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镇旧事《二》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如果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这是一首赞美很多相似的江南小城的怀旧名曲，每当哼起它眼前就浮现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城门、小桥流水人家、两排错落有致店铺林立的小巷、人流熙熙攘攘的街道、一幅江南水乡的美图。在这里小城要改为“小镇”较为贴切，因为盛产陶瓷和煤炭的缘故，它虽是西北陇东一处有较久历史的小镇，但却并没有留下值得后人追念的历史遗迹和名胜，加上解放后兴建各种国营企业，不远的小庄子、纪家庄石堡子、土谷堆三线建设迁来许多军工企业，外来人口剧增。小镇除过人多一些、每年雨水多一些、山水在干旱的陇东秀丽一点，童年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环境差、小镇的居民卫生习惯差，陇东周边有一句挖苦小镇肮脏形象比喻“见到黑一点的麻雀就说是安口窑飞来的”。当然资源小镇、交通要道也是脏乱的客观原因，比起几百年来为陇东的民xx展做出的历史贡献是不值一提的。虽然如今小镇因资源枯竭而荒芜和被人遗忘，没有古迹、也没有其他发展和振兴小镇的妙计，每年到安口的外地人很少，只有不多的曾在小镇生活过得人来这里怀旧，在小镇不长的、依旧似曾相识的街道上找寻不能忘怀的过去和回忆发生过的旧事。人有了一些年纪，回味往事成为生理的必然。回忆过去了的漫长的岁月，回忆那点点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便是一种乐趣。 二、刻在脑海中xx忘怀的小镇旧事 1、再不会有的历史称呼----“麦客子” 动手写“麦客”这篇文章时，我在网上收搜集了有关资料。通过互联网搜到的资料极大地丰富了我对“麦客子”这个古老职业知识和了解，知道了我在当年安口窑年年见到的甘肃陇东“麦客”大军转场关中的几百年的苦难历史，了解到在中国西北部，有一片数百平方公里的产麦区，产麦区边缘的西北部是干旱的黄土高原和戈壁沙漠。那里是不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人们生活贫困，缺钱少吃。每年麦收季节，这些农民成群结队，或兄弟同行，或夫走妻随，来到产麦区，寻人雇佣，替人割麦，用汗水换取微薄的收入，以补家庭短缺。产麦区的人称他们为“麦客”。（季节性流动的割麦人）作为一种生态现象，麦客至少在明清时的中国地方志中就有记载。值得庆幸的是陕西摄影师陈功成和一名叫侯登科（1950----2003）陕西凤翔人的摄影师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用手中的相机关注跟踪着生活在中国农村{zd2}层的“麦客子”，据陈大师说后来“xx”十年里“麦客”销声匿迹，直到1982年麦客又重新出现在关中农村。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坚持拍摄这个题材，直到2004年6月“麦客”这个职业随社会发展终于淡出了人们视野。目的是忠实记录麦客现象的演替过程，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在我们国家社会发展的生活中，曾经有过这样一群出卖苦力的劳动群体。 清代诗人李兆甲及其《麦客子歌》诗云：君不见俗称麦客子，田如太虚宽腰镰。先刈秦云卷，肩担远挑陇月残。一身亲收几万顷，饭饱与己尽无干。吁嗟乎，躬收几万顷，一饱尽无干！真实地描写甘肃农民在麦收时节赴关中割麦谋生的艰难生活，这可能是最早反映甘肃农民工生活的诗歌，麦客就是陕甘地区麦收季节为人割麦的短期劳务工。因为气候关系，小麦由东向西成熟，即陕西农谚所谓之“夏东黄，秋西黄”。陕西西部和甘肃东部农民，在自家麦子尚未成熟时，成群结队到河南，而后由陕西东部渐次向西为当地农民收割麦子，待到外地麦子割得将尽，家乡麦子也该收获，他们再回家去割自家麦子，此即所谓之“麦客”。