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曾有三座造币厂

史李公祠地面广东西窑洼洋钱厂天津曾有三座造币厂
　　天津卫开埠以来，漕运大兴，南北地产，吞吐集散。票号银庄云集，币制币种繁多，白银、宝钞、铜钱、银票同时流通，官办、私营相互通兑，形成货币文化的深厚积淀，自成北方的金融中心。
　　严格说来，天津历史上曾出现过三座“造币厂”，即“宝津局”铸币厂，“北洋银元局铸币厂”(西厂)和随后建立的户部造币总厂(东厂)。尤其是“东厂”和“西厂”在津门百姓心目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后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天津地理买卖杂字》中也有“李公祠，地面广，东西窑洼洋钱厂”的词语。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解决当时令百姓商贾广为xx的币种“成色不一、互兑不便”以及直隶地方“流通不足，物价浮动”的问题，报请清政府批准率先在其属下的“天津机器制造局”(俗称东局子，现为解放军运输学院)内设“宝津局”鼓铸制币，生产“制钱”及试产铜元银币，先后引进国外先进制币设备、聘用外国技师，不出数年，竟形成国内的{yl}造币技术。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上任伊始就奏请政府批准重新建立造币厂的建议，令周学熙着手筹办北洋银元局事宜，两个月后，周学熙出任北洋银元局总办，并在大经路(现中山路)宇纬路的交口设立了北洋银元局官衙(现为铁路{dy}子弟小学)。这第二个造币厂的厂址就选定在原李鸿章淮军护卫营的营房旧址

