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之前，曾有三个国家被先后冠以“世界工厂”的称号：英国、美国、日本。

    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是{dy}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工业化之前的英国，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田园社会一样，也是一个有着“静谧的乡村、憨厚朴实的乡民、哞哞欢叫的牛羊”场景的农业国家。18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工业革命使英国率先迈入工业化行列，成为世界上的{dy}个工业化国家。依靠发达的工业实力，英国迅速对外扩张，于是就有了历史上的“日不落帝国”——从加拿大到阿根廷，从恒河到刚果河，19世纪的英国几乎拥有了占地球总面积四分之一大小的殖民地，就如英国当时一首民歌中所唱到的：“太阳{yt}二十四小时都在照耀英国的领地。”

    当时的英国几乎控制了全世界的原材料市场，世界各国都在为英国提供廉价的工业原料；而英国制造出的产品，又销往了全世界。在整个19世纪前70年里，占世界人口2%的英国，工业生产总值占到世界的近1/2。由此，英国成为{dy}个被人们冠以“世界工厂”的国家。

    机遇不会永远偏袒一个国家。进入20世纪之后，“日不落帝国”头顶的太阳也开始向西偏沉，英国的制造业霸主地位被昂首崛起的美国所代替。

    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为便于在广袤的领土上进行产品贸易，开始大力发展运输业。运河、铁路的修建把美国东西部连接起来，使市场分工协作成为可能，工业随之迅速发展，美国从一个农业国家逐渐向工业化国家转变。20世纪以后，两次世界大战先后爆发，欧洲各国纷纷向美国购买各类产品，美国则加大工厂机器的开动。到1945年，美国拥有了整个西方世界工业产量的60%以及对外贸易总额的1/3，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制造业新“霸主”，也成为了新一代的“世界工厂”。

    日本是第三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二次大战后，日本在一片废墟上魔术般地建立起一个经济强国。日本国内资源少，就从全世界进口原材料；而它在本国内生产出的产品，又外销全世界，一进一出中，日本尽得其利，经济快速成长。

    据统计，1965—1971年，日本主要制成品的产量增长占全球产量增长的比重为：钢铁占54%；造船占54%；汽车占46%；电子机械中的民用产品占90%。在主要工业产品中，1980年日本的汽车年产销量居世界{dy}位；1982年机床产销量居世界{dy}位，1983年机械动机产销量超过美国居世界{dy}位。日本的半导体工业尤为发达，美国一家报纸曾援引一位军事工业专家的话说：“如果没有日本的微型电子产品，美国就不会去打海湾战争。”至此，日本被世界推崇为新一代的“世界工厂”。

    {dy}十三节

    就在西方世界普遍出现经济发展乏力、市场前进速度明显放慢的时候，中国开始异军突起，在世界市场中崭露头角。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GDP迅速增长，各类制造业的规模急剧扩大：从耐克鞋到芭比娃娃，从纽扣到集装箱，从打火机到电视机，中国在许多吃穿住用等方面的产品生产量已当之无愧地居于世界{dy}位。日本通产省在发表的“白皮书”中声称：中国已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这一观点即被许多媒体引用，大为褒扬，以至越传越广，{zh1}连中国自己也默认了这一称号，接受了这顶金光闪闪的“冠冕”。

    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而已。

    2. 美丽的误会

    按照人们传统上对“世界工厂”的认知，一个国家一旦成为了新的“世界工厂”，也就意味着它成为了世界上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成为新一代的工业霸主。历史上获得这一冠冕的，不过仅英、美、日三国而已，连工业实力十分强大的德国，也未敢加此殊荣。中国一直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以目前的制造业实力水平而言，距离这种境界显然还有很大的差距。

    如果单从产品制造的数量上看，中国已算得上是世界上制造业规模{zd0}的国家之一。有数据表明，中国目前制造的各类产品产量，已占到全球产品总量的近30%。但尽管如此，中国却依然算不上是一个制造业强国。

    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变迁，今天对一国制造业实力的评判，已和历史上对英、美、日等国的制造业评判标准有很大不同，“生产规模”一类的指标已不再成为衡量一国是否称得上“世界工厂”的标志。而导致这一变化的直接推力就是“信息革命”，这一革命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世界工厂”的判别标准，也改变了对“世界工厂”的定义本身。

    “信息革命”始于20世纪80年xx始的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它的出现像一场力量无与伦比的飓风，扫荡了市场中的藩篱与鸿沟，用《xxxx》专栏作家佛里德曼的话讲：从此，“世界变平了”。信息革命算得上是人类继工业革命后的又一划时代变革，正如工业革命发生后，世界就逐步从农业社会过渡到了工业化社会一样，信息革命后，世界也就从工业社会步入了“后工业社会”(也有人称为“信息社会”)。

    在农业社会中，评判一国的实力是看它的农业化水平：哪一国拥有的良田数量多、“耕战之术”掌握得好，它就是强国。工业化社会中是看它的工业水平：谁家的钢铁炼得多，坚船利炮造得多，谁就是强国。到了后工业社会，衡量标准则变为：谁家的技术多、品牌多、渠道网络多，谁就是强国。

    而在后工业社会中，生产规模等指标已不再成为评判一国实力的标准，这也就是中国为什么炼出那么多钢、造出那么多的小车和大船，却依然成不了工业霸主、变不成“世界工厂”的原因。

       {dy}十四节

    在这个{sjj}的“大工厂”中，各国会根据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化分工。中国根据自己的特点，承担了“装配车间”的角色，而车间的“总控台”，却还在欧美。