麦客主要来源于关中西北部、甘肃陇东、宁夏“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及同心县一带，这里地处黄土高原腹地，风多雨少，贫困落后。而素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土地肥沃，雨量适中，小麦成熟早。每年五六月间，麦客们带着镰刀、草帽和口袋等简易装束，便候鸟般飞越关山，汇成八百里秦川蔚为壮观的麦客大潮。这是中国西部最早、xxx的劳务输出，相沿了将近500余年，每年最多超过30万。麦客遍及陕、甘、宁，关中是{zd0}集散地。麦客大多衣着简陋，头戴一顶草帽，腰挂一把镰刀，肩上搭一口袋，袋里装着一件烂棉袄或一床薄被，这就是麦客们的全部行囊。他们要从事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必须要能吃饭，所以陕西老乡雇麦客要先看“吃手”咋样。“善待麦客”是关中农民的古风，也是生产的实际需要，馍馍面条加酽茶，管饱吃管饱喝，还管抽烟。能干的麦客每天可割一两亩麦子，吃四五斤饭食，走几十里夜路。麦客自称赶场是“挣钱不挣钱，挣个肚儿圆。”麦客的收入极为微薄，辛苦一季，有的“出入”持平，有的略有“盈余”，有的则xx“负亏”。在毒辣辣的烈日下，{yt}里顶好的壮劳力也就割二亩麦，而得不到工钱的事也时有发生。长途跋涉，辛苦劳作，生活条件恶劣，报酬又很低廉，构成了麦客子悲惨生活的全部，难怪作者禁不住发出“一身亲收几万顷，饭饱与己尽无干”的感叹。这首诗朴实无华，以简练的笔调粗线条地勾勒出了麦客子这个特殊的务工群体的悲惨生活，反映了乾嘉时期陕甘老百姓的艰难处境，为我们了解那个时候的社会面貌提供了活生生的原始素材，也更能体会出李兆甲关怀民生的仁人之心， 在中国的北方，因产麦区成熟差异性，小麦一般从东往西逐渐成熟，所以麦客中一部分是位于晚熟区，由北向南，由南返北，像候鸟一样迁徙游走，一路收一路走，等麦客走到自家门前，自家的麦子也熟了；另一部分是早熟区的农民等自家收割完后便前往相对晚熟区收割。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成群结队，其中有兄弟同行，还有父子同行甚至夫妻相随，来到产麦区，寻人雇佣，替人割麦，用汗水换取微薄的收入，以补家庭短缺或寻找生路。产麦区的人称他们为“麦客”。麦客们一般带一个干粮袋，拿一把镰刀上路，还有不能少的被褥。麦客至少在明清时的中国地方志中就有记载。“xx”十年里麦客销声匿迹，直到家庭承包制实行后麦客又首先新出现在关中农村。 以前的麦客都是几乎都是因生活所迫在农忙时离家替人割麦来填补家用（类似于现在的农民外出打工），但那时的生活工作环境恶劣，如他们带的被褥是因为要经常露宿，他们一般露宿在一些屋檐下，车站旁，甚至马路边，如同难民，在那里等待雇主，偶尔才会夜宿雇主家，因为一干完活就走了要寻别的雇主，而且半天就完了，除非因收割面积大或来时是傍晚，再有就是饮食方面，一般雇主都会管饭，以上就是有关资料介绍的“麦客”。 现在说说小镇的麦客，上了中学对小镇记忆犹深的往事是每年夏收途径和在安口窑聚集的“麦客”大军。记得快要到麦收的季节，大街上，车站旁，班车上，到处都是南来北往的收麦人。小镇顿时热闹了，他们是麦客，在农忙季节，靠自己的劳动给人家割麦的人。麦客们操着浓厚的乡音，衣服简单，有很多人脚穿布鞋，挽着裤腿；肩上背着一把镰刀，一个铺盖卷或一件御寒的黑棉衣那可是他们吃饭的全部家当。有的人镰刀上挂着从家里头带来的干粮，出行时多从家里带有炒熟的炒面俗称“炒面客”看的出，他们都是地道的农民。麦客遍及陕、甘、宁关中地区，安口则是每年陇东定西、静宁、庄浪、宁夏西海固地区“麦客”集中和途径之地，小镇的街道上他们三个一堆，五个一群聚在一起。常见候车的“麦客”在哪里累了，也不讲究，不住旅店席地而卧。那时没有公路上常见的收割机，山区和平原的成熟麦子都靠“麦客”人工收割。麦客在自家麦子尚未成熟时，成群结队到河南，而后由陕西东部渐次向西为当地农民收割麦子，待到外地麦子割得将尽，家乡麦子也该收获，他们再回家去割自家麦子，此即所谓之“麦客”。麦客外出割麦叫 “赶场”，易地待雇叫“转场”。陕南麦客多就近“赶转”于关中南部和西安地区，陕西西北各县麦客多就近“赶转”于咸阳地区。