 我国早期几家造币厂的开办与终结

内容简介：光绪十五年(1889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国{dy}家机械化的造币厂——广东钱局开铸光绪通宝库平一钱方孔制钱，开创了我国大规模机械铸币的新纪元。　　广东　　广东钱局的开办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的洋务活动之一，目的是为了解决制钱短缺和xx外国银元大量流人中国市场。当时流入我国
光绪十五年(1889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国{dy}家机械化的造币厂——广东钱局开铸光绪通宝库平一钱方孔制钱，开创了我国大规模机械铸币的新纪元。
　　广东
　　广东钱局的开办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的洋务活动之一，目的是为了解决制钱短缺和xx外国银元大量流人中国市场。当时流入我国的外国银元因供不应求而有升水，流通时作价高于含银量，以至白银大量外流。
　　光绪十三年，张之洞奏准购办机器试制制钱、银元，通过中国驻英公使刘瑞芬调查了英国造币机器价格、购置手续和造币技术，在广州大东门外黄华塘购置了82亩土地作为厂址，从英国引进全套机器设备，并聘用了4名英国工程师，设立广东钱局。该局是当时世界上规模{zd0}的造币厂，所建厂房长200米，宽129米，内分银、铜二厂。全局备有熔化炉72座，安装铸币机90台，计划日产各种钱币260万枚。
　　在广东钱局建立之前，由于洋务运动的开展，已有很多省份陆续开设了机器局，引进西方的先进机械。其中吉林、江苏、直隶、福建等省都利用各厂局中的重型冲压设备进行过机械铸钱的试尝，但由于铸造成本及模具易损或所用机械不适合等原因，均未形成有规模的持续生产。只有在广东钱局开办投产并获余利之后，我国的机制币生产才不断发展。广东生产的几种铸币形制也均成为我国近代铸币史上的样板。
　　光绪十六年四月初二，广东钱局开炉试铸大小五等银元。正面文字为广东省造、光绪元宝及库平重量，背面龙纹外环英文，除花纹图案外，广东钱局所铸银元的重量、成色和含银量均仿照在我国流通最广的墨西哥银元。广东省造银元发行后，受到社会各界欢迎，流通顺畅，该钱币形式后来也成为各省铸造银元的楷模。
　　光绪二十六年，由于铜铅价格高涨，制钱停铸多年，流通量缺少，不足值的香港铜仙大量流入广东。广东钱局于是年六月以粤省地邻港澳，商民习用外洋铜仙为由，仿香港铜仙造“光绪元宝;每百枚当一圆”铜元，背面英文面值同港仙一样为0NE CENT(一仙)。这是我国铸造铜元的开始。由于铸造铜元获利颇丰，由此各省纷纷设厂仿铸，以谋大利。
　　除此之外，光绪三十二年广东仿1863年香港一文的形制，铸造三分二厘重圆孔铜钱，以解决钱荒。同年，划归部管，称度支部造币粤厂。
　　民国前期，广东造币厂大多时间归省管，以铸双毫银币为多，时停时铸至1929年。南京政府期间，该厂属于中央造币厂管理，抗战胜利后，厂址由兵工署第八零工厂借用，现为广东省委党校校址。
　　1890年至1917年该厂主要币种产量为一元银币24，644，943枚，二角银币938，989，400枚，当十铜元1,237，794，375枚。
湖北
　　光绪十九年，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奏准在湖北试办银元局。利用武汉三佛阁街原守备署改建了厂房，仿造广东省式样铸造银元，流通江、皖、赣、鄂各省。光绪二十三年又在银元局东原宝武局基地，建造湖北省铜钱局，铸造每文重七分的铜钱。铜钱局铸造时间不长，即归并银元局。而铜钱局向美国汉立克纳浦厂购得刻字制模等机器设备也归银元局所有。1944年5月1日出版的《泉币》杂志第24期文章所载王秉恩1899年携赴京师的湖北银币铜样，或是该套设备所镌。
　　光绪二八年，在银元局旁原铜钱局厂屋又建铜币局，并逐年扩充。据民国时期调查，铜币局厂地宽1144米，长174米，银铜两厂除工匠住房、堆栈、泵房等附属建筑外，厂地总面积共3.0469万平方米。除银元印花机外，仅铜元印花机就有l44台，{zg}产量每日可出400万枚。另外，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在汉阳兵工厂内还附设铜币厂，装有印花机50台。
　　湖北银元局在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改称银币局，铸造以“两”为单位的银币“湖北一两”发行流通。
　　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湖北银铜两局合并为武昌造币厂，该厂自建立起，停工时间甚少，直至1928年停铸。据统计，自1902年至1928年，不计别的银铜币品种.武昌造币厂铸当十铜元3，282，183，943枚，一元银币96，307，458枚。
　　1937年3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命令成立中央造币厂武昌分厂，8月25日，中央造币厂武昌分厂主任孙秉垣率员工接管该厂，修复破旧设备，添购耗材燃料。于同年10月19日开铸铜、镍辅币，1938年7月31日停铸。
　　武汉撤守后，该厂沦为日本侵略军的武器仓库。1945年，抗战胜利后，厂址由三零兵工厂接收。
　　江南
　　自广东、湖北两局开铸后，江宁所需制钱由广东附铸，而银元则向湖北调换。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制钱不敷周转，洋元行销形成利权外溢，依赖外省终非久计……”等理由，参照户部议复御史陈其璋的《奏请鼓铸银圆折》中“沿江沿海各省自行仿办”议案，在江宁西水关云台闸南岸回龙街购地44亩，筹设“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于二十三年十月开铸“江南省造”银元，十二月开铸制钱：光绪二十七年七月，江南始铸十文铜元，光绪三十年，两江总督周馥奏准将上海、扬州筹建币厂的设备61台划归江南厂，扩展用地77亩，造建新厂，更厂名为“江南银铜元总局”。光绪三十二年底，据陈璧奏折，当时江南厂有办公房、库房、厂房、及宿舍住房304间，印花机97台。
　　江南最早铸造的银币称为老江南银币，币面无纪年。该版银币齿边为类似鹰洋花边的人字边，其铸量不多，存世有限。光绪二十七年以后，由于聘有外籍头等化验师，故在所铸银币正面打上英国的化验师霍姆斯(H.A.Holmes)姓名的缩写HAH，也是仿照鹰洋，意在取信于中外。早期墨西哥银元上还有造币厂主管的姓名缩写，光绪三十年，江南币面另有CH和TH戳记，传说这是雕刻师或厂长的姓名缩写，当年该厂总办为张廷杰，会办为邓矩，不知是否有关联。
　　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该厂改称“中华民国江南造币厂”，直属中央政府。二月，又改为“中华民国财政部造币总厂”。四月，开铸中华民国开国纪念铜币，五月铸纪念银币，八月铸二角纪念银币和金币。二年改厂名为“财政部江南造币厂”，三年厂名改为“财政部南京造币厂”，此后南京造币厂持续生产至1928。
　　民国十八年二月，国民政府财政部训令中央造币厂监理委员会接管南京造币厂，委派徐堪、杨骏两委员办理接管。同年四月二十日开铸，六月四日，该厂因电线走火焚毁。民国十九年六月，南京造币厂房屋、设备、家具、材料全部移交工商部。
　　据统计资料数据，自1897年至1929年，该厂铸成银元541，000，000余元，当十铜元4,791，000，000余枚，其中民国期间铸量为2，163，506，036枚。
四川
　　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四川总督鹿传霖以川省制钱缺乏、银价过低为由，奏请购机办厂，铸造制钱银元。利用四川机器局空地，设立银元局。地址在成都东门内撞扒街一号。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机器陆续运到安装，七月开铸。二十五年，朝廷旨令各省银元改归湖北、广东代铸，因而停办。二十七年，接任四川总督奎俊又以四川地僻道险，求邻非易，奏准复设，并代云南附铸银元。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机器局利用局内压铜厂及原有的铜钱厂厂房设备并原有废旧铸铜钱机试铸铜元。三十年，四川督锡良奏启立案，添建厂房，购置机件，采购洋铜、铜饼，铜元铸造渐成规模，三十一年始与机器局划分账户。不久，银铜两局合并为四川银铜元总局。
　　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裁撤归并造币厂，四川银铜元总局改称四川户部造币分厂，同年又改为度支部造币蜀厂，当时订购的机器尚未到齐，有印花机23台。宣统二年，将银铜两股合一，再改厂名为成都造币分厂。
　　19世纪末，铸工精良的印度货币“卢比”大量流入西藏和邻近的川滇地区，成了这些地区的一种主要流通货币，并有取代西藏薄片银币的趋势。为xx印度卢比的侵入，四川总督锡良于光绪三十一年在成都造币厂仿照印度卢比式样试铸银元，运往西藏发行。银元仿英印卢比形制，正面将维多利亚像更换为光绪头像，背面铸“四川省造”四字，含银三钱二分，、直径为30毫米，另有半元和1/4元辅币。
　　辛亥革命后，四川新旧军阀长期混战，成都造币厂十易其主?所铸铜元面值自5文至200文。据统计，自1901年至1928年成都造币厂铸一元银币82，037，646枚，自1903年至1916年铸一元四川卢比银币18，045，454枚。1937年11月，成都造币厂由财政部接收，改为中央造币厂成都分厂，铸造铜、镍辅币。
　　1945年11月，中央造币厂成都分厂宣告结束，厂址、厂房移交中央银行代为保管。1949年7月，重设中央造币厂四川分厂，生产金条、银元和50分合金辅币。成都解放后，造币厂仍保留建制，直至1955年2月正式撤消。