    三、微笑的产业链

    1. 产业链：吃进矿石，吐出轿车

    在好莱坞的一些反映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状况的电影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美国工厂生产的镜头画面：工程师们在设计图纸，工人们在流水线上作业，一批批生产原料从机器的这一头送进去，一个个成型的产品从另一头送出来，产品又马上被送进了各大城市的商场柜台，成为人们选用的商品。

    一种工业化产品要从图纸上的模型变为人们手中使用的实际器具，中间要经过多个环节：包括产品的研发、核心元件的生产、产品的加工组装、产品的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这些环节环环相扣，形成了一根完整的链条，它就被称为“产业链”。

    欧美国家在工业化早期时，生产一种产品的整条产业链往往都集中在一国、一地，甚至是一个工厂之内，比如20世纪30年代时的美国福特汽车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就像电影中看到的画面一样，一个工厂内就可以搭建起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用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话说：福特的汽车制造工厂在一端吃进了焦炭和矿石，在另一端吐出了客座轿车。

    随着国际化分工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原先xx集中在欧美国家内部的产业链条开始被拆解，其中的一些环节就被转移到了东南亚、印度、中国这样的国家或地区。而产业转移的原因，正如篇首所述，是欧美企业基于比较优势的考虑，认为把“加工制造”这样的产业链环节放在发展中国家会更为划算。信息革命的发生，又为各国间实现产业上的精细化分工提供了可能。

    国际产业分工可以分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三类。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各国之间多处于一种“产业间分工”的状态，意即各国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分别从事不同的产业生产，然后再进行彼此间的产品交换。譬如欧洲，早期的意大利可能会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主要生产纺织品，而英国则主要生产钢铁；当英国需要纺织品，或意大利需要钢铁时，彼此间就会通过贸易实现产品交换。这就是一种国与国的产业间分工关系。

    信息革命后，世界实现了互联，全球化削“平”了世界，整个世界变为了一个分工协作的“大工厂”，国与国之间也从以前的“产业间分工”实现了向“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的转换。现在，福特的一辆汽车或波音的一架飞机，它们的各种零部件可能散落在全球分别进行生产，{zh1}再运送到某一地进行总装。在世界这个“大工厂”中，一个国家可能只处在一条产业链上的某一个细微环节上，只负责产业链上的很小工作内容。

    {dy}十五节

    在同一条产业链上，既有技术开发、产品设计这样的前端环节，也有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这样的中间环节，还有品牌推广与市场销售这样的末端环节。虽然每个环节都是产业链条上必不可少的组成，但各环节在整个产业链上的地位作用是不同的。前端的研发和后端的销售会对整条链起到决定性的控制作用，而中间的制造环节则处于被动的受控制地位。

    譬如在PC机的制造中，像英特尔这种处于前端技术研发环节的企业，就对整个PC机产业链具有极强的控制作用。它通过与下游的PC制造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为制造商提供品牌推广费用等方式，进一步影响着联想、方正、同方这样的品牌电脑厂商的整机研发路线。而在数字通信设备领域，像思科这样的前端技术研发企业，对产业链更是直接控制到了经销商领域，思科可以通过产品供应、价格优惠等方式，让经销商更加忠诚地为自己服务。

    再譬如在玩具制造产业链中，市场就多被产业链下游的销售商所控制。美国的玩具市场，就被像“美泰公司”这样的玩具销售企业所掌控，中国的玩具厂商想要进军美国，只能为外方企业进行代工，既没有自己的品牌，也没有自己的技术标准，一切都需要按照外方的订单要求去生产。

    所以当一个企业处在产业链的不同位置时，其地位和重要性是xx不同的。这与围棋中的“角、边、腹”间的关系有类似之处：围棋中有“金角银边草肚子”的说法，是说在围棋实战中，抢占棋盘的“角”位最重要，“角”位最易守难攻，谁抢到就意味着谁占据了主动；其次是“边”位；{zh1}是棋盘的中腹位置。

    产业链也是如此，它可以归结为“金头银尾草肚子”——产业链条头部的技术研发端是对产业链控制力最强、利润也最丰厚的部位；其次是产业链尾部的销售和售后服务端；最次是中段的加工制造位置，控制力最弱，附加值也{zd1}。

    3. 微笑曲线

    如果把产业链条上的各环节按附加值、利润率大小进行比较，然后按其数值划出一条线段，就会看到一个两端凸、中间凹的曲线形状。链条上游的核心技术和下游的售后服务环节，由于附加价值高，利润空间也大，曲线上所处的位置自然较高；而中下游的组装加工环节附加值低，利润空间也小，在曲线上就显现下凹的趋势。此时，整个产业链看起来就像一条正在“微笑”的曲线(如图1-1)。

    图1-1  微笑曲线示意图

    这条“微笑曲线”的前端，也就是产业链的技术研发和核心零部件端，多数都掌握在欧美国家企业手中。以美国为例，美国目前掌握着大部分的世界xx产业技术，按比例来看，世界电信技术的57%、半导体技术的70%、软件技术的87%、生物制药技术的85%、清洁能源的56%都在美国企业手中。依靠这些技术，美国企业不但垄断了市场，而且掌握了产品的定价权，它可以为自己垄断的产品制定出天价，而市场却不得不接受。有一个说法颇能说明问题：美国企业生产一块芯片的利润，就相当于中国一集装箱衬衫的收入！