来自甘肃、宁夏的主力兵团，贯穿关中平原及泾渭流域，先由西向东赶场，再由东向西转场，直至割回家乡，东进西退，每年来回两千余里。以前他们全靠步行，一程来回四五十天，现在以车代步或车步并行，后期安口的公交部门每到夏收季节会给“麦客”向陕西宝鸡方向加派运送“麦客”的专车。提起麦客为别人收麦的辛苦，我深有体会。因为我中学时在学校也经常参加夏收割麦子劳动。记得我{yt}最多只能割2分，农村同学顶多割4分，就累得腰酸背痛。而我知道一个“麦客”{yt}就要给人家割2亩以上，那样的劳累可想而知。提起“麦客”的报酬据我所知也就除过雇主每天管饭，收一亩也就几块钱。多数“麦客”要报酬只是要馒头，那时粮食要比钱管用，他们把一路收获的馒头凉晒干装到袋子里（返回安口时有近百斤），回家后据说一个馒头用水泡后就是一大碗。“麦客”返回小镇后近千里的奔波劳动，他们上身穿一件已分辨不清是灰是黑是白的无袖汗衫，扛着尿素代装着一路积攒下的劳动报酬“干馒头”下身的裤子又脏又烂；有的干脆赤着精身子，脊背油黑发亮，汗珠滚滚。小镇的麦子开镰了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他们叉开双腿，弯腰屈膝，把手中的镰刀挥向茂密的麦子。这些麦客子大都来自甘肃的平凉、甘谷、庄浪一带。他们割得又快又好，茬口低，遗下的麦穗很少。太阳光下，只见镰刀寒光闪闪，手臂挥动，刷刷刷，几把就是一捆子，一大片金黄色的麦子一个晌午就被他们放倒了。尤其是他们“杀跑镰”时，极有节奏，简直像舞蹈。几个人一字排开，他们的镰刀几乎是一同挥出去，一同收回来，动作整齐划一，姿势优美动人。他们似乎不是用镰刀割，而是用手臂揽，将麦子揽过来，捆成捆。他们一只膝盖顶着割倒的麦子，在眨眼的功夫就将“麦腰”拧住了……身后的麦捆子不但极其俊样，而且一样大小，一样整齐，一样的间隔距离。这简直不是在劳动，而是在作诗填词，不仅对仗工整，平仄声也是十分准确的。 我记得安口东街一个姓邵的作者多年前曾以关中“麦客子”为素材创作了电影剧本《麦客》，制片厂曾来小镇拍过外景。因为安口是关中“800里秦川”的交通要道，凡去河南、关中方向的甘肃陇东、宁夏西海固“转场”的“麦客”大军常在这里聚集，成为五月底六月初小镇的一景。知道有拍《麦客》电影这回事，但最终在小镇没有看到过这部电影，可能{zh1}没有完成吧。“麦客”一词九零年代后现已淡出人们的口语，提起“麦客”年轻一点人已不知道这个职业。在农业机械化后每年都有大量收割机走南闯北收割小麦，现在叫跨区机收小麦，他们因和麦客有着相似点，他们也被称为麦客、因其是机械收割也被称为“铁麦客”。只见临近夏收公路上驾驶联合收割机的司机经过，他们就是现代“麦客”。 2、镇压反革命的秋后算账----“公审会”和“判决公告书” 提起公审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脑海里记忆犹深。中国的公审大会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但在我记忆中，20世纪70年代公审大会开得特别多。每次开公审会，参加的人很多,大家都像过年一样，高高兴兴地蜂拥而去。公审大会是政治任务，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必须组织参加。当时的“坏人”好像特别多，除了地主、富农、现行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刑事犯。那时社会治安不好，法制也不健全，似乎每年年终在常在安口广场举行，气氛可庄严了，居民常称开公审会为“秋后算帐”。其一、 可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有关法律知识。其二、可以震慑和打击犯罪，显示人民专政的强大威力。其三，“杀一儆百”可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遵纪守法的意识。