听人家论天津造币总厂

天津造币总厂的原址，留存下的70余间平房早已住满了居民，造币总厂昔日全国之首的风光早已不见，不明天津造币历史的一代又怎么会想到这里曾是清末规模{zd0}、设备{zxj}的造币中心。粗略计算，由天津造币总厂首铸继而推广至全国各地的钱币、纪念币也有近50种。

清朝末年，是中国币制相当混乱的时期，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采取措施整顿币制，下令铸造格式统一的“大清金币”、“大清银币”、“大清铜币”。但其中，只有“大清铜币”得以在全国流通。

丁未一元大清银币是天津户部造币总厂铸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产品，图案相当精美，尤其正面外缘的水波纹，造型别致，独辟蹊径。

丁未一元大清银币问世之前，适逢一场激烈的“两、元”之争，守旧派主张铸造以一两为货币单位的银元，其理由是已往商税贸易往来都以银两为结算单位，应因循古制；但革新派主张以七钱二分为货币单位的银元，理由是与外国银元同量同值，便于交往，而且当时以元相计在全国各地已经成为习惯。这两种货币单位之争，相持时间很长，清政府翻来覆去地变更决定。

虽然，北洋银元局早在光绪二十五年就制出了七钱二分的银币，并在二十六年、二十九年时继续铸造。但朝廷的反复无常，让银元局一度停顿了“七钱二分”的制造。

以一两为单位的货币见诸实物最早的要以北洋银元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所铸的库平一两银币为最早。此币是由日本正金银行代刻祖模，正面为光绪元宝四个大字，上端为满文，下端为库平一两，左右分刻“北洋”二字，背面为蟠龙。此种银币据说只铸造了六七千枚，没有流通，传世不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总算厘定币制，一两银币不便使用，仍行普通银币，北洋银元局便于光绪三十三年又造了七钱二分银币-三十三年一元北洋造银币。

民国十二年(1923年)天津造币总局造龙凤币。

龙凤黼黻图一元币有金币也有银币，但是样币均以黄金胚饼试打，所以这种钱币中的银币又被称为银币金打，当时专门用来分赠上级部门及有关人员，数量有限，所以留存至今的甚为罕见。