     {dy}十六节

    在“微笑曲线”的底部，也就是产品的加工组装部分，才是由中国、东南亚国家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承担着。多数的中国制造型企业，就处在产业链的这一段上，前后都受制于人，正如开篇故事所讲到的：在美国出售的一双100美元的耐克鞋，支付给中国代工企业实际上不足10美元；而一个售价10美元的芭比娃娃，中国代工企业从中获得的全部收入也不足1美元。

    四、产业链的博弈

    一条产业链上的总利润是一定的，这些利润要被分别位居产业链不同环节上的企业所瓜分。中国制造业企业与欧美企业之间，实质上就是在进行着一场产业链上的博弈。

    在这场对弈中，欧美企业凭借的是自己的资金和技术，中国企业依靠的是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当双方在博弈中能够平等对阵、相互制衡时，还可能达到一种双赢的结局。而一旦有第三方加入进来，与中国企业进行争夺，从而破坏了这种制衡关系，{zh1}的结果一定是有赢有输了。

    现实情况是，相对于中国的劳动力等优势而言，欧美企业手中的资金与技术是一种市场中更为稀缺的资源，它可以吸引比中国劳动力更为廉价的亚洲其他国家加入对局之中，让中国与印度、越南这样的国家先进行鹬蚌相争，然后欧美企业即可坐收渔翁之利了。

    1. 变弯的曲率

    从制造业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微笑曲线的弧度呈现越来越弯的态势，曲线的曲率逐渐从“平坦”变得“陡峭”了。这种变化，就是欧美企业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博弈后形成的结果。

    早期的制造业产业链，曲线的形状较为平坦，接近一条直线。比如早期以“福特模式”为代表的美国企业，由于它产品的设计、制造和销售等活动基本都集中在美国本土进行，处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各类厂商之间的利润率相差并不大，此时“微笑曲线”看起来比较平坦。

    到欧美国家实施产业转移后，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参与到产业链中来，如亚洲的“四小龙”等，此时，这些国家的企业与欧美企业会就产业链中的利润分配进行博弈。由于起初加入产业链的这些国家或地区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和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承接的组装业务一般属于一级外包，因而在博弈中它们还具有一定的讨价还价能力，虽然同样是从事加工装配业务，但它们所获取的收益在整个产业价值链中的比重并不算太低。这时“微笑曲线”的“弧度”也还不大。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深入，生产分工更加精细，以“丰田模式”为代表的多层次生产方式成为主流。许多拥有核心技术的制造业公司，将产品的生产分成多个层次，每个层次上都有上千家的生产企业参与。

      {dy}十七节

    2. 欧美企业的微笑

    曲率越来越弯的微笑曲线，逐渐从“碟形”发展到了“碗型”。 既无上游研发能力又无下游营销能力的中国企业，自然会想从曲线的“碗底”往上爬，而处在碗沿儿的欧美企业，却并未留给中国企业以追赶的机会。欧美企业往往会通过各种办法，把“碗壁”修得光滑xx，不给碗底的中国企业以落脚的机会，同时继续加大对底部制造企业的挤压，让曲线的曲率变得越来越深，使它们无从追赶。

    在当前国际化分工中，有两种类型的产业链颇能说明欧美企业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进行利润挤压的方法之“巧妙”，这就是 “买家推动型”产业链和“生产商推动型”产业链。

    拿沃尔玛的采购模式而言，就是一种典型的“买家推动型”产业链。这里之所以称沃尔玛为“买家”，是指针对那些产品制造商而言，比如服装加工厂、食品生产厂、玩具生产厂等，沃尔玛是处于买家的地位。显然，沃尔玛依靠自身在市场上的优势品牌和成熟的销售渠道，在整个产业链中是占{jd1}主导地位的，它所发出的一个很小的订单，比如1万件衬衫的采购单，就可以让十几个国家的上千家工厂拼得头破血流，由此可以把价格压到{zd1}，甚至达到厂家的成本以下。沃尔玛可以凭借自己在产业链上的优势地位，每年迫使中国各类产品的供应商将产品降价5%，以此来扩大自己的利润空间，并获得更大的市场主动性。

    这就是“买家推动型”产业链的特点。在这种类型的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通常都是一些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成熟销售渠道的零售商、经销商和贸易公司。它们并不拥有产品工厂，但却有从事产品设计的专业机构，以及多年形成的物流和产品销售渠道。这些企业负责设计产品样式，提供加工说明书；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生产者，待产品完工后，再购回产品；{zh1}通过其营销渠道销售产品。这一方式在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行业，如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厨房用具、家用电器及一些手工艺品行业中十分常见。比如美国的知名鞋类企业耐克和阿迪达斯，它们并不拥有任何生产鞋的能力，而是依靠一个全球化的产业链条，将分别负责产品设计开发、制造、包装、运输、销售等专门业务的部门联系起来，最终把耐克和阿迪达斯鞋送到全世界的消费者面前。

    而“生产商推动型”的产业链，可以用波音飞机、福特汽车这样的企业为代表进行说明。在飞机制造过程中，波音公司作为生产商，对产业链上的数以千计的各类企业或分包商都起着主导作用，波音可以利用它的垄断地位，以极低的价格将它的工作分包给产业链上其他企业，而其他企业却只能接受这种单方面定价，因为它们不具有与波音议价的能力。

     {dy}十八节

    表面上看，“买家推动型”和“生产商推动型”两种产业链模式似乎有所区别，但实际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欧美企业利用自己在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将自己的优势环节分别向链条的前后方向延伸，进而控制了整个产业链，确立了自己在收益分配中的主导地位。

