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解饿法：康复粉和人造肉　

核心提要：6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生活的苦难——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三分天灾，七分xx”，当“左”倾错误占据上风，当日常生活异化为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整个民族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60年代生活关键词：

　　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绿军装，雷锋，红卫兵，知识青年，赤脚医生，红宝书，反修防修。

　　三年困难时期

　　50年代末，“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称为“三面红旗”)席卷中国，加上其他天灾xx，中国人民进入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叫“三年困难时期”。

　　水稻专家xxx说：“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参考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A19版)

　　进入1960年春，粮荒问题日见严重，为了能用有限的粮食做出更多的饭，这年1月上旬，在西安还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会后不久，广西柳州地区在大力推广“增量做饭法”时，提出了一些主要的方法，如所谓的双蒸法：办法之一是将米放进罐内干蒸20分钟，然后加水，每斤米加水3斤3 两，用猛火蒸40分钟即可。办法之二是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上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时即可。双蒸法能使每斤米出饭5斤，比原来能增加40%以上，且饭粒不烂，味道好。

　　“粮食增量法”或“增饭法”，辽宁黑山县可谓是发源地。1959年5月，该县大虎山卫星人民公社三台子副业生产队创造了“苞米食用增量法”。但黑山在推广这一“先进经验”之初，有些干部群众对此表示怀疑：“无土不砌墙，加水不能顶粮，出的最多，也不过是多加点水而已。”有的甚至讽刺说：“增量增量，米泡膨胀，饿坏肚子，撑坏膀胱。”但黑山县“苞米食用增量法”还是被要求推向全国各地。

　　同时，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

　　当时，一些地方规定，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疗效还行”。

　　鉴于农村严重缺粮的紧张形势，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正式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代”即代食品)的要求。11月14日，党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以渡困难。

　　所谓代食品，是指人们用于充饥，但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等。
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dy}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如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等的叶、秆、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稻谷壳等，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根等。

　　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

　　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小球藻是一种球形藻类，直径仅数微米，体内有一绿色杯状或板状色素体，种类繁多，生长于淡水中。小球藻最初是用来当猪饲料的，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该社论还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

　　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利用麦秸、油菜秸秆、谷壳、豆秆、豆壳、玉米根、玉米秆、玉米包皮、玉米芯、高粱秆等制作淀粉。在各种农作物中，玉米从“饲料{zw}”，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粮地位”。以甘薯的茎叶、木薯的块根、芭蕉芋的根作为代食品，也被推广，而南方的广西等地大种“费工少、成本低”的木薯，用它的块根和叶做成食品。(熊新文：《共和国史上的代食品运动》，2006 年7 月3 日《新闻午报》)

　　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采集和生产各种代食品，不失为一种动员群众渡过难关的办法。不过，许多代食品，几乎没有什么营养可言，仍难以遏止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

　　(14)特需供应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相关方案和意见原则上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
一、特殊供应办法，分为以下三类(自十一月起根据中央指示，党内照以下标准再减半，纸烟不减)：

　　{dy}类，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zg}人民法院院长和{zg}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六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

　　第二类，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正、副主任，高法副院长、高检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者工资级别在七级以上的其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

　　第三类，全国人大在京的党外代表和全国政协在京的党外委员，国务院各部委党外的正、副司局长和党外的国务院参事，各民主党派在京的中央常委，在京的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级、三级人员，以及党政群同上述职务相当而名义不同或者工资级别在十一级以上的其他党外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二斤，白糖一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二斤。

　　以上三类，鸡蛋一项均看货源情况，少的时候少供应，没有的时候不供应。

　　经济困难时期，各地政府对部分特需人员的副食品供应，都给予了特殊照顾。比如对运动员，凡是达到国家“运动健将”一级水平的，在京比赛期间，每位每天供应鲜肉4两。据考，当时享有这一待遇者仅两位：陈镜开(举重)、穆祥雄(游泳)。
1959—1962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北京的食品xx

　　1958年冬各地都开始发生了大饥荒，民众特别是农村，饿死人的现象已经很严重了，首都北京也出现了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中央命令全国各地以“政治大局”为重，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要支援北京。但是1959年以后，北京调入的物资也越来越少，一度出现了库存用粮，不够维持6天需求的紧急状态。当时北京全市人口不足400万，这是享受商品粮待遇的“非农业人口”，于是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居民的口粮低标准供应，把自1954年“统购统销”后开始实行的居民“凭证”改为“凭票”供应。

　　凡是在北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xxxx，粮票又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等等，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的6斤，儿童8斤，到成人的21斤等等。此外还依身份的不同，指标是各异的。如在校的大中学生、机关干部、特殊工种都略有所增加。但是北京也有它的特殊情况，作为首都，北京集中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啊，首脑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为了保障这一特殊族群的日常消费，坚持“为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北京在物资和商品供应中也出现了“特需”。

　　“特需”又称为“xx”，机构的正式名称是“北京市食品供应站”，坐落在东安门大街34号，对外统称就是34号，从不叫它的全名，它的前身就是原公安部八局五处的“食品保卫处”。早在中共建政之初，为了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和健康，公安部曾设立食品xx站，也就是中南海特需供应站。这个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起初是一个处级单位，下设四科一室，管辖了几个专用生产基地，基地建有专门的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的设施。

　　这些设施当时都是{zxj}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都是聘请苏联专家设计和建筑的，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xx的标准，是依照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而不同。人大的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zg}人民法院院长和{zg}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简称“四副两高”。中央明确规定，除按照北京市的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应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