龙凤币雕刻精细，凤鸟之羽毛丝缕悉现，堪称中国近代币的杰作。该币正面的龙凤图案实际上是民国元年鲁迅、许寿棠、钱稻孙等人共同设计的国徽图案，人称十二章图。图案中含日、月、星辰、山、龙、凤、总彝、藻、火、粉米、黼、黻等十二种吉祥物，象征国运长久美好，而且图案过于复杂，终以该项图案难免帝王色彩，未被采用。

但关于设计者的意见也有相左，有专家认为，这种带有浓郁帝王色彩的钱币图案不可能是鲁迅等人设计的。老师们就此问题分成两大派别（正在外面斗殴中，我是负伤先进来了）。

无论这枚钱币的设计者是谁，都可以找邱思达先生到他家看另外几种落选图案的样式。（当然{dy}你要认识邱老师，第二他同意让你进门看东西）

记载着天津造币总局恢复制币的资料

“天津造币厂近年来xx在直系掌握之中，予取予求，无异为直系私人之外府，以致积欠津埠行号债款至一百三十余万元之巨…全厂员工司役一体解散，厂务xx停止…”

造币总局最多停顿了两年，从民国十年至民国十二年。而这枚龙凤币是造币总局恢复后，所制造的{dy}枚钱币。天津造币总局才再次向各银行财阀借款铸币，并协议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而样新色准好识别的“袁大头”流通全国

“袁大头”银圆正面镌有袁世凯侧面像、背铸嘉禾图的银圆，民国三年始铸于天津造币总厂，这是老百姓对它的俗称。它是民国北洋政府1914年(民国三年)二月公布的《国币条例》所确定的国币，在中国银元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袁大头”铸造数量之多，使用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在那个货币混乱的年代是一枝独秀的。“‘袁大头’铸造了有N亿枚之多，全国各地都在使用 。清末，外国币在中国行用，失去了货币自主权；对内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权日益削弱，各省地方长官为增强各自的财力及扩充军事力量也纷纷制造和发行货币，货币金融十分紊乱。直至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令江南造币厂归财政部管理，主张把铸币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并着手定币制。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见到市场上流通的中外货币在百种以上，而且各有各的流通范围，规格不一，折算繁琐，对收税、发饷、交换都有不便，民众积怨，同时为了解决军费，也需要借助于货币，并趁机把他的头像铸于币面，来提高他的政治地位。自《国币条例》公布后，同年先在天津造币厂铸造袁大头壹圆银币，后在南京、广东、武昌等造币厂陆续铸造。因袁大头壹圆银币币型划一，花样全新，重量、成色准确，易于识别，很快被民众接受，流通各地。

袁大头的发行，对xx外国银圆起了一些作用。袁大头发行后，广大民众愿用国币，不要“洋钱”。如在1919年“五四运动”反帝高潮中，上海钱业公会宣布使用袁大头，这在一定程度上xx了外国钱币。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乱制各式银圆的现象。因当时颁布的《国币条例》明确规定：“国币铸发权专属于政府。旧有各官局所铸发之壹圆银币，政府以国币兑换改铸之。凡公款出入一律用国币。”