    3. 苦笑的中国

    回到篇首的那个故事，那个为耐克打工的“保姆”就是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真实写照。处在产业链“碗底”的中国企业，大多数只是从事简单的加工装配工作，并没有太高深的技术含量，拼的只是廉价的劳动力和粗放型的资源投入。企业既没有和跨国公司讨价还价的本钱，又缺乏像欧美国家那样势力强大的工会来帮他们与上游厂商谈判，为了拿到订单，他们只有一种方法，就是进行更加猛烈的倾轧，把价格压到{zd1}！

    这种“xxxx”的行为，成为被跨国公司进一步利用的工具。它们通过“买家推动”或“生产商推动”办法，把产业链底端的中国企业的微薄利润又挤出了一部分。

    此外，中国企业还要面临着来从国内同行到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乃至“后起之秀”越南等的企业的竞争。这些国家的工厂工人甚至可以承受比中国工人更低的工资和更恶劣的工作环境，这也就给国内制造业企业带来了更大的竞争压力。

    产业链是微笑的，不过这种微笑却是欧美企业的微笑。“微笑曲线”的曲率越大，欧美企业的微笑也就越灿烂！当处在“碗底”的中国企业在经历残酷的“鹬蚌相争”后终于拿到一份订单时，脸上露出的不过是“苦笑”而已。

    附：苹果公司iPod的产业链透析[]1

    2001年10月23日，美国苹果公司推出了一款式样新颖、灵活小巧的MP3播放器iPod。很快，这款MP3播放器得到市场的认可，风靡全世界，2005年其全球销售量高达1500万台，在美国市场占有率超过60%，2006年上半年iPod的销售量约为853.6万台，同比增长61%。由于iPod的热销，苹果电脑公司在2006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超过100亿美元，利润接近10亿美元。为了获取{zd0}化利润，苹果公司的iPod采取了全球分散化的生产方式(图1-3)。

    从图1-3我们可以看出，{dy}，iPod的设计和品牌属于美国苹果电脑公司。iPod之所以得以畅销，其简约而明快的外观设计功不可没。第二，iPod零部件供应环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键零部件生产，如微型硬盘、*、PCB板等，来自于日本东芝、韩国三星和荷兰飞利浦等国际xxxx。这些企业采取层层外包的方式，一级外包是美国、日本等企业发包给中国台湾企业及部分大陆企业，二级外包主要是中国台湾企业转包给大陆企业。另一部分是非关键零配件生产，如电池、充电器、触摸滚轮和耳机等，主要由中国台湾和大陆的企业提供。第三，代工生产环节。美国苹果公司将iPod的代工生产资格给了4家中国台湾企业，分别是广达电脑、英华达电脑、富士康(鸿海集团)和华硕电脑。这4家企业生产不同系列的iPod产品，如iPod shuffle、iPod nano和iPod video等。而这些代工企业在中国大陆设置生产和组装基地，以便充分利用大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富士康为例，在大陆的深圳、昆山、北京、太原、烟台等地设有7个工业园区，雇员超过14万人。苹果公司将设计的iPod图纸交给富士康生产，产品完成后，由苹果公司全部购买。第四，iPod的营销环节。iPod营销环节除了依靠苹果公司的品牌效应外，还采用了三条分销途径：一是利用沃尔玛成熟的销售渠道，进入沃尔玛大型超市；二是通过苹果公司专门设立的专卖店来销售；三是通过寻求有意向的经销商和代理商来进行销售。

       {dy}十九节

    那么，各个环节是如何分配这台iPod的收益呢？表1-1将iPod各生产环节收益分配进行了详细分解。从增加值的角度来衡量iPod的各个环节，我们发现，代工企业获得的增加值为8美元(尚不包括劳动力和资金投入成本)，经销商或代理商获得30美元，而苹果公司获得107.5美元(如直接设专卖店则获得137.5元)。从生产到销售，每台iPod去掉生产成本143.5元和宣传费用10美元，总价值增值为145.5美元，而组装加工、经销代理和苹果公司自身获取的收益占增加值的比例，分别为5.5%、20.6%和73.9%(如果进入苹果专卖店直销则其收益高达价值增值的94.5%)。

    由此可见，在iPod产业价值链中，由于苹果公司占据了研发和品牌环节，在价值链中有一定控制力，最终导致其在收益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获得绝大多数价值增值，而从事代工生产的中国企业，得到的却是不到产品价格零头的8美元，产品增加值中的不到二十分之一。

    一、一个中国玩具厂商的无奈选择

    1. 玩具召回风波

    张树鸿是“佛山利达玩具厂”的老板。作为佛山当地玩具业的xxxx，利达的效益长期以来一直都保持良好增长的态势。这与张树鸿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根据媒体的描述，20世纪90年代初利达刚刚创立时，发展并不顺利，公司在最初几年里连续亏损。对此张树鸿一直都咬定牙关，坚持追加投资。在他的不断努力下，利达终于闯出了一条新路——90年代后期，全球{zd0}的玩具商“美泰”决定选择利达作为合作伙伴，成为其玩具产品的供货商。一度陷入困境的张树鸿如遇贵人相助，开始带领利达走出泥泞，大踏步向前迈进。利达公司逐渐发展成为佛山{zd0}的玩具生产厂之一。张树鸿并不知道，十年后，也正是这个“贵人”把他和他的玩具厂送进了深渊。