因安口7、80年代厂、矿企业多，城镇人口要比县城多好多社会治安复杂，许多镇政府机关都是平凉的副县级待遇，县上每年的公审大会多在安口进行，对开展普法教育和威慑罪犯有意义。开会当天学校、厂矿企业都要派人参加，在广场里按划定的区域就坐。近十辆大卡车一早沿安华公路从华亭把当年逮捕的犯人和已判刑年终公审“陪审”的犯罪分子游街至广场，男罪犯大都光头、反膊双臂，脖子挂一块写着罪名和姓名的牌子，后站两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罪犯拖下卡车，在广场一字排开宣判完毕后，执行死刑的死囚要就地“正法”，通常死囚家在哪里就在那里枪决。上中学后我两次亲赴刑场目睹过行刑的经历，枪决犯人过程非常震撼、对我印象特深。一次是在安口煤矿东边，现在的安口火车站对面的山坡上。罪犯是一个50多岁的犯人似乎叫李清义，因犯奸淫幼女罪执行枪决。还有一次是在146“十捱转弯”一片玉米地影响较深，罪犯名叫何立人是杨矿赵家沟人，兄弟二人迫害何立人的妻子致死，哥哥被判无期弟弟被判死刑。我跟大一点的伙伴随开公审会的人流去了刑场看热闹，刑场人山人海，回想起来xx也确实血腥。行刑时死囚背靠行刑人，执行者戴着口罩和黑眼镜（据迷信说法是避免死囚看到行刑人的面目，我想{zd0}的可能是防止死囚家人认出后报复）执行者手持半自动步枪，站在死囚后
每年公审会后，县中级法院的判决布告必不可少，公审会结束后就马上张贴在小镇人多的路口墙上，公布了犯罪分子的罪名、犯罪事实和根据《刑法》何条判刑的依据，有期徒刑的罪犯名下划红线，死刑犯的名字用红笔打“X”特别醒目，常有“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字句。原来这是于 3、童年快乐的精神乐园----“电影院”和“露天电影” 童年看电影的经历是不能不写的，六、七、八十年代安口电影院（{wy}）是小镇大人、小孩子的精神娱乐乐园。我还记得一场好的、新的电影在小镇所引起的轰动，卖票窗口拥挤不堪，更有甚者骑到人头上在窗口买票，为买票经常有人在电影院门口斗殴。安口电影院可能修建于60年代初期，记得早期（80年代初期以前）影院都是长条椅，能容纳1000多人。
在当时电影院的建筑空间是比较大的，小镇上大的活动和集会、企业文艺汇演、秦腔戏剧常在这里登场，放电影经常是座无虚席。上小学以后，随着国内动画电影的丰富多彩，看电影的机会多了起来，学校经常组织到电影院包场。《大闹天宫》、《渔童》、《小蝌蚪找妈妈》、《猴子捞月》、《神笔马良》、《哪吒闹海》、《大闹天宫》、《草原英雄小姐妹》、《半夜鸡叫》等优秀国产动画片，就是那个时期看的，它给我们快乐的童年，抹上了一笔亮丽浓重的色彩。那个时代看电影是人们{zd0}的文化享受，对孩子们来说更像过一个盛大的节日，在看电影的前几天我们真是寝食难安，兴奋异常地企盼那一刻到来。看电影的那{yt}，全校同学排着队，唱着嘹亮的歌曲，浩浩荡荡开进电影院的院子里列队等候，然后依次进入坐下，欢歌笑语充满了电影院的每一个角落。焦急的期盼中，电影终于开演了，我们望着从背后墙上、头顶上高高的小窗口里射出来长长的、像蓝雾一样的光束忽轻忽重，忽浓忽淡，不断交替变化，映到舞台正中的银幕上，就变成了各种各样鲜活的人物和绚丽多彩的风光景色，真是太神奇了。然而，好景不长，随着“xx”的到来，电影院里的莺歌燕舞渐渐销声匿迹，{zh1}戛然而止。中学时代，正是“xx”疯狂的年月，大量电影被当作封、资、修的黑货，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一年到头，尽放八大“样板戏”、只有台词早被我们倒背如流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的“三战”片，还有《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在十月》、《第八个是铜像》、《永生的战士》、《宁死不屈》《摘苹果的时候》《火车司机的儿子》等外国电影，那时除去学校包电影，我们常常能为逃票混看一场电影而绞尽脑汁。舞台前银幕后常是我们这些逃票孩子的座位，那时家里没有钱，二角钱一张的电影票有时也买不起，高明一点的手法是收集用过的旧票和副卷，把“副卷”粘贴作假到肉眼看不出，才能哄过验票人混入影院；还有的办法就是从隔壁宝鸡汽车站“爬狗洞”“xx头”混入；我在电影院有同学，有过几次躲在同学家里躲避工作人员的清场的经历。混入影院后没有座位，常一群群围在舞台前、银幕后坐在地上欣赏电影，为剧情欢笑流泪。