:造币总厂史话

清末，币制紊乱，清政府在全国整顿金融秩序，为收回铸币权利，并使铜元、银元整齐划一，而整顿币制。光绪29年（1903年）3月，户部奏派军机大臣徐世昌及陈壁、张允言等为提调主其事，在天津勘定地势，筹设户部造币总厂。该址占地面积31916平方米，于光绪31年（1905年）春竣工，最初定名为“铸造银钱总局”。该厂引进美国、日本、德国等{zx1}的机器设备，在当时堪称国内规模{zd0}、设备最精良、技术{zxj}的造币厂，也是全国货币制造的中心。因该厂直属户部管辖，故于光绪33年（1907年）将原名“铸造银钱总局”改为“户部造币总厂”。
　　造币总厂初创时，拟定铸造金、银、铜三种货币，称为“大清金币”、“大清银币”、“大清铜币”，通行天下，已归一律。
　　光绪32年（1906年），户部易名度支部，造币总厂亦改名为“度支部造币总厂”。
　　宣统2年（1910年）2月，清政府下令铸造权收归中央，度支部奏准，将各省所设银、铜元造币厂一律裁撤，统归造币总厂统一铸造。4月，度支部颁布《币制则例》，铸造“大清银元”，据《币制则例》明令，“国币单位，定名曰元”，定“元”为单位，定银元为国币，标准趋于统一。至此，从光绪10年（1884年）———宣统3年（1911年），共27年的货币单位银元制与银两制之争方休，铸造大清银币的标准趋于统一。
　　清末，造币总厂铸造的“光绪元宝”银币数量很大，仅就光绪34年（1908年）来说，就铸造了近1亿枚，宣统3年（1911年），铸造“大清银币”约7700万枚。北洋银元局和该厂从1902年-1907年5年间共铸铜元约6.8亿枚。此间也有许多版式品种的银元，由于未经户部核准，只铸出试样钱。但已核准版式的银币便大量铸造行用，推动了货币改革，是中国近代货币史的新开端。
　　1912年，度支部造币总厂与度支部造币津厂（原北洋银元局）合并，更名为“中国财政部天津造币总厂”。度支部造币津厂称为西厂，专铸铜元；原度支部造币总厂称为东厂，专铸银元。该厂组织完备，机器精良，堪称全国造币厂之最。民国3年（1914年），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兼造币总厂监督吴鼎昌为该厂题写“造币总厂”四字门额。
　　1914年2月，根据颁布的《中华民国国币条例》规定，袁世凯头像银币（俗称袁大头）为国币。
　　“袁大头”铸造数量很大，自1914年开铸至1917年共铸有1亿8千余万元，此后杭州、南京及武昌各分厂开铸，估计其总发行量在5亿9千万元以上。该币在中国辽阔的疆域内普遍流通，长达数10年之久。
　　1923年3月12日，国民政府以总统敕令公布了国币型式，俗称“龙凤币”。民国时期，造币总厂还铸多种试样币和纪念币性质的金银币。比如：为孙中山、袁世凯、徐世昌、曹锟、段祺瑞、褚玉璞、张作霖、张学良等政要名人铸造了纪念币，铸量比较少。
　　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后，民国政府禁止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元，改铸孙中山头像新币。该厂于1920年始铸孙中山头像银币，至1929年铸币9000余万元。
　　民国初期，造币总厂恢复了铜元的铸造。1919年，每日铸铜元达50万枚，至1922年，每日铸数高达500-600万枚。仅1922年一年间即铸当二十、当十铜元约8.5亿枚。由于质量日趋低劣，加之各省造币厂铸造的廉价、不足量、成色低的铜元充斥天津市面，遂形成铜元一再贬值，铸造铜元也已无利可图，加之商民的极力xx，造币总厂从1927年起时铸时停。
　　1935年，日本为侵占华北地区，积极策动华北五省的所谓“自治运动”。同年12月，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北平设立实质上脱离南京政府管辖的“自治”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原国民党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任委员长。1936年，原造币总厂受命制造“自治”政权的铜元。
　　1940年，造币总厂停业。造币总厂的创建和发展，在我国金融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