    张树鸿为人也十分厚道，利达公司与业内的其他企业相比，给职工的工资较为优厚，福利也很完善，工人的食宿都是免费的，在外面租房的员工，甚至还能获得住房补贴。工人眼中的张树鸿是个难得的好老板。张树鸿本人对玩具制造事业也雄心勃勃。在利达走上正轨后，张树鸿又以合伙人的身份在佛山当地开设了两家分公司，把他几年来辛辛苦苦赚到的钱全部投回到玩具厂。此时的利达玩具厂，就如同一辆踩着油门的汽车，畅快地行驶在市场的快车道上。

    所有的美好愿景，都止步于2007年盛夏的{yt}。8月2日，美国美泰公司公开发表了一份声明，称由于美泰销售的部分玩具存在“金属铅超标”问题，公司已向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提出“自愿召回96.7万件中国生产的儿童玩具”。随后，美泰公开称该批产品的生产商就是佛山利达玩具厂。于是，这家在之前还默默无闻的中国玩具厂，顷刻间便变得举国皆知，张树鸿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第二十节

    9天后，人们在玩具厂房的一角，发现了悬在梁上的张树鸿。这个在中国玩具业纵横多年的玩具厂老板，最终选择以这种悲壮的方式结束了他在人生跑道上近五十年的执着奔跑。

    但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两周后，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9月23日，美泰公司高层人士在与中国质监部门的会晤中表示，“召回”的玩具绝大部分都是因为美国方面的产品设计缺陷所致，与中国玩具厂无关，并由此向受到影响的中国玩具制造商道歉，但张树鸿显然已经无法接受这个迟来的道歉了。

    2. 刀俎与鱼肉

    佛山利达玩具厂卷入的这场“玩具召回风波”，其实并非个案，它实际是中国玩具业，乃至中国制造业目前所面临困境的一个集中体现。

    作为世界上{zd0}的玩具生产国，全球70%以上的玩具都是在中国境内制造的。中国的玩具企业多达2万余家，从业人员超过400万。中国也是世界上{zd0}玩具出口国，在美泰“召回”风波发生前，中国的玩具出口额达到150亿美元以上，主要的出口对象是欧美市场，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市场，份额占中国玩具总出口量的49%。事件的主角——张树鸿的佛山利达玩具厂所在地广东省，又是中国{zd0}的玩具生产基地，素有“世界玩具甲中国，中国玩具甲广东”之称。仅2005年，广东省的玩具出口额就达到119亿美元，占中国玩具出口总量的近80%。

    尽管中国的玩具具有如此大的生产规模，在世界玩具出口市场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但让人惊讶的是，中国在世界玩具产业链中竟然处于毫无主动权的位置：中国企业出口到欧美市场中的玩具，绝大部分都是由“美泰”这样的美国企业销售，产品打的也都是国外品牌的旗号，中国玩具既无自主品牌，也无自己的技术标准，中国企业只是负责加工生产，出口金额虽然不小，但出口收益却xx于微薄的加工费用。

    张树鸿的佛山利达玩具厂，长期以来就是xx按照美泰公司的要求进行玩具的代工生产，如果此次不是美泰公司在事中公布出这批玩具的厂家名字，没有一个美国人会知道，自己购买的玩具是由一家叫“佛山利达玩具厂”的企业所生产。利达玩具厂所出口的产品，其所有的技术要求也全部是由美泰公司规定。正因为如此，这批玩具所出现的“油漆铅超标”和“磁铁易被孩童吞食”等问题，美国公司{zh1}才不得已承认是自己的责任，“没好意思”推给中方的利达，因为利达xx是按照美泰的玩具设计要求生产的。

    “美泰召回风波”让人们豁然明白：佛山利达玩具厂遭遇的事件，其实是中国玩具产业多年存在的隐忧，这种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只不过是落在了利达玩具厂头上而已。陷入困局的不止是张树鸿和他的玩具厂，而是整个的中国玩具制造业。

     第二十一节

    再推而广之，也非独有中国的玩具企业才陷入这样的困局，玩具业只是中国制造业中的一个极其普通的代表而已。实际上，中国制造业在大踏步向前发展的同时，已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个艰险的困局，而且所面临的困境比中国玩具业的遭遇更大、更深。

    二、中国制造：立国之本

    1. 无法拒绝的“中国制造”

    2007年，一本书名为《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风靡一时。作者萨拉·邦焦尔尼是美国的一位家庭主妇，她在书中讲道：当一次圣诞节来临时，自己忽然发现，在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的就有25件；而家里的DVD、鞋、袜子、玩具、台灯……也统统来自中国。面对此情此景，萨拉突发奇想：如果今后不再使用中国产品，自己全家是否还能正常生活下去？遂决定尝试一种生活——全家一年之内不买中国货，并将自己的问题和感受记录下来，进而诞生了《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这本书。书中记载：

    2005年一年，萨拉全家开始不用中国货，与此同时，家里的生活开始变得糟糕xx——中国产的咖啡机坏了，就没有买新的，因为其他国家的产品太贵了；榨汁机坏了无法修理，因为必须使用中国产的刀片；喜欢做木工活的丈夫再也买不到工具，因为这些工具都是中国产的。一年终于过去了，这位家庭主妇{zh1}在书中写道，“以后10年我可能都没有勇气再尝试这种日子”。当一个人站在商场柜台前，面对着10美元一双的中国童鞋和60美元一双的意大利童鞋时，显然，“我无法拒绝中国产品”。

