用4光圈，1/60秒。回来冲出胶卷，曝光正好。不知怎么搞的，照相上的事，刘同学总是拿捏不住。什么反差，什么景深，他总也弄不明白。像是缺乏悟性似的，直到摄影课结束，也还是这样。也难怪他，目测很不好掌握，眼睛对光线的适应性很强，很难分辨光线的细微变化。但难有难的乐趣，照相时全凭肉眼目测，就显出高下来了。有时候，天晚了，或者拍室内照，光线很差，我用大光圈，慢速度，这就考技术了。又没有三脚架，照相机固定不了。得两手握紧，屏住呼吸，手指微动，轻按快门，咝~~~~ 嚓！完成。胶片冲出来一看，居然不错，心里就特别高兴，特别自豪，就有一种成就感。现在是傻瓜机，全自动，还电脑控制，方便到了极点。无论张三李四，不管会不会照相，拿起照相机都会拍。这么一来，我们那会儿学的东西就没了用处，那点成就感也早褪色了。现在还有谁会为究竟该用光圈8还是4伤脑筋呢？

舒宗侨教授敢于拍案而起，但他对学生挺和气的。暗房实习期间，下课后还准我们进暗房“干私活”。系上的暗房，比起焕章来，那真个是天壤之别。那里有我从未见过的半自动胶卷冲洗器，可计秒的印相机，电热烘干上光机，自动对焦放大机。就是那盏红灯，也是进口的，很亮，却不会使相纸曝光。暗房里还有排气扇，通风管道是弯曲的，进得来空气，光线却进不来。

我用摄影课配给我们的海鸥相机，给自己和家人拍了不少相片。我去南京西路一家照相器材店买来相纸，到暗房里冲印。白天不可占用暗房，我们就连夜干。人多，得轮班，上半夜几个，下半夜几个，排队轮流用。我在暗房里冲印，放大，大大小小印了几十张照片。我大学时代留下的许多影象，大多是那会儿拍的。

但照头像还得进照相馆。走进南京路xx的王开照相馆，迎面墙上挂着赵丹、白杨、孙道临、王丹凤等大明星的大幅照片。那些照片那么有层次，有质感，反差适中，刚柔相济。脸上明光暗影，头发逆光勾勒，鼻子的阴影巧妙地落在鼻唇沟上，使整张脸特别富有立体感。这样的照片是焕章那种地方怎么也拍不出来的，凭他那个天窗，凭他那个镜头盖，除了大平光，还能照出别的什么来呢？上海的照相馆还有一讲究，拍了照先看“样子”，满意了才洗印，不满意可重拍。取来相片，将“样子”与“xx”对照，发现后者尤为精美，那是靠了修相。他们的修相技术堪称{yl}，用削得尖尖的铅笔，在底片上轻轻涂划，一点点地，你脸上所有的瑕疵就都被修掉了。相片上的那个你，眉清目秀，容光焕发，就像是整了容似的。这可是一门精细技术，不是谁都能胜任得了的。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贵州。有时还会手痒，想拍照，想洗相，想自己给自己露一手。于是借了相机，又让家人从上海寄来相纸、显影液和定影液。这回只能是土法上马了：用两个搪瓷盘，分别装显影液和定影液；一个肥皂箱，上面盖块玻璃，里面接一盏电灯，开关拉在箱外，就是印相箱；给灯泡裹上两层红纸，充作红灯。天黑了，用毯子把窗户堵上，就成了暗房。印相时，放好底片和相纸，一摁开关，灯亮，默数一二三四五，关灯。印好了，丢进显影液里，看那人影儿慢慢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就会想到焕章的小阁楼，想到复旦新闻系的暗房，想到岁月的流逝和日子的变迁。是这些相片，为我们留下了生命的轨迹和片断，心中不免浮起一丝慰藉和感伤。

前些年，在《新民晚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是现在人们照相，却喜欢用大平光了。想不到当年摄影人最忌讳的东西，今天竟成了时尚。站在一幅幅大平光相片面前，那班老摄影师们一脸不屑，一个劲儿摇头。闻此我心中一乐，心想要是那个老焕章能活到今天，恐怕要成为拍大平光的高手了。

2000年秋天，毕业四十周年的日子，同届系友相约在上海聚会。会场上，有个矮胖子拿着个全自动相机，人前人后地拍个不停。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姓刘的同学。晚上，他把印出来的照片分发给大家，居然影象清晰，层次丰富，彩色鲜丽，浓淡相宜。遥想当年，连曝光这一关他都没过。如今有了高科技，他已经得心应手，xx不必顾及什么光圈速度之类的劳什子了！

在全新的科学技术面前，小城的焕章和上海的王开，复旦新闻系的暗房和我的肥皂箱，物理老师的皮老虎和实习时的海鸥4B，已经没有什么区别。时光之手，把那些个沟沟坎坎全抹平了。当年曾经是天差地别的东西，到一定的时候，会面临同一命运；它们都将被历史淹埋，同时催生出新的更美好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吧。

2003/6/12初稿

2003/6/21改定

原载《海燕·都市美文》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