混看电影当然常有遇到工作人员清场的危险，常因用手电筒在过道照的无处躲藏，在工作人员的喝斥下被清出场外，因无法看完电影而怪自己运气不好。记得往往映正片之前要放新闻纪录片和农业科教片，那时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单位里去看露天电影的确是老百姓了解国家大事的重要渠道。不知何年安口各厂矿都修起了职工俱乐部也同时放映电影，座位都是折叠椅的，观众欣赏电影舒服多了。安口电影院为了竞争观众，也将长条椅改造为折叠椅，但它控制着安口的放映市场，其它俱乐部要放映同样的影片要“跑片”并收取一定的管理费。我的少年时代基本上处于“xx”后期，迄今为止，脑子里总有一个印象：那个年代文化生活跟物质生活一样贫乏。绝大部分电影都是颠来倒去重复着看的，有些电影至少看过五六遍。那时有句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朝鲜电影又哭又笑”，成为当时电影的真实写照。即使这样我们也痴心不改，百看不厌，电影的巨大魔力，吸引着当时文化生活极度匮乏已近枯竭的人们。“xx”末期上演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似乎给当时的电影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使百无聊赖的小镇电影院，出现了昙花一现的轰动。人们争相涌向电影院，为购买一张《卖花姑娘》的入场券而先睹为快。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我至今影响深刻，反映的是主人公花妮、顺姬姐妹在南朝鲜统治时期，为了养活被地主婆推入火盆而双目失明的母亲，在城市卖花的故事。情节凄婉、生动，看过这个电影的人无不掉眼泪，尤其是女同志，个个哭的泪流满面。虽然那时候我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子，看到电影上花妮、顺姬的母亲被地主婆欺负，看到她们两个为了养家糊口在街头卖花的凄惨景象，也不由的眼泪汪汪，激发了我对万恶的旧社会的刻骨仇恨。
那时各单位时兴放“露天电影”作为固定电影院的补充，县上还有许多流动放映队负责本区域的厂矿企业，乡村公社、学校的电影宣传任务，“露天电影”是老百姓不多的娱乐活动之一，我记得上学时与小伙伴们最远到华亭二中（秘密图纸）、小庄子华丰厂（侦察兵）去看过两场露天电影。放“露天电影”非常简单，在一片空地的中央架起放映机，在空地的另一侧埋下两根较粗的树桩或竹杆，然后在中间挂上一块白帆布就成了银幕，有时一面白色的墙壁也可以当作银幕。单位放电影提前知道消息的人家则早早地吃完晚饭指派小孩搬了小板凳，去放映场那片空地上占领前排的有利位置。现在想起来，那时的“露天电影”虽然是黑白的，在室外视听效果都不是很好，我们有时候故意跑到幕布的背面去看，电影中人物的手势、银幕上的电影字幕，跟正面相反，觉得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但它留给我们的那一份快乐，正如那xx褪色的黑白铭刻在我们的记忆里了。记得146队常放“露天电影”二中上完晚自习，放学回家常能在那里溜上半截电影。至xx结束，电影院一下子缤纷多彩起来，再后来，就开始放《春苗》、《创业》、《青松岭》、《难忘的战斗》、《秘密图纸》、《侦察兵》《渡江侦察记》、《车轮滚滚》国产爱情片《庐山恋》、《小花》等等，还经常放映一些诸如《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之类的进口故事片，可能因为xx期间影片封存的缘故，xx后那几年国外的片子特别多。而电影也越来越成为普通市民的生活娱乐方式。从我记事的7、80年代二十年中我看了大约二、三百部经典老电影是我健康成长的宝贵财富。 往事如烟，遥远而模糊。童年看电影的记忆，虽像退了色的胶片，但残存在记忆中昔日的情景，仍不时会一幕幕袭上心头。每当想起童年进入安口电影院和看露天电影的日子，美好的心情顿时会摇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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