    这位富有实践精神的美国家庭主妇，通过自己这种有趣的实证经历，为全世界的消费者传达了一个观念：当今的世界已无法“拒绝中国”，“中国制造”已融入了全世界人们的生活。

    这本书也从侧面生动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辉煌成就”：中国目前不但是世界上{zd0}的玩具生产国，也是世界上{zd0}的箱包生产国、{zd0}的鞋类生产国、{zd0}的服装生产国、{zd0}的家具生产国、{zd0}的装饰品生产国……在一般的加工制造业领域中，中国制造的各类产品所获得的“{gj}”头衔多得几乎数不清！“中国制造”的产品，无法绕过，也无法躲开，除了购买，人们别无选择！

    但就是这样一个让世界人“无法拒绝”、“不能不去购买”的制造业大国，谁能想到，它在30年前还是一个xx游离于世界产业链之外的“孤岛”，整个国家的制造产业还是一片荒漠呢？中国的制造业获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只用了短短的30年时间！

    2. 制造业的“国际大迁移”

    纵观历史，中国的制造业发展经历了一个十分坎坷的历程。早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在世界上就算得上是一个制造业“强国”。翻开历史可以知道，中国人在历史上所制造的各种手工产品：薄如蝉翼的丝绸、温润如玉的瓷器、技工精湛的青铜器皿等，都曾是世界各国青睐的紧俏通货。为了能够更好地获取这些中国制造出的产品，两千年前的各国商人们甚至不辞艰辛，只用马拉驼扛就生生踩出一条东起中国、西至古罗马的长达7000公里的“丝绸之路”。工业革命后，机器工业取代了手工业，制造业实现了质的飞跃，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也是从那以后，“欧美制造”成为世界贸易的通行证，“中国制造”逐渐成为历史，消逝在时间长河中。

      第二十二节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有所改变。而这种变化，客观上也归功于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迁移”——从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成为了转移的承接地。此后的30年间，“中国制造”才开始重新焕发出光彩。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有周期性，制造业也不例外。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工业化国家，在经历了上百年以制造业为经济引擎的高速发展之后，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制造业跨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减小。于是这些国家开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谋求产业升级，把制造业产业链中的一些环节逐步向国外转移。

    而此时的日本，经历了“二战”的严重打击后，在欧美国家的扶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已逐渐恢复了元气，经济开始焕发活力，正好成为承接欧美制造业的理想之地。在美国“道奇计划”的扶持下，日本制造业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日本就走过了欧美国家近二百年才走过的路，{zh1}把欧洲强国全部甩在后面，在很多领域甚至赶超了美国。到80年代，日本已成为继英国、美国之后的第三个“世界工厂”。

    日本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开始把产业链中的生产制造环节向外转移，此时东亚的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得益于它们稳定的政治环境、便宜的劳动力资源、宽松的市场制度等因素，成为继日本之后国际上新的制造业承接地。但这些国家和地区毕竟地域狭小、资源也相对稀少，无法xx承担起承接转移的责任。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世界需要一个更大的市场平台来承接大规模的制造业国际化转移。

    70年代末的中国，就是这时搭上这趟国际化产业转移列车的。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后，国内局势逐步稳定下来，各种有效的制度政策也相继出台。站在国际视野来看，此时的中国有着广阔的土地、低成本的劳动力、超大规模的市场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发展制造业所需的各种要素条件一应俱全，是一块承接制造业转移的理想沃土。于是，众多的跨国公司纷纷漂洋过海，开始抢滩这块制造业的“新大陆”。中国也充分把握住了这一机遇，大力引进国外的资金、设备和技术，用了30年的时间，发展成为一个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3. 光荣与梦想

    中国制造业在30年的时间里到底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可以用浙江义乌小商品城的“前世”与“今生”做一个对比：

    30年前的义乌，是一个仅有一条街的小县城，整个工商业市场处于“荒漠化”状态。而现在，在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中，各类商品覆盖43个行业、1900个大类、40万个品种。有这样一个比喻可以说明问题：假如一个人在义乌市场的每个商位前站3分钟，每天参观8小时，那么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才能走遍整个义乌市场。义乌的工业企业就有25 000家，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都离不开一个“小”字，比如首饰、袜子、拉链等，仅袜厂就有1700家，生产的袜子已占了全球市场份额的1/3。此外还有拉链企业400多家，饰品制造企业2000多家等等。

     第二十三节

    中国制造业在这30年里取得的变化是惊人的。30年前，像电视、冰箱、洗衣机这类当时在欧美国家普通家庭中已极为普及的产品，在中国却还属难得一见的稀罕物品，如今，这些中国自己制造的产品早已普及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30年前，拥有一辆自行车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而轿车对多数中国人来说更是“资本主义的xx象征”，如今，从城市到乡村，穿梭着数量众多的各式轿车，乃至许多城市开始倡导人们回归自然以步代车，以此来缓解日益增加的交通压力。30年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保持15%的年均增速，比同期GDP增幅高5.2个百分点。

    现在的中国，已成为了全世界商人们实现“梦想”的地方。中国每年所制造出的各种日用消费品，产量足以满足全世界人们的需求。仅2006年，中国就出口了77亿双鞋，相当于给全世界每个人做了一双鞋；家具出口额已达到172亿美元，跻身全球{dy}大家具出口国；陶瓷出口占全球比重高达19.35%，超过意大利位居全球{dy}。