 民国16年（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为铸造国币，统一币制，重新恢复筹建。民国 17 年（1927年）财政部通令各省造币厂停铸，集权财政部，将上币厂更名为中央造币厂，并成立监理委员会，负责清理上币厂在筹备期间之债务。民国19年（1930年）债务清理完毕，厂房建造、设备安装和各项配套工程陆续竣工。民国21年（1932年）正值筹备开铸之际，上海爆发“一.二八”抗日战争，厂事又告停顿。民国22年（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废两改元”，于是3月l日正式开铸银圆，至民国24年（1935年）政府颁布辅币条例，改铸辅币。直至民国27年（1938 年）“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后停铸，生产了5年多时间。抗战期间，厂址被日军侵占，用作械弹仓库，工厂被迫内迁。中央造币厂在重庆设立办事处，相继在武昌、成都、桂林、兰州、昆明设立分厂。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辅币成本超过面值，各分厂辅币生产不久即告停顿，均赖其它产品维持生计。抗战胜利后，各地分厂先后结束。民国35年（1946年）3月10日接收上海中央造币厂，经两年筹划整修，于民国37年（1948年）10月10日恢复铸币。当时上海已临近解放，物价暴涨，货币贬值，造币生产处于半停工状态。民国38年（1949年）5月5日，国民政府密令中央造币厂迁往台湾，遂于5月16日、5月18日将重要物资、档案运往台湾，主要技术员工亦随同去台湾。
在解放前的29年中，工厂筹建13年，抗战内迁8年，复厂2年，前后仅断续生产6年，主要生产技术均依赖国外，进步缓慢，压印所用原模，由意大利人“乔奇”雕刻，印模由美国费城造币厂制造，纯镍辅币坯饼从奥地利、美国进口。
1949年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派军代表接管中央造币厂，更厂名为人民造币厂。同年8月，人民造币厂奉命结束，建立保管委员会，处理善后事宜。
上海造币厂大事记
民国9年（1920年）
2月，上海金融界呈文北洋政府财政部，提议在上海筹建造币厂，铸造新币，统一币制。 
3月20日，币制局第205号指令，正式启用上海造币厂筹备处印章。于上海香港路3号成立筹备处，24日开始办公。 
3月，财政部币制局第5号通令：奉大总统批准，筹建上海造币厂，派钟文耀为厂长，张德熏为会办。
是年厂方向上海中华银团商借250万元，由银团代募国库券作开办基金。勘定厂址，位于沪西小沙渡苏州河对岸，占地65285平方米。聘请美国人赫维特为总技师，负责工程事宜。设计生产能力为日产银圆 40 万枚。通和洋行设计厂房。
民国10年（1921年） 
9月5日，建厂工程开标，姚新记营造厂承建厂房，全厂建筑费为白银 443 752 两， 10月24日签订合同。机器设备由茂生洋行华昌公司负责订购。
民国11年（1922年）
是年钟文耀辞职，萨福懋继任厂长，继续办理筹建事宜。
厂房工程陆续竣工，订购机器亦相继运到，但由于土建工程超预算甚多，加之借款实收不足，到沪机器设备无款交付，不能提取，筹建工作陷于停顿。
民国，13年（1924年）萨福懋辞职，罗鸿年继任厂长，与中华银团续商借款，未成。财政部以借款既未成立，债务无从清偿，厂内开支甚巨为由，下令裁撤筹备处行政机构，厂房、机器设备交上海银行公会暂行保管，文件交财政部保存。总技师赫维特亦以合同期满解约回国。罗鸿年辞职，朱有济继任厂长，继续与中华银团商洽借款，因条件未谈妥又告终止。
民国16年（1927年）
国民政府财政部核准恢复上海造币厂筹备工作，委派唐寿民为厂长。
民国17年（1928年）
1月，唐寿民辞职，郭标接任厂长，复聘前总技师赫维特回厂。
11月1日，为统一币制，上海造币厂更名为中央造币厂。
民国 18 年（1929 年）
2月1日，成立中央造币厂监理委员会，负责旧债清理偿还、厂屋点收、机器提运安装等。
民国19 年（1930年）
4 月17日，厂房建造、设备安装竣工，招待到厂参观的中外记者，并赠送落成竣工镀金纪念章1枚，正面为孙中山头像，背面为帆船。
6月，债务清理完毕，监理委员会撤销。
民国 21年（1932 年） 
1月，郭标病缺，徐寄癫接任厂长。适值闸北战祸，厂事陷于停顿。
7月，徐寄癫辞职，财政部长特命副厂长韦宪章部署开铸工作。郭承恩继任厂长。财政部派美籍总技师赫维特率同技师温宗禹、钟望荣、黄福祥 3 人赴美国费城造币厂考察。
民国22年（1933年）
3月1日，依政府颁布之银本位币铸造条例中央造币厂正式开铸银圆。开始铸造的银圆正面为孙中山像，版面为21年版，背面为一双帆船上有三鸟及船头有太阳，铸成后因舆论反应，背面三鸟及太阳有葬征日本及飞机之嫌而取消重作修正。经修正后，正面为孙中山头像，背面为帜船，背面删去三鸟及太阳，并更改版面22年版，直径 40毫米（简称船洋），大量生产，每枚重26.6971克，含银88 %。