    除日用消费品外，中国制造的许多家电、机电及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也已位居世界xx，到2007年，我国工业产品产量占全球xx的达210种。其中，粗钢产量占全球钢产量的34%，电脑占比40%，移动电话产量占比47%，彩色电视机占比45%，激光视盘机产量占比60%。

    美国《商业周刊》的封面文章曾经这样说：“中国是最适宜制造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持续的经济增长、训练有素的工人以及精致的制造流程。”在当今世界，美国、日本、西欧和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四大消费市场；而中国、东南亚、东欧和南美又是全球最主要的四个劳动力市场。其中，中国是两个市场{wy}的交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自然会吸引投资者的目光，应当说“中国制造”是历史垂青和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从自身历史看，中国完成了从与世界经济绝缘，到“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巨大转变；从国际视野中看，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中国逐步融入了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之中，渐次从一个产业链“孤岛”发展成了世界产业链的“重要枢纽”，成为世界制造业结构调整与产业转移干流中的一条重要支脉。

    4. 尚未完成的梦想

    20世纪90年代美国畅销书《改变世界的机器》的作者沃麦克，曾在书的开篇{dy}句写道：“一个国家要生活得好，首先必须生产得好。”这句话很透彻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制造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载体和基础。一个国家制造业发展的好坏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第二十四节

    历史如此，现实生活也充分说明制造业的重要性。从20世纪60年代就进入“后工业化”和信息时代的发达国家，看起来似乎在大力发展服务业，但实际上并没有放松制造业的发展。有资料显示，美国制造业对GDP的直接贡献率始终大于20%，拉动其他产业30%，拉高增长率40%。而在过去10年中，美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计算机、通讯、航空、航天、医药等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复兴起到主要作用。发达国家如此，新兴发展中国家更是不敢懈怠，新加坡《联合早报》中曾经写到：“我国不能放弃制造业，而且还必须设法维持它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一定比例，目前是四分之一；即使大力发展服务业，也不能放弃制造业。这个问题其实根本不必争论，即使还有人要争论，未来的争论点，应该是怎样让制造业继续有立足之地。”

    这些国家对于制造业的重视，不外乎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即便人类社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人们吃穿住行所需要的物件仍需要制造；另一方面就是，就是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也离不开制造业的支撑。科学技术创新成果，最终还是需要经过制造业来体现，比如工业革命中的蒸汽机技术发明，需要应用在火车、轮船等机器制造产业中；信息革命中的芯片技术创新，也需要应用在计算机、网络设备这样的科技产品中。服务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制造业的“延伸”，任何一种机械产品、装备，都不可能不需要售后服务，一辆汽车的销售后面会伴随专卖店提供的一系列后续服务。

    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尚且不敢轻视制造业的发展，还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对于制造业的重视既是必然，也是国情使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制造业仍将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做出这样的判断和结论，除了基于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不能“拔苗助长”，必须做完工业化后期应当完成的作业，才能依次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外，另外一方面原因就是中国的现实国情。

    关于历史阶段的不可逾越性，实际上在制造业的国际大迁移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历史上出现的那些制造强国之所以强大并顺利进入下一发展阶段，根本的原因就是制造业在每一阶段都发展得比较充分，从而为其进入下一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相反，若一味脱离现实地“拔苗助长”，最终的结果就只能是受挫。这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不匹配，欧美国家在过去的若干年内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金融衍生产品，忽视实体经济实际发展水平，导致资本市场的泡沫越吹越大，最终出现金融/经济危机。危机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这些国家“拔苗助长”的一种矫正。

    第二十五节

    从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来看，尽管劳动力成本近年来有上升趋势，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高素质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方面的优势，是中国制造业赶超的对象，但目前来说，我们还不具备大举反超的实力，还必须在不断发展中集聚超越的力量。对于类似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某些地方的劳动力成本要比中国便宜，但从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来说，却又要弱于我们。因此如果中国放弃制造业，片面追求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颇有“舍近求远”之嫌，也绝不是{zj0}的决策。

    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制造业将依然是中国工业化体系中的核心，主导中国经济的产业将依然是制造业。正如制造大国只是一时的荣光，而制造强国才是真正的梦想一样，中国的制造业将追随这个梦想继续行进。

    三、“立国之本”的困局

    1. 蚂蚁{gj}

    在浙江义乌，有家名为“双童吸管厂”的企业，该公司是全球{zd0}的饮用吸管生产厂，一年的产量占了全球吸管需求量的近四分之一。公司有60条生产线，日生产吸管达到了8吨，其中90%以上的吸管销售到世界各地。

    作为全世界吸管行业的“龙头”，这家公司每年的利润总额之“低”是一般人想不到的——60万美元。很难想象，一个占全球份额达四分之一的行业{gj}，一年的利润竟然会如此之少！这其实就是义乌小商品城的现状，也是“中国制造”的现状。卖1根吸管只能赚8毫钱(1分钱=100毫钱)，而卖1根牙签就只挣1毫钱，“中国制造”的辉煌，本质上就是由这样一群“蚂蚁{gj}”支撑起来的。而这还是xxxx、盈利的企业，那些千千万万的小制造企业，它们的利润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而就是在这样一种“卑微”的生存状态下，中国的制造业如今还面临着各种诸多的压力，“中国制造”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缩小，本章篇首提到的那个佛山利达玩具厂的遭遇，就是制造业困局的一个缩影。

    实际上，中国制造业这些年来在快速前进的道路上，在不知不觉中已陷落到一个巨大的困局：低端产能严重过剩、核心技术严重依赖进口、贸易摩擦剧烈、频繁遭受国外反倾销调查和贸易报复、能耗逐年增加、资源日渐减少等在内的诸多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困扰和影响着制造类企业的发展与生存。