4月，郭承恩辞职，卢学溥继任厂长。美籍总技师赫维特解约回国，另聘美国造币专家葛莱德博士为技术顾问。在葛莱德到厂前由副厂长韦宪章代理总技师职务。
5月，财政部为审查中央造币厂铸造质量及厂务，聘请金融界知名人士 41 人，组成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对所铸银圆、银条的成色和重量逐批抽查，经化验复核，确实符合法定公差，核准出具产品合格证书，凭此出厂，交中央银行发行。民国31年（1942年）1月，审查委员会奉命撤销。
9月，应中外银钱业收解便利需要，铸造含银成色99 .9％的甲种厂条和含银88％的乙种厂条（厂条即银条，下同。每条含银本位币1000元重量）, 前后共生产甲种厂条3621条，乙种厂条59990条。厂条重量与银圆1000枚所含银相等。
民国 24 年（ 1935 年）
下半年实行法币政策后，不再铸造并改印纸币。1933年至1935年共铸造解缴银圆14739.5万枚。注:有资料说其中三鳥币生产约226万枚，回收约220万枚，22年版4.640万枚，23年版9.874万枚。
11月，国民政府宣布实施法币政策，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钞票为法币，原有银本位币禁止流通，厂条仍继续铸造，并颁布辅币条例，开始整顿辅币。
民国 25 年（ 1936 年）
1月，逐步停止铸造银圆，按辅币条例铸造二十分、拾分、伍分3种镍分币，同时铸造一分、半分两种铜质辅币。
其规格：二十分镍币，图案正面孙中山像，年号民国25年，背面布币图、面值，直径24毫米，重量6克，材质纯镍。
拾分镍币，图案、年号、材质同二十分币，直21毫米，重量4.5克。
伍分镍币，图案、年号、材质同二十分币，直径17毫米，重量3克。
当时镍原料国内无生产条件，因此镍片、坯饼及部分成品均向美国和奥地利厂商订购，其成品背面古钱图案下有“A”字标记者即为奥制镍分币。部分镍饼向美国斯克威公司订购。坯饼来厂后由中央造币厂压印成镍分币。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昌、成都、桂林、兰州、昆明等地相继设立分厂，继续生产镍分币。
民国 26年（ 1937 年）
4月，陈行辞去厂长职务，席德柄任厂长。
7月6日，向租界区租用栈地存放镍饼、镍币、电解铜及文卷簿册。
8月13日，“八•一三”抗战爆发当日上午 10 时停止铸币。 
8月14日，在上海古拔路（现富民路）设中央造币厂临时办事处，处理人员遣散，设备物料运往武昌。民国27年（1938年）5月，临时办事处改为运输保管组。
8月，奉命派员赴武昌，接收前武昌造币厂的厂房机器设备。
9月1日，成立武昌分厂。
10月27日，中央造币厂厂区被侵华日军侵占。
10月，由于抗战，交通受阻，设备物料无法运往内地，奉命在香港设立中央造币厂临时办事处，以便经香港运往内地。
11月，奉财政部令，接收成都造币厂，成立成都分厂（1945年11月，分厂结束，改为保管处）。
12月，中央造币厂798 名工人，除派赴武昌分厂330 工外，其余均遣散。
民国27年（1938 年）
3月，财政部令中央造币厂将一部分机器运往桂林。
4月，财政部在甘肃造币厂旧址筹设中央造币厂兰州分厂，派甘肃省财政厅长梁敬淳兼任分厂筹备主任。同年11月l日，兰州分厂正式成立。
5 月，成立桂林分厂。香港临时办事处结束，改为运输采办组。另在汉口设立中央造币厂办事处。
8月，汉口办事处迁移重庆，设立中央造币厂重庆办事处。
民国28年（1939 年） 
5月，财政部长孔祥熙指令中央造币厂，将重庆办事处移设昆明，仍在渝市酌留少数负责人承办重要公务。
8月14日，为在沪筹铸铝质辅币，密令成都分厂技士董益谦雕刻原模一对。
11月10日，奉财政部令，接收原云南铜币厂，改名昆明分厂。
民国29年（1940年）
1月29日中央银行和中央造币厂委托上海银行公会出面与在沪美商北极公司正式签订印铸铝质辅币合同。 
2月24日，开铸铝质辅币。
3月 1日，中央造币厂昆明办事处迁移重庆。
是年，政府公布修正辅币条例，减轻单枚分币重量，改变合金成份，铸造二十分、拾分、伍分3种铜锌镍合金分币，贰分、壹分两种铜锌合金分币，又加铸五十分铜锌镍合金分币。合金含镍的坯饼仍系国外厂商提供。铜币从原料到压印成品全过程均由中央造币厂自行解决。抗战初期，设在上海租界内的办事处还曾委托上海美商北极公司代铸伍分、壹分铝分币两种，以应当时市场急需。各分厂铸币时间很短，主要由于各地物价飞涨，铸币成本超过面值，市场对分币需要减少，经财政部核准，陆续停铸。
铜、铝分币规格为
壹分铜币图案正面国民党党徽，年号民国25年，背面布币图、面值。直径 26 毫米，重量6.5克，材质铜95 %，锌4 %，锡 1％。
半分铜币图案、年号、材质同壹分币，直径 20毫米，重量3.5克。
贰分铜币图同壹分币，年号民国29年，直径18.5毫米，重量2克，材质铜65 %，锌35% 。
另外一种壹分铜币、图案、年号、材质同贰分币，直径15毫米，重量1.5克。
拾分铜币图案正面孙中山像，年号民国29年，背面布币图面值、直径21毫米，重量3克，材质55 %，镍18%，锌 27％。
伍分铜币图案、材质同拾分币，年号民国30年，直径17毫米，重量2克。
伍拾分铜币（半圆）图案同拾分币，年号民国31年，直径28毫米，重量9 克，材质铜75%，镍18%，锌7％。
二十分铜币图案，年号、材质同伍拾分币，直径24毫米，重量5克。
伍分铝币图案正面面值，年号民国29年，背面布币图、直径20毫米，重量1.12克，材质纯铝。
壹分铝币图案、年号、材质同伍分币，直径16毫米，重量0.66克。
民国30年（1941年） 
12月8日，中央造币厂上海运输保管组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被迫停顿，民国31年（1942 年）6月结束。
民国 33 年（ 1944 年） 
6月22日，席德柄辞职，乔晋梁接任厂长。
民国34年（1945年）
8月，乔晋梁辞职。
9月24日，中央造币厂由侵华日军移交给国民政府海军司令部接收（日军侵占期间为械弹仓库）。中央造币厂重庆办事处准备来沪办理接收事宜。
9月，韦宪章接任厂长。
12月22日，财政部特派员指令中央造币厂接收员：中央造币厂被日军侵占的房屋仓库，现为海军司令部封存的，应请海军司令部将械弹迅速搬出，将所封存的房屋仓库交还给中央造币厂。
民国 35 年（1946 年） 
3月10日，中央造币厂接收人员进驻厂内办公。 
3月21日，重庆办事处{dy}批复厂工作人员 22 人离渝赴沪。
4月9日，中央造币厂成立上海复厂筹备处，着手复厂事宜。 
4 月下旬，完成熔铸杂银各项准备工作，{dy}批伪华兴银行 90 余万两杂银开始熔铸。 
6 月1日，中央造币厂重庆办事处迁沪办公，中央造币厂正式复厂。 
10，月开始复工，经营副业，熔炼银、铜，轧制铜皮。
民国36年（1947 年） 
2月10日，代中央银行熔铸99％成色10两金条。 
4月，中央造币厂奉命接收沈阳造币厂，改厂名为中央造币厂沈阳保管处。民国37年（1948年）5月保管处人员撤回上海，所有厂房机器及一切公共事务，由辽安区税务局沈阳分局代管。
民国37年（1948年）
10月10日，中央造币厂在沪恢复铸币生产，上午举行开工仪式，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副总裁刘攻芸、陈行以及钱币司长王抚洲参加开工典礼。
民国38年（1949年）
4月25日，厂长韦宪章向财政部呈送摺呈，称上海市区已接近前线（解放战争），请示中央造币厂的去从事宜。4 月 27 日，又向部呈送摺呈，再次请示应变事宜。
5月5日，财政部就中央造币厂4月25日、4月27 日摺呈核示厂迁台湾。
5月上旬，中共华东局决定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在军管会之下设立财经接管委员会，下辖财政、金融、敌产管理等15个处。（注：《接管上海》上卷，第50页。）
5月16日，机件物资分海、陆两路发运。海运由民生实业公司民众轮和上海海关的灯塔舰承装去台湾。陆运部分机器被解放军截获，扣押在海南岛，由海口人民银行保管，于 1954年通知上海造币厂，厂派材料科员前往海南岛运回。 
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处（后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发行分处）派军代表陈镇泰、王振扬等人接管中央造币厂, 改为人民造币厂。 
6月7日，中共华东局决定复工铸币，利用接管时库存的原料和半成品，生产银圆（袁大头）11天，支援解放大西南。
6月30日，韦宪章奉国民政府令，由广州飞往成都，筹备造币。
7月底,中共军管会金融处接收黄金23731.251两、白银365802两、珠宝10件、银元3箱3143722枚、美钞164583.41元、英镑160镑2先令、港币42932元、其他外币237409084元、杂项硬币44911斤45343759枚、金圆券2199957987万元。接收的有价证券统计为：黄金22737.2两、银元1611220枚、美钞37449942.8元、英镑1082507镑、港币281155元、金圆券1353642万元、法币237万元、外币50万元。（注：物资清理委员会统计组：《上海市接收主要物资分类统计表》（1949年7月），上海市军管会档案，B1-1-1850）
8月1日，国民政府在成都开铸银圆（船洋）。同月，上海人民政府奉命结束人民造币厂，成立保管委员会，安置员工和处理设备物资。 1950年保管委员会撤销。
12月8日，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停铸银圆（船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