    2. 严峻的局势

    纵观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历程，犹如一个在棋局中快速挺进腹地的棋手，看似抢到了大片实地，走到中盘时才忽然发现，原来自己的整盘棋都还没有做活，还没有成形的眼位，存在着被对方紧气绞杀的风险！

    第二十六节

    低端产能严重过剩。按附加值与科技含量划分，制造业有xx与低端之分：xx的制造业如飞机、轮船的制造；低端的制造业如皮鞋、袜子的制造。我国制造业的低端产能已严重过剩，大量的生产能力放空。在国家统计局统计的382 种主要工业品中，87%的产品生产处于供过于求状态。

    核心技术严重不足。企业关键技术自给率低，技术对外依赖度达50 %。科技对发展的贡献率仅占30%，发明专利只占世界总量的1.8 %，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工业品和重要设备生产方面仍严重依赖进口。

    技术引进消化吸收能力差。中国目前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比为1:0.07，而韩国与日本企业比例分别是1:5和1:8，中国与日韩对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消化吸收能力不强成为中国发展制造业的{zd0}桎梏之一，设备只引进不消化，陷入引进依赖症，形成“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

    装备制造业依赖进口。在刚刚召开的2009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在接受采访时就称：中国当前装备制造业的关键零部件进口依存度非常高，比如柴油机，液压控制元件的60%到70%都依赖进口。

    装备制造业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发动机”，是工业化或后工业化国家的主导产业。但在中国制造业中装备业所占的比重还不到30%，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所占的比例。由于装备制造业的落后，近些年，我国进口的各种基础设备价值大致占我国进口总值的50%，如设备投资的三分之二依赖进口，其中，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和胶印设备约占70%，石油化工设备占8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为85%，发电设备达到90%，而光纤制造设备、大型飞机和大型医疗等领域，主要靠全盘进口。同时，企业的技术装备落后也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整体质量不高——消耗高、污染大、投入多、效益低现象的重要原因。

    贸易摩擦频繁。2001年9月，中国与欧盟间爆发的一场“温州打火机”贸易纠纷案曾轰动一时。温州作为中国打火机的主要生产基地，年外贸销售量达5亿只，占全球金属打火机市场总量的70%，其中三分之一出口欧盟。欧盟当时为了控制价格低廉的“温州打火机”进入欧洲市场，曾专门启动了一项称为CR法规的技术壁垒，规定进口到欧洲的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要加一个“安全锁”，以防止儿童开启而发生危险。由于当时的“安全锁”技术全部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这一法规一旦成行，将会把温州打火机直接拒在欧洲市场之外。2002年5月，欧盟又开始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后经过温州打火机生产商的共同努力，欧盟才终止了反倾销调查。

       第二十七节

    知识产权争端剧烈。DVD专利费之争长期以来是中国制造业的一大旧伤，至今还在时时作痛，提醒中国制造业认清市场的真实形势。当年6C(发达国家的6个企业，包括日立、松下、JVC、三菱、东芝、时代华纳)宣布“DVD专利联合许可”声明，要求世界上所有生产DVD的厂商必须向它们购买“专利许可”，为此，中国DVD厂商要向6家外国厂商缴纳每台高达16～19美元的专利费，中国企业出口一台售价32美元的DVD只能赚取1美元利润，而交给国外企业的专利费却高达商品价格的60%！这让前几年还在央视争夺广告标王的中国DVD厂商迅速没落，国产品牌大量消亡。

    产生争端的不止是DVD专利，中美之间发生的唱片、电影和软件盗版之争也让中国政府头疼不已，美方不时以其“301条款”做大棒，对中国进行一次次的施压。由于中国的市场起步较发达国家晚了很多，知识产权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软肋。在中国，许多企业从未申请过专利，即使是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级企业，平均每家累计申请的专利也不过200件，还不及国外一些大企业年均申请量的五分之一！这就从侧面反映出了中国企业的劣势所在，一旦与国外企业在知识产权领域短兵相接，中国企业将很难有胜算把握。

    资源与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少，在世界上只排在第五十三位，资源约束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一条节约型发展的道路，但事实上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却非常低。如2005年中国的GDP只占全世界总量的5.5%，但却消耗了全球原煤的40%、粗钢的32%、氧化铝的25%、水泥的48%、玻璃的33%和化肥的30%。也就是说，中国占用世界1/3以上的资源只产出了1/20的产值。此外，中国能源消耗量极大，单位产值能耗非常高，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了2.4倍，是印度的1.65倍、美国的2.1倍、日本的4.43倍、德国的4.97倍。

    与此同时，中国的工业污染排放量却是发达国家的10 倍！中国的环境污染情况十分严重，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严重的生态危机，这种损失甚至超过了经济增加值，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已经被污染损失抵消掉了。

    种种数据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发展道路上已陷入一个近乎于“进退维谷”的困局，不往前走是不行的。因为依照中国目前的国情，制造业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是中国的“立国之本”，不发展制造业，无法解决中国国内的实际问题；但向前走，按目前的情况，中国又面临着一种“四面楚歌”的风险，低端产能严重过剩，竞争激烈，xx技术与xx设备稀缺，主要依赖进口。长此下去，中国仍然只是为欧美国家做一些打工的“保姆”工作，随着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中国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乃至无法自拔，陷入像拉美国家曾经经历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